莱辛
莱辛（1729～1781），德国作家，出生在贫穷的牧师家庭，1746年入莱比锡大学学习，和莱比锡活跃的戏剧界接触，在柏林参加过报刊编辑工作。他终生为了能靠写作维持独立生活而奋斗，但是一生贫困，不得不先后充当一个将军的秘书，又为一个公爵管理图书。莱辛在戏剧理论、戏剧创作和美学方面作了杰出的贡献。此外，他也写过诗体和散文体的寓言、有关哲学和神学的评论文章。
莱辛在1759年完成《寓言三卷集》和《关于寓言的论文》。他推崇伊索寓言，反对拉封丹及其追随者过于雕琢的语言。莱辛这三卷寓言是用散文写的，语言精炼，风格朴素。
这些寓言已经显露出莱辛对德国现实的批判的锋芒。《好战的狼》揭露了普鲁士专制政权侵略好战的本性。《水蛇》通过一条吞食青蛙的水蛇刻画出统治阶级的残暴。《驴和狮》叙述一只驴子和狮子为伴就蔑视同类，讽刺了市侩小人的虚荣。《驴和狼》、《宙斯和绵羊》等，用一系列软弱无能的动物形象鞭挞了德国市民阶层中苟且偷安的思想。此外还有不少则寓言对当时德国文艺界现象进行了批判：《鸵鸟》嘲笑只唱高调、没有创作成果的作家；《夜莺和云雀》讽刺脱离群众的作家。莱辛的寓言简短有力地表达了他的进步思想和批判精神。
莱辛的重要美学论著是《拉奥孔，论画和诗的界限》（1766年）。作者通过特洛亚祭司拉奥孔父子三人被蛇缠死的故事在古代造型艺术和诗歌中的不同处理，来探讨画和诗反映现实的不同方法。自古以来，文艺理论家对于这两种艺术都未能划清界限。贺拉斯说“诗即画”，古希腊诗人西摩尼得斯认为画是无言的诗，诗是能言的画。这类论点延续了千百年，一向被人接受，当时德国著名的艺术理论家温克尔曼（1717～1768）在他的古代艺术研究中，也没有摆脱这种观点。莱辛认为诗和画各有特点，雕刻、绘画之类的造型艺术应表达出最精彩的“固定的一瞬间”，而诗则应模拟在时间上连续不断的行动。莱辛分清诗和画的界限，是为了强调诗具有自己独特的作用，应该表现人的个性和感情，描写斗争，以满足资产阶级文艺的需要。
莱辛毕生从事戏剧活动。他主张德国必须有自己的民族戏剧，作为争取德国民族统一的有力工具。他认为戏剧是文学体裁中的最高形式。早在《关于当代文学的通信》（1759～1765）中，莱辛已经谈到关于民族文学的主张，尖锐地批判了高特舍特，提出要以莎士比亚为榜样。
1767年，汉堡建立民族剧院，莱辛为剧院的历次演出撰写评论。但这个剧院开办一年便倒闭了，莱辛把他的评论辑录出版，分为上下两卷，每卷各52篇，命名《汉堡剧评》（1767～1769），成为德国资产阶级戏剧理论的重要文献。
《汉堡剧评》涉及的问题很广。莱辛针对当时戏剧缺乏明确的目标这一情况，强调戏剧的教育作用，主张剧院应当成为改进道德的学校。他认为德国应当有自己的民族戏剧，反对许多作家对法国古典主义悲剧的模仿和崇拜，他讽刺这些人“比法国人更法国化”。他要求戏剧反映18世纪德国资产阶级的现实，提倡写市民悲剧，因为市民阶层的普通人也可以有不平凡的命运，更容易引起周围人们的同情。莱辛也批判了从内容到形式都极其混乱的“历史大戏”。他号召向莎士比亚学习，因为莎士比亚的剧作体现了资产阶级的情感和愿望，忠实地再现了丰富多彩的生活。莱辛探讨了“模仿自然”的问题，要求文学反映客观现实。他说，作家在刻画人物性格时，必须合乎“内在可能性”，合乎自然，也就是要有逻辑性和真实性。他反对戏剧中的三一律，说它们妨碍了“模仿自然”的原则。
莱辛又提出作家在描绘客观现实时，必须善于区分主要和次要的东西，把注意力集中在本质的事物上。关于历史剧，他说剧作家不是历史学家，剧作家采用历史故事，只是为了创作上的需要，不必追究历史细节。但是人物性格不应脱离历史环境，必须刻画出特定环境中特定人物应有的性格，即性格和环境要有内在联系。
莱辛的戏剧创作是他的戏剧理论的实践。他以简洁鲜明的语言反映时代的关键性问题，发挥了反封建、反教会的启蒙思想。
莱辛早年就开始戏剧创作，其中《萨拉·萨姆逊小姐》（1755年）可以说是德国市民悲剧的真正开端。他的著名剧作是喜剧《明娜·封·巴尔赫姆》、悲剧《爱密丽亚·迦绿蒂》和诗体剧《智者纳旦》。
《明娜·封·巴尔赫姆》（1767年）又名《军人之福》，写七年战争（1756～1763）后的一段故事。普鲁士军官台尔海姆和敌国萨克森一个贵族小姐明娜·封·巴尔赫姆相爱订婚，随后经过种种波折，终于圆满成婚。作者塑造了一个有理性的、道德完美的理想人物台尔海姆，来体现他的启蒙思想，强调道德的感化作用。这部剧本也反映了普鲁士国家的黑暗。普鲁士国王为了维持他的专制统治，只允许贵族和外国人在他的军队里充当军官，象台尔海姆这样有开明思想的人却遭到排斥。剧中还通过旅馆老板探人秘密的活动，揭露了普鲁士的警察特务制度。全剧结构紧凑，对话生动，饶有风趣。
《爱密丽亚·迦绿蒂》（1772年）的故事发生在15世纪的意大利，叙述一个公爵想诱骗爱密丽亚，采用宠臣玛利奈利的计谋，在爱密丽亚去结婚的路上，雇用一批强盗杀死她的未婚夫，把她骗到家中。爱密丽亚的父亲欧多阿多为了保护女儿的贞操，忍痛杀死了她。剧中的公爵是德国十八世纪荒淫无耻的封建统治者的化身。玛利奈利是一个长于谄媚、善用阴谋诡计的宫廷侍从。爱密丽亚是市民道德教育下安分守己、未通世故的女子。剧中最有典型意义的人物欧多阿多是一个没落贵族，他具有资产阶级思想，痛恨统治者，不愿和宫廷交往，但他软弱无力，只采取躲避的态度。女儿被骗入宫，引起他心里“理智和愤怒”的交战，他要为“受害的道德报仇”。他杀死女儿，便认为保存了她的贞操，取得了道义上的胜利。这体现了德国资产阶级的特点。他们厌恶封建统治阶级的道德败坏，但是没有力量向统治阶级进行面对面的斗争，只能用市民道德来和它对抗。这是德国文学中一部杰出的市民悲剧。
《智者纳旦》（1779年）是莱辛和德国正统教会论战、反对宗教偏见的作品。故事发生在十字军东侵时代的耶路撒冷。一个信仰基督教的神庙骑士被回教的苏丹俘虏，一天，犹太富商纳旦家中失火，骑士从火中救出纳旦的养女莱霞，两人发生了爱情。但他们信仰不同，不能结婚。这时苏丹因国内财政困难，求助于纳旦。谈话之间，苏丹问纳旦，基督教、回教和犹太教中，哪一种是真正的宗教。纳旦用3个戒指的典故说明各种宗教应该彼此容忍，不应互相敌视。最后弄清了真相，原来莱霞和神庙骑士是兄妹，都是苏丹的侄辈。
戒指的故事出自薄伽丘的《十日谈》，写三兄弟从父亲处各得戒指一枚，其中一真二假，法官劝告他们只要自己努力，任何一个戒指都会显示力量。莱辛以此说明三种宗教都有价值，反对正统教会的偏狭，宣扬了启蒙运动的容忍思想。作者寄希望于人类互爱的远景，只想用一种理想的人道主义来战胜愚昧世界的反抗。
莱辛在德国政治经济落后的情况下，勇敢地揭露封建统治阶级的腐朽，批判宫廷文艺，宣传启蒙思想，提高民族觉悟，为德国文学开辟了新的阵地，给了同时代和后代的作家以深刻的影响。
歌德
歌德（1749～1832），原名约翰·沃尔夫冈·歌德，是18世纪末19世纪初德国的伟大诗人、作家和思想家，他的创作把德国文学推向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峰，并对欧洲文学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是欧洲文学史上一个具有重要地位的人物。
歌德出生于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市一个富裕市民的家庭。祖父本是一手工业者，经商致富。父亲从事法律事业，但一生不得志，曾买得宫廷顾问的职务。母亲是当地市长的女儿。少年时期的歌德曾得到良好的文化教育，爱好文艺。
1765年，歌德按照父亲的意愿到莱比锡大学攻读法律。但是，他对法律不感兴趣，径自学习文学、绘画、自然科学，在宫廷文学和古典主义文学的影响下，学习写诗和剧本。1768年因病辍学。
1770年，歌德病愈，到斯特拉斯堡大学继续上学。斯特拉斯堡地处德法边境，较多接受法国革命思想的影响。斯特拉斯堡也是“狂飙突进”运动的策源地。歌德在这里接受了卢梭的影响，接受了斯宾诺莎的哲学思想，更重要的是他结识了“狂飙突进”运动的领袖赫尔德和一批青年作家。赫尔德引导他学习荷马和莎士比亚的作品，引导他收集和学习民歌，从而使他摆脱了宫廷文学和古典主义的影响。在这时期，歌德写出了一批感情真挚、旋律优美的抒情诗，如《欢会与离别》、《五月之歌》、《野玫瑰》等，这些作品至今仍被人们认为是德国诗歌史上脍炙人口的名篇。
1771，歌德获得斯特拉斯堡大学法学博士的学位，结束了自己的学业。回到故乡后，做了一名律师。但是他把主要精力放在文学创作上，写出了一批体现“狂飙突进”精神的优秀作品，成为他青年时期的创作高潮。
为了塑造具有反叛精神的形象，歌德曾从历史著作和古代神话中汲取题材。1773年他完成了一部历史剧《铁手骑士葛兹》。这部作品取材于16世纪宗教改革、农民战争时期的德国史实。
剧中主人公葛兹原是当时的一个骑士，他反对大封建主，参加过农民起义，后来背弃农民，因失败而被囚。歌德怀着极其兴奋的心情读了有关葛兹的史料，称他是“最高贵的德国人”。经过六周的努力，歌德便用葛兹的事迹写成了一部剧本。在剧中，歌德以生动的戏剧场面，再现了宗教改革时期复杂的社会图景。剧中所描写的那个分崩离析、充满着暴力压迫和阴谋诡计，因而矛盾重重、动荡混乱的社会，也使人联想到十八世纪的德国，激起人们对于封建统治的仇恨。
在歌德笔下，葛兹是一个善良、正直、勇敢、坚毅的人，一个争取自由的英雄。他反抗大封建主和大主教，拥护皇帝，希望建立一个统一的德国，直到临死仍在呼唤着“天国里的空气呀！——自由！自由！”他的反封建争自由的倾向体现了“狂飙突进”运动的精神。所以恩格斯称赞这个剧本是“向一个叛逆者表示哀悼和敬意。”葛兹形象也有没落骑士的局限性。他以个人力量反抗封建主，实际是维护骑士的独立地位。他被迫参加农民起义，力图把起义限制在温和的范围之内。
在艺术上，这个剧本有意学习莎士比亚而不遵守“三一律”。剧中场面丰富，情节复杂，人物众多，语言生动，但不注意舞台技巧，难于上演。剧本发表后，轰动了整个德国，一时间仿效之作蜂起，形成了一个写历史剧、写“骑士剧”的热潮。歌德因而获得全国的声誉，成为“狂飙突进”运动的主将。
这一时期，歌德还着手写诗剧《普罗米修斯》。这部作品的思想倾向与《铁手骑士葛兹》一脉相承，不过它不是运用民族历史题材，而是古希腊神话的题材，为的是更便于创造理想化的人物。剧本只写了前两幕和第3幕的片断，但普罗米修斯形象的反叛精神已相当突出。他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人，领导人类反对宙斯的神权统治。他蔑视神威，谴责神的不义。这些都表达了德国先进分子的觉醒。
青年时期歌德最重要的作品是一部小说《少年维特之烦恼》。这是他根据自己1772年在魏茨拉实习时的一段生活经历，又综合了其他的一些见闻而写成的作品。小说不是取材于历史和神话，而是取材于现实。主人公是德国青年维特，他与绿蒂的一段爱情悲剧构成了作品的情节基础。
维特是18世纪德国进步青年的典型形象。他思想敏锐，才华出众，热情奔放，渴望自由。他崇拜大自然，热爱淳朴的村民和天真的儿童，向往着人的自然天性能得到解放。但是，围绕着他的环境却是一个腐朽、顽固、庸俗、鄙陋的社会。公使馆里的繁文缛节，上司的无理挑剔，使他陷于无所作为的境地。森严的等级，贵族的傲慢无礼，更使他怒不可遏，他的才能招来市民的妒恨，他的美好理想招来人们的非议。维特与周围的现实格格不入，孤独而愁闷。当他看到贤淑、善良、勤勉的绿蒂时，他仿佛在丑恶的现实中发现了美好的人。在维特看来，绿蒂是质朴纯真的人的自然本性的体现，便寄以全部的热情和无限的崇拜。然而，绿蒂也跳不出平庸生活的圈子，她宁肯服从礼俗而牺牲爱情。这就使维特陷入绝望的境地。维特的性格过于软弱。他憎恨周围暮气沉沉的现实，但只是停留在孤独的感伤和愤慨，或者想到用刀子捅进自己的心坎，割破自己的血管，并不去改变现实。最后以自杀了此一生。维特的自杀是他对那个令人窒息的社会所进行的孤独而消极的反抗，也是他憎恨社会又找不到出路的必然结果。
小说通过维特这个叛逆者与周围环境之间的矛盾，对于当时德国的丑恶现实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对于封建的德国社会进行了公开的挑战。
小说采用维特致友人与致绿蒂的书信以及他的日记片断的方式写成，分为两编。这种文学形式把叙事、抒情、描写、议论自然地融为一炉，既便于直抒胸臆，使全书带有强烈的感情色彩，又便于对素材进行自由灵活的裁剪，通过主人公的主观感受，深刻地反映社会现实。
这部作品突出地表达了德国进步青年的情绪，所以它一出版就受到了青年们的狂热的欢迎，许多人从中找到共鸣，不少人模仿维特的服饰，一时形成了“维特热”，甚至有人学维特而自杀。为了使小说不再产生不良后果，歌德在小说1775年再版时，在第二编之前加上一节序诗，劝导青年们“做个堂堂男子而不步维特的后尘”。这部小说不仅在德国风行一时，而且很快就被译成欧洲各国的文字，在国际上引起轰动。
1775年11月，歌德生活史上发生一件具有转折意义的事情。他接受卡尔·奥古斯都公爵的邀请，来到了魏玛，后来就定居在这里。当时的魏玛公国不过是一个面积仅仅36平方英里，人口仅有10万的封建小邦。歌德却以为魏玛的统治者比较开明，自己可以在这里从事实际工作，施展才能，实现抱负。因此，不久他便在魏玛的朝廷中做官。先任枢密顾问、枢密大臣，后升任内阁大臣，主持魏玛公国的政务。整整10年间，歌德很少进行文学创作而忙于行政事务。他热心地实行社会改良，如整顿财政，精简军队，恢复矿山，修筑公路，减轻农民赋税，发展文化教育等等，有时还要侍奉公爵出游狩猎。
歌德从一个反叛作家变成了一个封建小朝廷的官吏和宫廷文人，但是，他的内心是充满着矛盾的。由于行政工作，他接触现实，了解社会，克服了狂飙突进的幻想，增添了脚踏实地进行改革的动力。但是他的改革遭遇重重阻力，很少奏效。是继续这样为魏玛公国勤勉工作呢，还是超脱世俗，用足够的时间和精力为人类谱出理想的高歌？是克制自己，向环境妥协呢，还是任凭自己诗人的感情与想象向远方驰骋？这样的矛盾纠缠着歌德。然而为了行政工作，他不得不在许多方面对外妥协，对己克制。为此他常常感到痛苦。他曾一度对政务厌倦，埋头于自然科学研究，发现了人的颚间骨。1786年9月，他再也不能忍受这种令人窒息的环境，改名换姓，独自一人乘驿车逃离魏玛，来到了他早已向往的意大利，希望在另一个环境中求得新生。
在意大利，他游遍了各个城市和西西里岛。宏伟的大自然，丰富的文化遗产，淳朴的民间生活，都使他心旷神怡。他仿佛重新“找到了自己”，成为一个充满着活力和创作激情的人。他对古代艺术发生了浓厚的兴趣，接受美术史家温克曼的观点，认为古代艺术体现了一种淳朴、宁静、和谐的理想的美。他在意大利生活了两年。1788年4月返回魏玛，但不再参与政务。
意大利之行使歌德转入“古典”主义。歌德用新的观点批判地回顾了自己的过去，放弃了“狂飙”式的幻想而追求宁静、和谐的人道主义理想。与此同时，歌德恢复了创作热情，完成了一些他早已动手的作品，其中重要的如《埃格蒙特》、《伊菲格尼亚在陶里斯》、《托夸多·塔索》以及《浮士德》的部分场景。
历史剧《埃格蒙特》（1789年）写16世纪尼德兰人民的反侵略斗争。剧中描写了许多群众场面，描写了起义前夕紧张的社会矛盾。主人公埃格蒙特是一个同情人民的贵族，他在对敌斗争中态度游移不定，一方面希望人民得到自由，另一方面又反对起义，要求人们在暴政面前保持平静，“勤恳工作，安分守己”。他的被囚激起了人们的怒潮。全剧在他关于自由的幻想和为自由而斗争的呼吁中结束。歌德从1775年就开始写作这部剧本，因此剧中保留着“狂飙突进”的反叛精神，但这种精神已明显降低。
《伊菲格尼亚在陶里斯》标志着歌德从“狂飙突进”到“古典”主义的转变。歌德在1779年写成该剧的散文本。1786年从意大利回来后，又把它改成剧本。这个剧本采用古代的题材，但是主人公伊菲格尼亚不是古代神话和悲剧中那个以智取胜的姑娘，而是一个体现了人性感化力量的理想的女性。她来到陶里斯后，说服国王废除了当地屠杀外来人的陋习。当国王因自己的求婚要求不能满足而欲恢复这一陋习并处死她弟弟的时候，她能用自己高贵的德行和真诚的感情打动国王，启发国王内心的善，终于放走了他们。剧本表现了歌德以纯洁人性消除邪恶，以道德感化打动统治者完成社会改良的思想，体现了他的人道主义理想。剧本用古代戏剧的风格写成，形式完整，语言简练。
1790年完成的剧本《托夸多·塔索》以16世纪著名意大利诗人塔索的身世为题材，写他从一个敢于揭露宫廷腐败的反抗者变成一个自我克制、安于现状的庸人。塔索在菲拉拉宫廷的遭遇颇似歌德自己在魏玛的处境。塔索形象中也包含着作家本人的体验。因此歌德曾说“这个剧本是我的骨头中的一根骨头，我心中的一块肉”。
歌德的思想矛盾在法国大革命时期表现得更加明显。革命爆发时，他热情欢呼，也能认识到这次革命将是“世界历史上的一个新时代的开始”。但是，随着革命的深入，他却转为憎恶革命，抵制革命，甚至写作品嘲笑革命群众（如《威尼斯铭语》的某些部分、剧本《大科普塔》、《市民将军》和《受鼓动的人》）。歌德赞成“合乎自然，和平的发展进化”，不赞成革命的暴力。
在这时期，歌德对自然科学有极大的兴趣，研究过植物学、昆虫学、解剖学、光学和颜色学。他把自然界看成一个互相联系的不断进化的整体，努力寻找所谓“原形态”。但是他只承认量变，不承认质变。
1794年，歌德与席勒订交，开始了这两位伟大作家互相合作的10年。他们俩在魏玛共同主办剧院，主编文艺杂志，合作写成了一批诗歌作品。1796年他们合作所写的400多首警句诗，无情地讽刺了当时文化界的不良现象。1797年。他们又一起写了一系列谣曲，其中著名的《掘宝者》、《魔术学徒》、《科林斯的未婚妻》等就是歌德此时创作的诗篇。与此同时，他俩还各自完成了自己的一些重要作品。歌德写出了《威廉·迈斯特的学习时代》（1795～1796）、《赫尔曼与窦绿苔》（1797年）和《浮士德》第一部（1808年出版）等，成为他一生中又一个新的创作丰收时期。
《赫尔曼与窦绿苔》是一部古典牧歌式的叙事诗，描写法国大革命时期，德国某小镇上一个家境宽裕的青年与莱茵河左岸逃难过来的姑娘的爱情故事。歌德反对大革命带来的混乱，而赞美封建宗法式的田园生活。
进入19世纪以后，欧洲与世界都有了很大的变化，欧洲人民与封建势力的斗争仍在进行；资本主义工业化促进了科学技术的大发展，也使得欧洲一些国家的劳资矛盾日益显露；与此同时，世界文化交流空前频繁，东方文化大量传入欧洲。歌德以极大的兴趣来接受新事物，对于当时兴起的许多自然科学学科和许多工程建设计划，诸如苏伊士运河、巴拿马运河的开凿计划，他都很热心。他还研究了傅立叶、圣西门等人的空想社会主义著作。这种好学不倦，积极接受新事物、新思想的态度，表现歌德宽阔的胸怀和不断追求更高理想的进取精神，虽不能使他克服内心的矛盾，摆脱庸人习气，却能帮助他保持不断前进的内在动力，了解时代的先进思潮。
歌德曾以极大的兴趣研究阿拉伯、波斯、印度和中国的文学与哲学，神游于东方世界，写出大量诗歌，后来收集在《西东合集》（1819年）中。他在看到了《好逑传》、《玉娇梨》、《花笺记》等中国小说和中国诗歌作品的译本之后，大为赞叹，甚至模仿中国诗歌的风格写了14首抒情诗，题名《中德四季晨昏吟咏》。文化交流大大扩充了歌德的文学视野，使他预见到从民族文学向世界文学发展的前景，从而提出了“世界文学的时代已快来临”的著名论断。
歌德的晚年是在隐居生活中度过的。他以惊人的毅力埋头写作，完成了一些重要作品，如长篇小说《威廉·迈斯特的漫游年代》（1820～1829）、《亲和力》、自传《诗与真》、（1811～1830年间完成，共4卷）《意大利游记》（1816～1829）、《出征法国记》（1822年）等，当然，最重要的是完成了他“毕生的主要事业”——诗剧《浮士德》。
《威廉·迈斯特》（包括《学习年代》和《漫游年代》）是在歌德全部创作中地位仅次于《浮士德》的重要作品。歌德从1776年着手写作，1796年完成上部《学习年代》，1829年完成下部《漫游年代》。它的创作过程贯穿歌德一生的几个重要时期。这是一部描写一个人的成长发展过程的教育小说。主人公威廉·迈斯特是富商之子，他不满于周围平庸狭隘的市民生活，希望从事有益的工作，实现远大的抱负。他离开家庭后，一度迷恋过女演员，从事过商业，后来参加流浪剧团，在一个偶然的机会，结识了一位开明贵族罗塔利奥，此人从参加美国独立战争回来即解放了自己的农奴，组织了以服务人类为宗旨的秘密团体。威廉从这里找到了自己的生活目标，于是脱离剧团，加入了这个团体。威廉渴求个性的协调发展。在他的个性形成过程中，我们看到了他与周围现实的矛盾，但是歌德并不想改变现有的秩序，只是寄希望通过开明贵族之手来改革现实。
小说的下部，在思想内容和结构上与上部都没有紧密的联系，描写威廉与他儿子费利克斯的漫游，但主人公只起情节线索的作用。威廉曾把他儿子放在“教育区”培养，那里的人过着集体生活，人人勤奋劳动，互敬互爱。这是歌德针对当时资本主义发展带来的种种社会弊病而提出的空想。但是那里的集体劳动是以手工业为基础的。威廉后来从漫游中认识到人应该对社会有益，决定当医生。小说在威廉与儿子的团聚中结束。
威廉·迈斯特是德国资产阶级进步青年的形象，他的漫长的生活经历反映了德国进步人士对社会理想的探索过程。小说的最后结论是：为集体劳动，为人类造福才是真正的生活理想。这里反映了空想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但是上部所写的理想由开明贵族提出，下部提出的社会改革方案是一个逃避现实、回避革命、妥协容忍的乌托邦。
1832年3月22日，歌德病逝。歌德的一生是漫长的，也是不平凡的。他为德国人民留下了极其宝贵的遗产。1919年编纂竣工的《歌德全集》达143册。他的思想是那样广阔，他的著作涉及到那么多的领域，真可谓博大精深。歌德的一生中也充满着矛盾。他生活在封建制度崩溃，资本主义欣欣向荣，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的大变革年代，当时的德国虽然落后，缺乏革命的条件，但是作为一个伟大的诗人，对于这样一个风云变幻的时代不能没有反应。歌德自己说过：“我出生的时代对我是个大便利。当时发生了一系列震撼世界的大事，我活得很长，看到这类大事一直在接二连三地发生。对于七年战争、美国脱离英国独立、法国革命、整个拿破仑时代、拿破仑的覆灭以及后来的一些事件，我都是一个活着的见证人。因此，我们得到的经验教训和看法，是凡是现在才出生的人都不可能得到的。”
歌德总是积极关心现实，孜孜不倦地学习和探求，努力赶上时代前进的步伐。但是，作为一个德国资产阶级的代表，他又无法摆脱这个阶级与生俱来的鄙俗和妥协性，再加上德国现实的限制，使他的思想和创作都充满着复杂的矛盾。
席勒
席勒（1759～1805），原名约翰·克里斯托弗·弗利德里希·席勒，是18世纪德国的杰出诗人和戏剧家。他与歌德一起把德国的古典文学推向高峰，为德国民族文学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席勒出生于符腾堡公国的马尔巴赫城，父亲是医生，做过小军官，母亲是面包师的女儿。1773年，13岁的席勒被强行送进了人称“奴隶养成所”的军事学院，先后学习了法律和医学。在这里度过的八年囚徒式的生活，养成了他对专制统治的憎恨和对自由的渴望。
席勒通过一位教师接受了“狂飙突进”运动的影响。他如饥似渴地阅读了莎士比亚、卢梭的作品，也读普鲁塔克的作品，更热衷于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等具有狂飙突进精神的当代德国作品。就在此时，他开始秘密地写诗、写剧本。
1780年，席勒毕业于军事学院，在斯图加特做军医。1781年，他自费出版了剧本《强盗》。次年，该剧在曼海姆剧院上演。席勒未经公爵允许就越境去那里观看，为此而被关进禁闭所，被剥夺了写剧本的权利。席勒不能忍受这种迫害，1782年9月即与一友人逃离斯图加特。此后，他在曼海姆、法兰克福、莱比锡等地流浪，靠朋友接济而生活。1787年去魏玛，不久定居在那里。在这时期，他写了不少诗歌，发表了他青年时期最好的剧本《阴谋与爱情》（1782年），此外还有《斐哀斯柯》（1783年）、《堂·卡洛斯》（1787年）等。
在“狂飙突进”运动的影响下，青年时期席勒的创作充满着反暴政、争自由的革命精神。处女作《强盗》就是一部反封建反专制的杰作。主人公卡尔是穆尔伯爵的长子，因弟弟弗朗兹的离间而被父亲逐出家庭。离家后他到波希米亚一带入伙为盗，被选为首领。当弗朗兹毒害老父、强占他未婚妻爱米丽亚时，卡尔救出了他们。爱米丽亚劝他脱离盗群，重新生活，但受到众盗的反对。卡尔遂杀了未婚妻，去官府自首。卡尔是一个有理想、有作为的进步青年的形象。他仇恨暴政，蔑视法律，同情被压迫人民，而且想要改造社会，在德国建立一个共和国，“让罗马和斯巴达与之相比都不过是尼姑庵”。他参加盗群，用恐怖手段对统治者进行复仇。当然，他的个人反抗并没有什么成果，最后屈从于他一向蔑视的法律。尽管如此，全剧的反暴政倾向是非常鲜明的。剧本的第一版引用古希腊医学家希波克拉忒斯的话“药治不了的，要用铁；铁治不了的，要用火”作为题词，第二版的扉页上，又添上“打倒暴虐者！”的铭语，更突出了剧本向专制统治展开暴力斗争的思想。所以恩格斯称赞它是“歌颂一个向全社会公开宣战的豪侠的青年”。
《强盗》的演出获得成功，观众对它报以狂热的欢迎。据记载，演出时整个剧场欢声雷动，观众们瞪着眼、握紧拳、顿足踏地，互相拥抱。“剧场活象一座疯人院”。
《斐哀斯柯》是席勒的第一部历史剧，描写十六世纪热那亚共和主义者反暴斗争的故事。由于剧中所写的反专制斗争的领导者是个阴谋家，因而使人对斗争的胜利和前途感到失望。但全剧的反专制的倾向是非常强烈的。剧中包含有群众场面和紧张的戏剧冲突，这都是后来席勒历史剧所具有的一些特色。
《堂·卡洛斯》以16世纪尼德兰解放运动为背景，写西班牙宫廷中进步势力与反动势力的斗争，这是席勒青年时期的最后一个剧本。剧中仍然回响着反对专制、渴望自由的基调。但是主要人物波沙把自由理想的希望寄托在统治者身上，妥协的倾向已很明显。它标志着席勒从“狂飙突进”向“古典”主义的过渡。
80年代中期以后，德国的“狂飙突进”运动逐渐衰落，席勒的反叛精神也逐渐衰退，而且中断了文学创作活动，转为研究历史和哲学。从1785年到1794年，他写过《尼德兰独立史》（1788年）、《三十年战争史》（1791～1793）等著作。其间还担任过耶那大学的历史学教授。
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时，席勒曾给以热烈的欢迎。他的《强盗》在巴黎上演，他本人被法国人民推选为共和国的名誉公民。但是，雅各宾党专政后，他被革命暴力所吓倒，变成了革命的反对者，甚至表示要在路易十六受审时为之辩护。与此同时，他钻进了康德的唯心主义哲学，热衷于美学。席勒的美学思想是他回避现实斗争，害怕暴力革命，而从精神领域去寻求社会出路的结果，即主张“通过美来达到自由”。他认为暴力手段不可能实现真正的自由，只有通过审美教育才能恢复人性的和谐统一，实现内心的自由，从而达到理想的和谐的社会。这就是他在《审美教育书简》（1795年）中所表现的主导思想。
1794年，席勒与歌德订交，从此开始了他的生活与创作的新时期。他们二人的思想方式很不相同，但是他们发现这种相异不但不妨碍他们对问题作出共同的结论，而且能互相补充，互相促进。
正如席勒1794年9月1日给克尔耐尔的信中所说：“我们关于不同问题的思想竟意想不到的一致，这种一致因为确实出之于观点上的截然不同就尤为饶有兴趣。每一个人都能给予另一个人所缺少的，接受另一个人所给予的。”
法国大革命后，德国出现了浪漫主义文学流派。许多浪漫派作家害怕革命而缅怀过去，从中古时代去寻找理想境界。席勒与歌德虽然同样对革命感到恐惧和失望，但是他们都不满这种向后看的浪漫主义。他们把古代的艺术与近代的（主要是浪漫派的）艺术相互比较，探讨文学健康发展的道路。席勒的最重要的美学著作《素朴的诗和感伤的诗》（1796年）就是这种探讨的产物。
他认为：在古代，在人与自然统一、人的内心和谐的条件下，产生了素朴的诗；近代的诗是在失去了这种和谐与统一的条件下产生的，诗人追怀已经失去的自然，表现理想，因而是一种感伤的诗，前者是“现实主义”的，后者是“理想主义”的，他褒扬前者而贬责后者，也就是否定当时的浪漫主义。然而，他认为真正理想的诗应该是二者的结合。
因此，在总的见解上，他与歌德趋向一致。他们从人道主义原则出发，认为理想的艺术应当描写通过理性而重新取得和谐的具有完整的人性的人。这也就是他们都走向“古典”主义的原因。
与歌德的亲密交往，使席勒摆脱了康德的唯心主义。歌德的从感性出发的、重实际的思想方式帮助他发现了自己的弱点。他在1794年8月23日那封著名的给歌德的信中说：“最近和您的一些谈话使我整个思想都活跃起来了。我缺乏客体，缺乏实体，思辨的观念太多了，而您给了我启示。”在歌德的鼓励下，席勒又恢复了文学创作的激情，出现了他的创作的又一丰产时期。
1798年，他们俩合作写了大量的警句诗——《馈赠》。次年又大写叙事谣曲。席勒的著名叙事诗《潜水者》、《手套》、《波吕克拉特的指环》、《去铁匠铺的路上》、《伊比库斯的鹤》等都是这一时期所写。在席勒创作中，除了戏剧以外，这些作品占有最主要的地位。
席勒后期创作的主要成就是戏剧。他从德国和其他国家的历史转折关头选取题材，写了一系列历史剧，也翻译和改写了莎士比亚、拉辛、莱辛、歌德等人的作品。人民群众为争取独立、自由而进行的伟大斗争，成为这一时期席勒作品的中心主题。在创作方法上他更多地靠近歌德，倾向于现实主义。1793年开始写作的历史剧《华伦斯坦》就是这种变化的标志。
《华伦斯坦》是席勒在历史研究的基础上，花了7年时间（1793～1799）完成的一部规模宏伟的历史剧，取材于德国30年战争史，共分3部（《华伦斯坦的军营》、《皮柯洛米尼父子》、《华伦斯坦之死》）。
华伦斯坦是当时一个复杂的人物。他是皇军的统帅，有统一德国的愿望，但是他有个人野心，迷信星象，又采取了勾结外敌的错误政策，最后众叛亲离，被人谋杀。剧本忠实于历史事实，描写华伦斯坦从深孚众望到身败名裂的全部过程，力图以现实主义的原则来塑造华伦斯坦的形象，同时展开了广阔的时代背景的描写：战争的破坏，人民的灾难，奥地利与瑞士的矛盾，皇帝与诸侯的矛盾。
通过这出历史悲剧，席勒写出了德国人民的统一愿望，也写出了当时德国没有出现足以实现这一愿望的力量。作品中唯一的正面人物麦克司是席勒虚构的人物，他对华伦斯坦的忠诚和绝望，更增加了剧本的悲剧性。剧本的演出获得了极大的成功。
席勒在这一时期还写了取材于16世纪英国史的《玛丽·斯图亚特》（1801年）、取材于英法百年战争史的《奥尔良的姑娘》（1801年）、取材于14世纪瑞士人民反抗奥地利统治的史实的《威廉·退尔》（1804年）等。
《奥尔良的姑娘》写法国民族女英雄贞德的故事。剧本的爱国精神对1813～1815年的德国解放战争起过积极作用，因而被称为解放战争的前奏曲。
《威廉·退尔》是席勒的最后一部剧作，也是他后期创作中最好的作品。威廉·退尔原是瑞士民间传说中的英雄。歌德在瑞士旅行时听到这一传说，本想用它来写一篇诗歌，后来他把这故事告诉了席勒。席勒巧妙地把它和十四世纪瑞士人民反抗异族侵略者的斗争历史糅合在一起，写成了一部歌颂民族解放斗争的史诗剧。
剧中描写了瑞士的湖光山色和勤劳淳朴的劳动人民，谴责了奥地利统治者的暴行。残暴的总督滥施淫威，侮辱妇女，强迫人民去建造堡垒，命令瑞士人民向挂在高杆上的总督帽子行礼，瑞士人民不能忍受这种压迫，秘密地组织联盟，酝酿起义。他们抛弃了对皇帝的幻想，决心团结一致，自己来争取自由。他们高呼“不自由，毋宁死”，“祸福与共，生死相同”的誓言，走上了斗争的道路。
威廉·退尔是一个传奇性的神箭手。他正直、勇敢，痛恨暴虐的异族统治，忘我地帮助被压迫的同胞。他曾在惊涛骇浪中驾驶渡船，帮助一个敢于反抗总督的同胞逃出虎口。但是，在瑞士人民联合起来准备起义的时候，他却对奥地利统治者抱有幻想而游离在外。他认为在统治者的暴行面前保持缄默，他们就不会胡作非为。后来，他因未向总督的帽子行礼而受到非难。总督命他射击放在他儿子头上的苹果。他忍辱从命，总督仍将他逮捕。人民的怒火就此燃烧，起义爆发。退尔也机智地逃出魔掌，射死总督。起义的人民解放了自己的家乡。
剧本歌颂了人民的力量。退尔的形象说明了人民不甘压迫，奋起反抗的道理，描写了人民觉醒的道路。剧本中还描写了贵族阶级中的开明分子如何认识人民的力量而参加起义的情节。
剧中人物众多而形象鲜明。威廉·退尔的性格变化被席勒以深刻的现实主义手法刻画得细致而真实。剧本对瑞士自然风光的描绘和抒情性场面的穿插，更加强了作品的爱国主义感情。
这部作品发表在拿破仑入侵德国之时，它反映了德国人民正在高涨的爱国情绪，鼓舞了人民的解放斗争。
席勒因长期生活困难而体衰多病，但他仍长期坚持写作。1805年5月9日因病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