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是契合了水的流动的韵律，沾染了水的灵气，两个短篇虽然情节比较单纯，却十分生动，洋溢着浓郁的生活气息；如诗如画的水乡风情清新怡人，不假雕饰的场面描写，没有矫情的语言，淳朴自然，让人耳目一新。尤其是作品所表现的人性美和人情美颇有点孙犁“白洋淀”小说和秦牧散文之韵味。然而，作为“水上部落”系列的早期代表作，这两部作品对“水上部落”生活特有的内涵的理解与挖掘，仍停留在生活的表层，而缺少应有的深厚与凝重。这个时期其他的几个作品如《夜寻渔篓妹》、《三桅船的螺号》等也大抵如此。
表面上看“水上部落”似乎颇有诗意。实际上却连接着苦难、不幸与辛酸。“水上部落”比较规范的名称叫“疍民”，指的是福建、广东、广西等沿海港湾和内河从事渔业和运输的居民，以福建闽东沿海人数为多。他们祖祖辈辈以船为家，故又称“连家船民”，一条狭窄的小船就是全部家当，一家几口人，甚至几代人的遮风挡雨、吃喝拉撒全靠它。新中国成立前他们备受歧视和欺凌，是一个被侮辱、受损害的特殊的弱势群体。因为长期在水上生活，大多数人成了“罗圈腿”而被“山人”蔑称为“曲蹄”，有“曲蹄爬上山，打死不见官”的说法，其境遇之悲惨可想而知。新中国成立后，虽然“翻身当家做主人”了，但长期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和极为险恶的生产生活环境，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依然过着风口浪尖讨生活、夹缝中求生存的日子。这样的生存状态及其生活内涵，显然不是《打渔人家》、《舟泛春溪》这类“赞美诗”式的作品所能够充分表现的。
具有正宗疍家血统的铁雪，对这种生活是谙熟的，因而当他选择了这个群体作为表现的主体时，就清楚地知道自己直面的是什么，他的作品不应该也不能停留在这样的创作层面上。于是20世纪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初，铁雪的创作开始发生了质的变化。中篇小说《血帆》当是这变化的标志。这是一部表现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闽东贫苦船民组成“闽东民船工会”参加革命斗争的作品。这部作品真实地描绘了疍民饱受欺凌的悲惨境遇，和他们奋起抗争的不屈精神。“莲妹子”一家的遭遇便是那个时期“曲蹄”遭受不幸与辛酸的真实写照。作者以细腻的笔触写出了他们生存的艰辛与困顿，写出他们在凌辱面前的无奈与怯懦。尤其那个逆来顺受的“阿爸”很有典型性地让人读出了“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悲哀。而作品刻画比较成功的是“顺佺哥”的形象，他不畏强暴，不屈从于苦难的命运，果敢而坚定地投身于火热的革命斗争，最后为之血染船帆。他英勇就义的一幕，写得惊心动魄，具有让人震颤的悲剧力量。然而由于作品依然停留在注重情节的故事性上，而对人的悲剧性境遇的内在原因缺少深入的探索与发掘，因而能够引发读者思考而产生心灵上共鸣的空间依然是狭窄的。尽管如此，这部作品在铁雪的“水上部落”系列中是有着特殊地位的，它表明作者从此“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
《炼魂》的创作印证了这一点。这是洋洋数十万言的长篇，20世纪90年代中期完成了第一部，2007年出版了增订本。这部作品虽然直接表现疍民水上生活的篇幅不多，但通过“曲蹄世家”出生的主人公苦苦追寻、历尽磨难的经历，在更为广阔的人生背景下展示了“水上部落”的生存状态。毋庸讳言，这部作品的不足是显而易见的，在艺术上还显粗糙。然而从作品中透露出的作者创作理念中的悲剧意识和由此产生的贯穿全书的悲剧精神，都很能打动和吸引人。
出生在20世纪50年代初的作者，几乎同共和国一起走过了苦难和曲折，对特定历史时期和特殊年代人的悲剧命运，有着深刻的体验。但他并不把自己的创作思维停留于此，而将主人公放在长达50余年的时间跨度里去展示其悲剧性的境遇，显示了他对人的生存状态的独具慧眼和对悲剧原因的深层次的思考。出身于“曲蹄世家”的主人公在母亲的肚子里就差点被淹死，从来到人世间起苦难就伴随着他。他以堂.吉诃德式的执着想为人类社会做贡献，却总是遭受噩运。他多次放弃“升官发财”的机会，痛苦地选择文学这“人类灵魂的工程”，却要面对家庭的嫌弃、“文学前辈”的忌妒、单位领导的白眼。他试图挽救陷入困境的矿山，却又被欺骗愚弄陷入“连天理、国法、佛谛、道义及人之常情都无法解释得清”的绝境……爱情虽然带给他慰藉，却又让他在“惊心动魄、轰轰烈烈的爱情中作甜酸苦辣的挣扎……”如此等等。当主人公在悲剧性境遇中煎熬的时候，我们看到，作者实际上在还原一个久已被人们淡忘忽略的文学理念——文学的基本精神之一是悲剧精神。并且作者不仅仅从较长的时间跨度上，也不仅仅从个体性的冲突上，而是从比较广泛的社会阶层的层面上来表达一种悲剧的情绪，这就使作品的悲剧精神具有更加丰厚和深刻的内涵和韵味。
在整部作品中最值得玩味的，是主人公的爱情遭遇。“食色，性也。”作为人的最为原始的本能，人生存的基本状态之一，爱与欲的交织，灵与肉的碰撞，往往能够摩擦出最为耀眼的火花，由此而产生的悲剧，在文学作品中也往往是最具艺术感染力的。《炼魂》所表现的主人公悲剧性的爱情遭遇，之所以吸引人，贵在有特质。主人公的初恋是在充满痛苦、孤寂乃至绝望的“上山下乡”的日子里，他投入了初恋的纯情，不料却以让人啼笑皆非的闹剧草草收场。这段故事篇幅很短，却非常真实地写出了特殊年代的蒙昧、落后的乡村人性的软弱和脆弱，写得很有质感。比较富有悲剧意味的是他的第二次爱情，作者在同是天涯沦落人的心心相印中，把苦难中的人的情感表达得格外凄婉，尤其是“表姐”的死，更是具有悲剧的震撼力，让人扼腕。与“玉蓉”的爱情故事是《炼魂》的重头戏，在作品中占据了相当大的篇幅，几乎贯穿了整部作品。虽然所描写的依然是那种两情相悦，却由于第三方的原因（如社会、家庭等）而欲爱不能、欲罢不忍，最终劳燕分飞，但作者并不满足于情节的曲折和矛盾冲突的错综复杂，而是着力于人在恋爱中丰富复杂的矛盾心理，在爱、欲、恨交织的煎熬中表现灵与肉的搏击、人性与兽性的对峙，表现人在欲望与理智冲突中挣扎的痛苦，从而袒露人性中隐秘而最为真实的部分，表达作者对社会、人生、爱情的独到见解。写得既轰轰烈烈又委婉曲折；读起来，令人在回肠荡气中唏嘘叹息。
敢于直面人生的苦难，坦然地正视人性的弱点，并深刻地剖析自我，是《炼魂》所表现的悲剧精神能够产生艺术张力的又一重要原因。一方面，面对悲剧性的遭遇，作者并不一味把原因归咎于社会，而是在揭示时代社会原因的同时把笔触探入人物内心世界，从人物的性格与环境的冲突中寻找内在因素。主人公生性耿直刚毅，不畏强势，路见不平常常挺身而出。然而这种充满豪气和激情而又显得鲁莽、愚直的性格，使他的为人处世常常感情代替理智、感情超越理性，因而显得与周边环境格格不入。这就使主人公的悲剧性遭遇带上了“堂.吉诃德式”的悲哀。小说的责任编辑所评价的“描写的一个人的灵魂和感情复杂变化的过程，描写良知怎样战胜低下的欲望、激情的觉醒以及强烈的逸出理智缰绳的激情给人造成的痛苦，正是这种淋漓尽致的描写不但震动人，乃至震惊了人”说的正是这层意思。另一方面，面对悲剧性的遭遇，作者采取的是一种积极的人生态度，尽管主人公时时处于人生的困顿，甚至绝境，却始终没有消沉，总是以百折不挠的坚忍和九死不悔的顽强在磨难中挣扎与命运抗争。而支持他执着地坚守的是一种强烈的热爱生活、热爱生命的意识。正如作者在自序中说的一段很朴实很真诚的话：“人生在世，不论富贵贫贱，不论王孙乞儿，不论男女老少；也不论社会光明或黑暗，人生幸运或逆运，都有物质或精神上的不如意处。而既然做了人，又大都不轻易去自杀给自己也给亲友带来痛苦，因此当然要想方设法挖掘生活的美，哪怕是用一把吱呀响的破二胡‘没米透天乐’地苦中作乐。”我想这是人面对生存困惑所需要的一种态度、一种精气神。正是这种积极进取的生活态度让人振奋，让人深受启迪，从而也丰富了作品的审美内涵。
相对于《炼魂》而言，新近出版的《海和尚》是一部作者悲剧意识更为强烈、作品悲剧氛围更为浓厚的长篇力作，这部作品是作者对先前“水上部落”创作的自我超越。这种超越比较突出地表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海和尚》第一次多角度全方位地表现了旧社会穷苦疍民的生活状况及其与其他社会群体的矛盾。在先前的作品中作者对“水上部落”生活的描写基本上都是一些片断，而在这部作品中作者以“莲花屿”为中心，通过错综复杂的矛盾冲突展现了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我国东南沿海的各种复杂的社会关系、风尚习俗和风土人情，深刻而全面地表现了疍民这个特殊群体险恶的生存环境和悲惨的遭遇：他们上无片瓦，下无寸土，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祖祖辈辈靠一叶扁舟在水上漂泊、流浪。“山人”的歧视、恶霸的欺凌、地痞的袭扰、同类的弱肉强食、自然灾害的侵害使他们在社会的最底层苦苦挣扎，勉强苟活。当然作者并不一味地表现悲惨，而是与此同时表现了他们对悲剧性境遇的不屈与抗争；在对他们不幸遭遇深切同情的同时，也无情地鞭挞了他们根深蒂固的劣根性；不仅写出苦难，也表达了建立和谐共存乐土的社会理想。作者通过具体、形象的描述和丰富、曲折的情节，比较全面地为我们展示了广阔而生动的水上生活画卷，更有意味的是作者同时描写了不堪欺辱的船民，攻占了莲花屿后疯狂的报复，给无辜的“山人”带来的灾难与不幸，这不仅营造了浓郁的悲剧氛围，而且深化了悲剧的审美内涵，也使建立和谐安宁的生活秩序的社会理想植根于深厚。
其次，塑造了一批血肉丰满的富有悲剧性的人物形象。较之于以往的作品，《海和尚》的人物在其形象的生动性和内涵的丰富性方面都有明显的长进，其中的海和尚的母亲云玉、岛上公议长朱登贵以及秀芝、阿文、阿豹等等都是血肉丰满、富有典型性的人物形象，尤其是主人公海和尚，在这个人物身上融汇了作者的社会理想、人格追求和审美情趣。他是船家女惨遭凌辱的产物，从小饱经苦难、备受欺侮，十二三岁时又被冤屈关进海牢，在暗无天日的非人折磨中长大，逃出海牢了，又加入了带有海匪性质的“乌驮帮”，过着刀尖舔血的生活。这样的经历使这个人物的性格中始终交织着顽劣、粗野、桀骜不驯和善良、正直、疾恶如仇。正因为如此，他既有装“水鬼”报复“山人女”的恶作剧，也能在看到恶魔般的牢头凌辱女囚时奋起杀死牢头……然而作者并不满足于人物性格的多样性、矛盾性和复杂性，而是更加注重在流动性中展示人物性格的变化和发展。而这种变化与发展不仅表现在外在的矛盾冲突，同时也表现为了人物内心世界的搏斗与挣扎。从外在矛盾冲突来看，与阿珠、秀芝的感情纠葛和与阿文的交往是人物性格发展变化的外因，而从人物内心冲突来看，劫持秀芳是内在性格发生嬗变的拐点。有意思的是，这种外在因素表现了文明与知识如何战胜野蛮与蒙昧；而内在因素则表现了柔美与善良如何抑制粗野与邪恶，正是在这样的过程中我们感受到作者对人物性格尤其是悲剧性性格的把握开始走向成熟。
第三，对悲剧形成的原因有了比较深刻的理解与认识。在整部作品中，作者把人与人之间的对立与争斗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不幸与灾难，直接作为表现的主要对象，表现作者更加鲜明、自觉的悲剧意识。而对悲剧形成的原因，作者在题记中写道：“和平与安宁是人类永恒的梦想，和尚的偈义原本‘以和为尚’，因而万物的和谐就成了我们共同的理想。然而众所周知当今世界还很不和谐理想。于是地藏菩萨早在几千年前就发大誓愿：‘度尽众生，方证菩提；地狱未空，誓不成佛。’”值得注意的是，这种不和谐在整部作品中不仅表现为不同的社会阶层的不同阶层利益的矛盾，更突出地表现为人性中的善与恶、美与丑、正义与邪恶的冲突，因而要实现世界的大同，不仅要调节社会各个阶层的利益，更重要的是实现人的内在的自我平衡，抑制人的贪欲，包括对金钱、权力、美色等等的占有欲望。这种不和谐不仅表现为外在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表现为人的内心中的自我冲突认识，无疑抓住了悲剧原因的根本，由此可见作者对悲剧性冲突的认识更加理性而显得深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