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知名学者、爱国诗人、民主斗士，为什么在抗日战争胜利后，却死于非命？在闻一多出殡那天，在场的寥寥几人中，每个人都沉浸在悲痛和畏惧之中。没有人公开讨论，也没有人敢公开为之申冤，更没有人像闻一多在李公朴的追悼会上那样激情的演讲。可是，各地的文化界人士从噩耗的冲击中清醒过来，他们写信、发电报、向政府抗议。美国的哥伦比亚、哈佛、纽约等大学的教授们与学校的当局都写了公开信要求美国政府考虑对华政策。国民党当局也虚应故事，要调查这个案件。周恩来把闻一多与鲁迅并列，称为烈士。1949年8月毛泽东称赞闻一多，说他有骨头，临死也不在暗杀者的凶器前低头……他是拍案而起的。美籍学者许芥昱说：“一个杰出的、天才的中国文人，就这样结束了他的一生。正像济慈所说的，闻一多的生命没有写在水上，而是刻在青铜上。”这青铜的纪念品上镶了宝石，有如他在《剑匣》诗中说的。后来的人会像过去一样继续念他的诗，而他的诗也会继续地影响中国将来的诗人。
（一）一反故常的转变
为提倡“国家主义”，闻一多曾一度与罗隆基等人组织了一个“大江会”，虽存在时间短暂，但仍可以看出他在政治上的倾向。抗战前期，他对政治没有什么兴趣，曾批评他的老同学罗隆基：
历来干禄皆不外二途，一曰正取，一曰逆取，协肩谄笑，阿世取容，卖身投靠，扶摇直上者谓之正取；危言耸听，哗众取宠，比周谩侮，希图侥进者谓之逆取。足下盖逆取者也。
可以想像，那时的闻一多还是一个自命清高、与世无争的“名士”。可是，随着抗战胜利和他辗转至昆明之后，他的思想发生了很大变化。作为西南联大的知名教授，一位深孚众望的学者，他得到学生们的拥戴。在现实教训和自我批判的交织中，他获得了自己新的位置，正如郭沫若说：
由庄子礼赞变而为屈原颂扬，而他自己也就由绝端个人主义的玄学思想蜕变出来，确切地获得了人民意识。这人民意识的获得，也就保证了“新月”诗人的闻一多成为人民诗人闻一多。
1940年一些小党派组织了中国民主政治党派联合会，到1944年改成中国民主大同盟，扩大了盟员的范围，无党无派，有志于对中国民主化效力的人都可以参加。民盟常常起到调解国共两党的作用，被国民党认为是亲共，因此采取严厉手段镇压，常常有民盟领导人入狱。二十几年来，闻一多一直是一个关在书房里读古书的书生，从来没有参加政治活动。在严酷的现实面前，他要寻找救国的良方。正是在这一年（1944年）秋天，闻一多加入了民盟，帮助他的朋友罗隆基召开一个纪念大会，庆祝“双十节”国庆。在这个大会上，闻一多呼吁民众起来自卫，他的讲话受到民众的欢迎，自己却成了国民党的死敌。捣乱的人破坏会场秩序，在场的昆明警察把那些捣乱分子制止了。闻一多也因此成了群众的英雄，他们对他有了无限的崇敬，全国的学生都知道有闻一多这个人。也许他一直希望得到这样的英雄桂冠吧，他觉得自己的转变和抉择是对的，他不再搞纯学术的考据，而把精力用在政论时评上。1944年底，他帮助民盟创办了《民主周刊》，他的很多讨论时局的文章都发表在这个周刊上。
共产党领导的学生运动对他的影响，以及现实生活的艰难，使他那偏激的“名士”性格转变为共产党的同路人，成为一名颇有影响的“民主斗士”。他常常是私下里发泄怨言，演讲时大发牢骚，公开批评政治，对政府的批评越来越尖锐，并从事反抗政府的活动。学校难免有些政治压力，一直希望他保持一个中立的立场，可是他每一次发表的言论，都吸引了全国的注意，也招来不少流言蜚语。他的过激言论激怒了国民党，一些明哲保身之士不敢与他来往，后来昆华中学又取消了他的兼职。这些政治压力激怒了他，潜在他内心的火山爆发了。
闻一多一反常态的转变还表现在他的诗学理论上。他的诗和诗学理论对五四时期那种散漫诗体、“豆腐干”或“麻将牌”式新诗，是一个合理的针砭；对新诗形式层面的相对整齐是一种合理的张扬。但如果把这种格律推向“苛酷”、“划一”，那就会影响到思想的自由和表达的自由。徐志摩说：
我们觉悟了诗是艺术，艺术的涵义是当事人自觉的运用某种题材，不是不经心的任题材的支配。……明白了诗的生命是在它的内在音乐的道理，我们才能领会到诗的真的趣味；不论思想怎样高尚，情绪怎样热烈，你能拿来彻底的“音乐化”（那就是诗化），才可以取得诗的认识。
我们已经发现了所标榜的“格律的可怕的流弊”！谁都会运用的话，谁都会切豆腐似的切齐字句，谁都能似是而非的安排音乐……但是诗，他连影儿都没有和你见面。所以他说“音乐化”就是“诗化”，并不在外形上制定某式不是诗，某式才是诗。
闻一多也有所反省，提出：诗“不必呆板的限定字数”。揭示诗的“弹性”特点。他认为：至少让它多像点小说戏剧，少像点诗。大多“诗”的诗，和所谓“纯诗”者，将来恐怕只能以一种类似解嘲与抱歉的姿态，为极少数人存在着，……诗得尽量采取小说戏剧的态度，利用小说戏剧的技巧，才能获得广大的读众。他甚至认为：诗这东西的长处就在它有无限度的弹性，变得出无穷的花样，装得进无限的内容。只有固执与狭隘才是诗的致命伤，纵没有时代的威胁，它也难立足。他说：诗的先决条件是：
摆脱了一切诗艺的传统手法，不排解，也不粉饰，不抚慰，因为不麻醉，它不是那捧着你在幻想中上升的迷魂音乐。它只是一片沉着的鼓声，鼓舞你爱，鼓舞你恨，鼓舞你活着，用最高限度的热与力活着，在这大地上。
看来，闻一多是完全放宽了诗的形式，不再以“雅训”的尺度对待现代诗，而是更多地强调诗的社会功能和对政治民主和民生富足的渴望。但他并没有忘情于诗的根本，认为富于“感情”和“想像”的诗，才是成功的诗。“它摆脱了一切诗艺的传统手法，不排解，也不粉饰，不抚慰，也不麻醉，它不是那捧着你在幻想中上升的迷魂音乐，它只是一片沉着的鼓声，鼓舞你爱，鼓动你爱，鼓励你活着，用最高限度的热与力活着。”
（二）酿成不幸的悲剧
闻一多说屈原自杀是个人遭遇不幸所酿成的。但作为一个爱国诗人、“民主斗士”，为什么在抗日战争胜利后，他也同样死于非命？是否有如下的原因：
由于性格变化的原因。我们从闻一多的人生历史看，他是一个属于“名士”类型的人物。他刚直、正派、不苟且，而且很坚强。但是，他的长处是通过一种诗人气质表现出来的。而中国的“名士”历来都有逆来顺受之特性，但毕竟是顺取易而逆守难，处常易而应变难。有些人认为他不懂人情世故，有时以感情代替理智。时势的变化，社会的动乱，也常常影响他的“名士”性格发生变化而流于偏激而不自觉。他不愿苟且于世俗的习惯势力，希望自己也像荷花那样出淤泥而一尘不染。自己本性中的反抗性，容易流于偏激的“名士”性格及其对于现实生活极感不满的脆弱心理，再加上他崇拜英雄的倾向，使原来是个诗人学者的闻一多改变了。他先是私下的怨言，其次是讲堂上的牢骚，再次是公开批评政治。正是因为他思想行为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决定了他最后的命运。
由于局势江河日下，生活的艰难、穷苦，可谓穷困潦倒到了极限；因为生活所迫，加上现实生活中到处碰壁的事实令他苦恼，他不能不急切地感觉到应该采取必要的行动。他在《关心教授们的生活》一文中说：“我们的教授们为了民族文化的继承和发扬，为了专门的抗建人才的培养，大家能忍着极其艰苦的生活，坚持在自己的岗位上。”我们知道闻一多携家眷来到昆明，生活无着。抗战后的昆明物价飞涨，百物奇缺，他妻儿老小八口之家，节衣缩食、艰难度日。艰苦生活的煎熬，不是一般公教人员月领几斗平价米所能济事的，因此，他比别人的生活更为艰苦。在生活的压力之下，他不得不重操旧业，干起篆刻的工作以补助家计。虽然他是篆刻能手，能勤于所业，但毕竟是时局动荡，所获甚微。更何况作为一种篆刻艺术，为了生计而成为一种工匠的生意，闻一多深感心理上的怨怼。闻一多是倔强的，他说：“个人的生活困难是可以用别的方法解决的，譬如我，学校里薪水不够养家时，我可以在中学校兼课，也可以替人家刻图章赚钱，个人的生活问题便解决了。”每每看到那些富贵人家的享乐生活，贫富悬殊真是天壤之别，这就更使他心理上的不平衡。
闻一多每天到学校来去都是步行，在街上常常看到那些拉来的壮丁，他们在路旁被拉着走，穿着破破烂烂的衣服，因为怕他们跑掉，有病的、挨鞭打的、在路边等死的，他们被绳子拴在一起。到了学校，闻一多眼泪纵横，语不成声地在与学生们讨论他在路上所见到的一切。
闻一多是一个爱国诗人，对国家的兴亡有很强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他提倡国家主义，曾一度组织了一个昙花一现的“大江会”，但他对政治不感兴趣。这可能是因为早期闻一多以清流自命、与世无争。他的《红烛》诗集给人印象最深的是炽热的爱国情怀。这些爱国思乡之作，表达了一个游子在外辛苦奔波的情愫。他在给吴景超的信中说：“我想你读完这两首诗，当不致误会以为我想的狭义的‘家’。不是！我们想的是中国的山川，中国的草木，中国的鸟兽，中国的屋宇——中国的人。”
闻一多在昆明西南联大，深受学生们的拥戴，不管他的头脑怎样集中在文学研究上，他的心总还是跟年轻的一代在一起。当青年学生围绕着他，用敬爱和赞美的眼光看着他的时候，就是他平生最快慰的时候。由于他的同事们跟学生们对他的影响，他决定走出书斋，走到群众的政治斗争中来。在《新文艺和文学遗产》一文中他说：“乌云还等在旁边，随时就会给月亮盖住。我们要特别注意……要记住我们这个五四文艺晚会是这样被阴谋破坏的；但是我们不用害怕，破坏了，我们还要来！五四的任务没有完成，我们还要干！我们还要科学，要民主，要打倒‘孔家店’的封建势力。”
闻一多在民主运动中奔走呼号，声振南国。敌人对他恨之入骨，社会上流传着教育部要解聘闻一多、特务要刺死闻一多的消息。特务故意放风，进行恫吓，已使重庆、昆明闹得满城风雨。恫吓吓不倒闻一多，他还是穿着那件蓝色的旧袍子，拎着那根手杖健步进出各种会场，高声昂奋地演讲。
1946年7月15日，闻一多死于暴徒的枪击之下。闻一多最后一次演讲，那是在白色恐怖下人人自危的时刻，他要鼓舞群众的斗争情绪。“他们这样疯狂地来制造恐怖，正是他们自己在慌啊！在害怕啊！所以他们制造恐怖，其实是他们自己在恐怖啊！”闻一多并没有讲演稿，可那用鲜血和生命写成的千古奇文，正是他坚贞不屈的内心世界的真实流露，是他留给青年们的不朽的遗言。闻一多面对敌人的枪口，英勇斗急，横眉冷对，英勇牺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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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灯会》，《清华学报》，4卷6期，1919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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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的美术》，《清华学报》，5卷1期，1919年11月。
《旅客式的学生》，《清华周刊》，185期，1920年4月24日。
《出版物底封面》，《清华周刊》，187期，1920年5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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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我集》，收集创作新诗15首，1920年7月手抄自编。
《西岸》，《清华周刊》，191期，1920年9月24日。
《印象》，《清华周刊》，195期，1920年10月22日。
《征求艺术专门的同业者底呼声》、《清华底出版物与言论家》，《清华周刊》，192期，1920年10月1日。
《黄纸条告》，《清华周刊》，198期，1920年11月12日。
《电影是不是艺术？》，《清华周刊》，203期，1920年12月17日。
《美与爱》，《清华周刊》，211期，1921年3月4日。
《敬告落伍的诗家》，《清华周刊》，11期，1921年3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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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骚杂记》，天津《益世报·文学副刊》，5期，1935年4月3日。
《诗新台鸿字说》，《清华学报》，10卷3期，1935年7月。
《卷耳》，《大公报·文艺副刊》，9期，1935年9月15日。
《高唐神女传说之分析》，《清华学报》，10卷4期，1935年10月。
《离骚解诂》、《高唐神女传说之分析补记》，《清华学报》，11卷1期，1936年1月。
《敦煌旧抄〈楚辞音〉残卷跋》，北京图书馆编《图书季刊》，1936年3月18日。
《楚辞斠补》，《清华学报》，11卷4期，1936年10月。
《诗经新义·二南》，《情化学报》，12卷1期，1937年1月。
《释朱》，《文学年报》，3期，1937年5月。
《释为释豕》，《考古》，6期，1937年6月。
《八年的回忆和感想》，《联大八年》，3页。
《宣传与艺术》，昆明《益世报》，1939年2月26日。
《西南采风录·序》，收刘兆吉编《西南采风录》，1939年3月5日。
《璞堂杂记》，昆明《益世报》，1939年3月14日。
《歌与诗》，《中央日报》副刊，16期，1939年6月1日。
《易林琼枝》，1939年12月作。
《姜嫄履大人迹考》，昆明《中央日报·文学副刊》，72期，1940年1月9日。
《释繇》，《金陵学报》，10卷1-2期合刊，1940年3月。
《乐府诗笺》，《国文月刊》，1卷3期，1940年10月16日。
《中国上古文学史研究报告》，给《梅贻琦的信》，1940年11月14日。
《怎样读九歌》，《国文月刊》，1卷5期，1941年1月6日。
《道教的精神》，《中央日报·人文科学副刊》，1941年1月13-20日。
《贾岛》，《中央日报·文艺副刊》，18期，1941年2月11日。
《周易义证类纂》，《清华学报》，13卷2期，1941年4月。
《乐府诗笺》（续），《国文月刊》，1卷8期，1941年6月16日。
《九章》，1941年7月作，《社会科学战线》，1980年1期。
《宫体诗的自赎》，昆明《当代评论》，1卷10期，1941年9月8日。
《管子校释》，1941年11月作。
《什么是九歌》，《文艺春秋》，5卷2期，1947年8月15日。
《楚辞校补》，国民图书出版社，1942年3月。
《伏羲考》，《人文科学学报》，1卷2期，1942年11月15日。
《神话与古代文化》提纲学成，1942年5月6日。
《从人首蛇身像谈到龙与图腾》完成，1942年11月15日。
《“七十二”》，《国文月刊》，22期，1943年7月。
《端节的历史教育》，《生活导报》，32期，1943年7月3日。
《端午考》，作于1943年，发表于《文学杂志》，2卷3期，1947年8月。
《芣苡篇》，《世界学生》，2卷5期，1943年6月。
《孟浩然》，《大国民》，3期，1943年8月25日。
《四杰》，《世界学生》，2卷7期，1943年8月。
《庄子内篇校释》，重庆《学术季刊》，1卷3期，1943年9月。
《诗经通义〈召南〉》，《中山文化季刊》，1卷3期，1943年10月。
《四千年文学大势鸟瞰》提纲，1943年10月。
《时代的鼓手——读田间的诗》，《生活导报周年纪念文集》，1943年11月13日。
《现代诗钞》，1943年底选编。
《文学史的历史方向》，《当代评论》，4卷1期。
《诗与批评》提纲，原题作《怎样读中国诗》，1943年2月。
《字与画》，《江海学刊》，6期，1964年，原作于1943年。
《复古的空气》，《云南日报》，1944年2月20日。
《家族主义与民族主义》，昆明《中央日报》，1944年3月1日。
《说舞》，《生活导报》，60期，1944年3月19日。
《庄子外篇校释——骈拇》，《中央日报》“星期增刊”，7期，1944撵月19日。
《从宗教论中西风格》，《生活导报》，65期，1944年4月23日。
《九歌校释——东皇太一》，《中央日报》“星期增刊”，14期，1944年5月7日。
《九歌校释——东君·云中君·湘君》，《中央日报》，1944年5月16日。
《伟大的事实不朽的意义——给教导团诸君致敬》，《正义报》“星期论文”，1944年6月。
《可怕的冷静》，《云南日报》，1944年6月25日。
《什么是儒家》，《民主周刊》，1卷5期，1945年1月13日。
《八教授颂》，平津地区学联编辑的《诗联丛刊》，1期，1948年6月11日。
《龙凤》，《中央日报》“星期增刊”，2期，1944年7月2日。
《诗的批评》，《火之源丛刊》，2-3合集，1944年9月1日。
《关于儒·道·土匪》，《中央日报》，1944年9月1日。
《三盘鼓·序》，收入薛诚之诗集《三盘鼓》，作于1944年9月1日。
《屈原问题——敬质孙次舟先生》，重庆《中原》，2卷2期，1945年10月。
《真的屈原》，《北京大学学报》，1979年5期，作于1944年。
《五四运动的历史法则》，昆明《民主周刊》，1卷20期，1945年5月10日。
《说鱼》，昆明《边疆人文》（乙种），2卷3-4合刊，1946年6月。
《五四与中国新文艺》，1945年5月4日演讲稿。
《五四断想》，西南联大《五四周年纪念特刊》。
《艾青与田间》，《联合晚报》，1946年6月22日。
《妇女解放问题》，昆明《大路》周刊，5期，1945年5月。
《人民的诗人——屈原》，昆明《诗与散文》，“诗人节特刊”，1945年6月14日。
《谨防汉奸合法化》，《中央日报》，“胜利日特刊”，1945年9月3日。
《鲁迅思想与独裁者》，《孔子与独裁主义》，未完成稿，1945年12月。
《战后文艺的道路》，《文汇丛刊》，第4辑，1947年9月。
《八年的回忆与感想》，《联大八年》，西南联大学生出版社，1947年9月。
《人·兽·鬼》，《时代评论》，6期，1945年12月9日。
《孔子与独裁主义》，作于1945年。
《一二·一运动始末记》，作于1946年2月。
《〈九歌〉古歌舞剧悬解》，作于1946年6月。
《民盟的性质与作风》，昆明《民主周刊》，3卷17期，1946年7月9日。
《最后的一次的讲演》，1946年7月15日。
后记
20世纪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为人们提供一个中西文化相互交流、渗透和应和的整体景观。闻一多的研究重点涉及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中西文学和文学理论的相互影响、直接的相互交流和借鉴。第二，通过文学以及其他文化因素，包括哲学、伦理、艺术等方面的相互渗透所产生的实际效果。第三，中西文学及其文学理论在历史时空中古典与现代两方面的渗透和补充。第四，20世纪中西文学及其文学理论在发展中表现的应和关系，在探讨美的规律中寻求共同美学据点的努力。
本书作为乐黛云教授主持的“跨文化研究系列丛书”的一部，也是我近年来从比较文学基础理论研究转向具体个案研究的一个课题。去年我完成了“徐志摩在中西文化之间”的研究课题，现在又做“闻一多：寻觅时空最佳点”的研究，应该说有连续性、关联性，也是我在中西文化研究上的深入和拓宽。对闻一多的研究已经有不少的成果，但往往从某一领域、某一角度入手的居多，特别关注闻一多的诗、政治观、艺术观、历史观等方面，尚缺乏从中西、古今的时空上进行深入探讨的著作。探讨近百年来卓有成就的中国学术名家，研究他们如何继承中国传统文化、吸收西方文化，形成完全不同于过去的20世纪中国现代文化景观，是当前学术界的重要任务。正如乐黛云教授指出的：“在世界多元文化发展的大趋势下，中国文化的地位空前重要。我们一方面要对传统文化进行现代诠释，一方面急需总结过去吸收西方文化的经验和教训，对百年现代文化进行总结，以便为建构未来的世界新文化作出重要贡献。”
我希望本书能够实现乐黛云老师的这个愿望，并实现我的“具体个案研究”的这样一个目标。我非常感谢乐老师给我写作这本书的机会，本书的写作也是在乐老师自始至终的鼓励和督促下得以完成的。我要感谢美国朋友Carl Wang在美国为我查找有关闻一多的英文著作和图书，并热情地赠寄国内难以见到的宝贵资料。同时，我也查阅了中山大学图书馆、暨南大学图书馆、中山图书馆、广州大学图书馆等，尽管如此，资料方面挂一漏万的情况恐怕在所难免。本书在写作过程中由于对某些问题要做多层次、多侧面的讨论，有些必要材料要反复引证，有些引文可能出现在不同的章节中。希望这种转换角度的论述不会引起读者的反感或因同一材料几次引用所带来的重复感。我认为，对于精神产品来说，对同一材料的多次加工是非常必要的。在本书写作过程中参考了国内外很多学者众多的研究成果，大部分在引文时以脚注注明了，有些则不及一一详注。另外，引用西方学者或诗人的文章或诗篇大部分我都在脚注附有英文原文，可供读者或研究者对照阅读。有些译名中英文对照是不可少的，本书尽量按照国内已有的译法。主要参照《近年来华外国人名词典》（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英语姓名译名手册》（商务印书馆1985年），至于有些术语，则在文中夹注注明。
本书在体例上还有不足之处，例如第二章“异质文化的探索者”与第三章“文化思想的开拓者”，还应深入地斟酌，由于受时间的限制无法弥补了。闻一多曾说：“我看过一次旧作就想改它一次，不知几时改得完。”虽然本书有些章节还嫌单薄粗糙，我还是交稿了。那些不足之处和感到遗憾的地方，希望未来再版时再做推敲和加工，争取更完美。
最后，本书能够得以出版还要感谢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文津出版社对学术文化研究的大力支持。
刘介民
2004年4月20日
于羊城云山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