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宝
曾家的家训，是一代一代形成的，从曾国藩的祖父曾玉屏到曾国藩，以及曾国藩的儿媳郭筠（1847—1916，曾国藩去世之后由她主持曾家事务）。三代都有家训家规，而且简明扼要。
一个家族的家训忌烦琐，会让子孙无所适从。而曾家就是几句简单的话，祖父曾玉屏曾给曾家确立的家训被称为“八宝六恼”。
“八宝”就是“书蔬鱼猪，早扫考宝”，关于“八宝”，曾国藩给他四弟的家书中讲得很透彻：
余与沅弟论治家之道，一切以星冈公为法，大约有八个字诀。其四字即上年所称“书、蔬、鱼、猪”也，又四字则曰“早、扫、考、宝”。早者，起早也；扫者，扫屋也；考者，祖先祭祀，敬奉显考、王考、曾祖考，言考而妣可该也；宝者，亲族邻里，时时周旋，贺喜吊丧，问疾济急。星冈公尝曰：“人待人，无价之宝也。”星冈公生平于此数端最为认真。故余戏述为八字诀曰：书、蔬、鱼、猪、早、扫、考、宝也。此言虽涉谐谑，而拟即写屏上，以祝贤弟夫妇寿辰，使后世子孙知吾兄弟家教，亦知吾兄弟风趣也。（咸丰十年闰三月二十九日“致澄弟”）
先说“书、蔬、鱼、猪”。“书”，指读书。曾家非常重视读书。宋朝汪洙《神童诗》云：“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早上你还在种地，通过科举考试中了进士，成为天子门生，晚上就随侍在天子旁边。这句诗虽然有点夸张，但说明了一个事实，就是寒门子弟要读书，通过科举考试，摆脱自己贫寒的处境，才能施展自己的抱负。中国过去的科举考试，在我们今天看来虽然有很大的弊端，但在过去来说应该是最公平的。我曾经在讲课的时候讲到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一般人都会强调吃苦耐劳、有智慧等，但是有一条不会被特别提及，那就是我们这个民族非常重视教育。即使父母吃不饱穿不暖，也要保证子女的教育，让子女读书识字。现在的年轻人对贫寒可能没有什么印象，但我们那个年代的人印象深刻，那时家里缺衣少食，但父母还是竭尽全力维持子女的教育，让子女通过读书跳出寒门，改变命运。
为什么要读书？一是可以明事理，二是可以守身。明事理，就会明白哪些事情你应该做，哪些事情不应该做。没有读过书的人遇事有时难免就会莽撞、愚昧。“愚昧”这个词意味着什么？不开化。没有读书的话就很难明深刻的事理。还有就是守身，读书可以让自己不做出格的事情，守住道德的底线。曾家祖训第一条就是读书，不少家族都是这样。我有一次参观胡雪岩故居，胡是徽商的代表人物，徽商就是以书养财，也就是靠学问来增长见识，获得更多的财富。老话讲“三代不读书，一屋都是猪”，话虽糙一点，但道理在那里。
曾家把书放在第一位，第二位的就是“蔬”，种植蔬菜。曾国藩的祖父经常讲靠劳动所得的食物吃起来特别鲜美，这大概是古人眼中的绿色食品吧。鱼和猪，都是农耕社会的产物。“书、蔬、鱼、猪”，概括起来就是所谓的耕读之家，要把庄稼地打理好，养点家禽家畜和鱼之类，还要带动家里人读点诗书。正如俗话所说“穷养猪，富读书”，说的就是解决物质需求后，还要寻求精神需求的满足。
再看“早、扫、考、宝”。曾国藩解释说“早者，起早也”，这和老子讲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有关系，人的行为要合乎自然之道，要跟自然相称。起得早就会做得好，一日之计在于晨、一年之计在于春，就是这种道理。传统农业社会中，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讲究的就是以自然之道来作息。中医讲早睡早起，睡觉不超过子时，早起精神好。这样才合乎阴阳自然之道，经过一晚上的睡眠积蓄，到早上人的精力最充沛。现在的人不是这样了，尤其很多小孩，各种各样的娱乐把人给坑了，很多人熬夜，日上三竿才起床。这是对身体健康的提前透支。曾国藩强调祖父的“早”字诀，也跟他自身有关。当年曾国藩在京城的时候也是晏起，太阳老高也不起床，尤其是新婚燕尔的时候，陶醉在缠绵中，以至于父亲给他写信说要他早起。后来组建湘军，要行军打仗了，曾国藩还是没有养成早起的习惯，他父亲说，你老吃败仗，就因为没有在军营中带头早起，早起的话就在时间上争取了主动，也会更好地思考当下的战局，筹备未来的迎战。在父亲的劝诫下，曾国藩后来立下一条规矩，每天早上只要太阳一出来，军营开始吹号角，他就起床。这是“早”字决，在曾氏家训中是非常重要的。“扫者，扫屋也”，扫是为了居处干净整洁。在过去，由于疾病防疫比较落后，一旦爆发大规模的瘟疫，很多人就只能等死。疾病的产生有时跟不讲卫生有很大的关系，尤其是传染病，只要稍微不讲究卫生，染上疾病的概率就会增大。在大的流行性传染病面前，人的承受能力或者家庭的承受能力都很小，所以一定要注意个人和家庭的环境卫生，让病菌没有生存的空间。再说，家里打扫得干干净净，居住起来也很舒服。
“考者，祖先祭祀，敬奉显考、王考、曾祖考，言考而妣可该也”，“考”原指父亲，父亲去世后，称“先考”；“妣”原指母亲，母亲去世后，称“先妣”。这里的“考”包含了“妣”在内。“考”字诀说的是对逝去的前辈要祭祀，要敬奉“显考、王考、曾祖考”。“显考”是指高祖父，曾国藩所说，也包括高祖母，“王考”是指祖庙。“曾祖考”则是曾祖父母。这是按照《礼记·祭法》对祖先的祭祀要求，曾家家训强调要祭祀，要敬奉，就是不要忘记祖先的恩泽，珍惜先人的美德和祖业。
“宝”则是针对亲戚邻里，曾国藩解释说：“宝者，亲族邻里，时时周旋，贺喜吊丧，问疾济急。”亲族邻里之间一定要和睦，关系处理不好，日常生活当然不是很舒畅。我们今天也是一样，大家主要面对的还是工作环境，如果与同事之间关系不融洽，工作岂能顺心如意？古人非常强调这种小氛围的融洽关系，曾国藩的祖父称之为“宝”，可见其重要性。亲族乡里之间，要不时走动周旋，有需要帮忙的尽力去帮，喜事、丧事都要顾及周全。还有“问疾济急”，人家得病了要去探望一下，一时周转困难的要救急。俗话说“远亲不如近邻”，有事了远亲有时帮不上，还是要依靠近邻。孟子说“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用在邻里之间最是恰当不过。“守望相助”的观念在中国的村落文化中可谓根深蒂固，这样一来就使得邻里相谐，有好事大家分享，有困难大家分担。这其实也是一种家族的观念。曾国藩曾以幕僚李申夫为例来告诫家人，李申夫的母亲经常对李申夫说一些如何为人处世的话，这些话看似平常，但是很有道理，譬如有些人平时有钱有酒敬远亲，反而疏远看轻邻里之人，当自己遭遇灾难的时候，才想起近邻来，此时自然是来不及了，近邻只会看你的笑话。这些话也贯彻了曾家家训的“宝”字诀，邻里之间就是要守望相助，自己有财力的时候要周济邻里。曾国藩的祖父星岗公曾经说：“人待人，无价之宝也。”一语说透了“宝”字的真谛，就在于“人待人”要问心无愧。
以上是“八宝”，曾国藩的祖父都是认真执行。因此曾国藩在家书中要弟弟立刻将它们写在屏风上，让兄弟们告诉子女，作为家训传下去。
六恼
接下来就是祖父家训的“六恼”。“恼”就是要忌讳的东西，“六恼”具体是什么呢？
首先是“地命”。“地命”跟风水有关。譬如因为迷信“地命”，今天要迁坟，明天要改阳宅，颠来倒去的，让神灵和人都不得安稳。曾国藩对于祖父所传下来的家训虽然没有完全坚守，但对于“六恼”，特别是风水这一块儿最后还是坚守下来了。道光二十七年（1847），曾国藩的祖母去世，他对祖母的坟地选址不甚满意，给祖父写了一封信，希望改葬：
……祖母坟茔必须局面宏敞。其墓下拜扫之处须宽阔，其外须立诰封牌坊，又其外须立神道碑。木斗冲规模隘小，离河太近，无立牌坊及神道碑之地。是以孙不甚放心，意欲从容另寻一地，以图改葬……（道光二十七年正月十七日“禀祖父”）
在京城做官的时候，他给父亲和弟弟写信也常讨论这件事情，但是祖父坚决不同意改葬。他对弟弟说：祖父“不信医药、地仙、和尚、师巫、祷祝等事”。不信地仙，就是不信风水。曾国藩特别强调说：“吾辈守得一分，则家道多保得几年。”也就是说应当世世代代遵守，不宜改变，这样的话，家道才得以持续。不过，曾国藩说，地脉、山象之说，其实就是地理，没有别的，但是“祖父有命，而子孙从之”，祖父说应该怎么做，作为子孙应该遵从，这就是天理，既然地理比不上天理，那就用天理来做事，祖父的话还是不要改。但是，时过境迁，在祖母去世不到半年时间，曾国藩对改葬的态度就有了变化，其间有三件事让他心情舒畅：一是祖父的病已痊愈，二是困扰他自己多时的癣疾好了，三是他的官衔升至二品。于是，他在给几个弟弟的信中，口气大变，说祖母坟地“风水之好可知，万万不可改葬。若再改葬，则谓之不祥，且大不孝矣”。半年前，他嫌祖母坟前地势不够开阔，不气派，希望改葬；现在自己升官了，若再改葬，则既不祥且大不孝。在道光二十九年（1849）的时候，曾国藩给诸位弟弟的家书中又说道：
……自丙午冬葬祖妣大人于木斗冲之后，我家已添三男丁，我则升阁学，升侍郎……其地之吉，已有明效可验……可见福人自葬福地，绝非可以人力参预其间。（道光二十九年三月二十一日“致澄弟温弟沅弟季弟”）
曾国藩发现自从祖母葬在木斗冲之后，家里运势很好，福人自葬福地，这不是人力所能改变的，还是不要乱动这个地方。可见，风水非人力可为，不要迷信地仙之类人的说法。不过，后来曾国藩的观念又有所改变。
咸丰七年（1857）二月，父亲曾麟书去世，曾国藩丁忧在籍。但是在老屋黄金堂，父亲去世不到一年，大儿媳妇（曾纪泽的妻子）、大儿媳妇的母亲，也死在这个地方，接连三个人死在这里，曾国藩和诸位弟弟就觉得有问题，于是，为长辈寻求理想“阴宅”的念头一直在心中萦绕。他先后请过多位“地师”相地，结果并不理想。他在咸丰八年（1858）六月写给曾国荃的家书中说：“吉壤难得，即仅图五患之免，亦不易易。”所谓的“五患之免”，根据宋代学者程颐《葬说》，即祖先坟墓“须使异日不为道路，不为城郭，不为沟池，不为贵势所夺，不为耕犁所及”，这个观念与风水之说显然不是一回事，再好的风水之地，遇到“五患”，就什么都没有了。
接下来，家中又发生一件大事。咸丰八年（1858）十月，曾国藩的弟弟曾国华（1822—1858）在安徽庐州三河与太平军交战时阵亡。曾国华虽然是过继给叔父，两人终究还是同胞兄弟，闻听凶讯时，曾国藩悲愤的心情可想而知。更不幸的是，过了三个多月才找到一具无头的尸体，还不知道是不是曾国华的。经过这次打击，曾国藩对风水的态度有了一些变化。先前丁忧期间，虽然曾希望为祖父母和父母另择吉壤，但那时的心态并不急切，觉得应不轻易改葬为宜。毕竟在他的心目中，自己官运亨通多少与祖母坟地风水有些联系。这次不同了，他有点怀疑曾国华阵亡与父母坟地风水有关，因而强调要尽快改葬二亲。在给诸位弟弟的家书中，曾国藩写道：
如温弟（曾国华字温甫）之变果与二坟相关，则改葬可以禳凶而迪吉；若温弟事不与二坟相关，亦宜改葬，以符温弟生平之议论，以慰渠九泉之孝思。（咸丰八年十一月十二日“致澄弟沅弟季弟”）
不仅如此，他还为当年没有仔细为父亲寻求理想“阴宅”而后悔：
自温弟遭难后，余常以（咸丰）七年择地不慎为悔，故此时求改葬之意尤形迫切。（咸丰九年二月二十三日“致澄弟沅弟季弟”）
曾国藩向来以老庄之道为修身之本，经过这次变故，他认为一个家庭大体上也会经过三十年一轮回的兴衰。古代称三十年为一世，经过一世的兴盛，之后可能要经过一段劫难，再兴盛的家庭很少一直兴盛下去。物极必反，天理所包括的天地万物也是如此。他在书信中回顾家族三十多年来的历史，说道：
吾家自道光元年（1821）即处顺境，历三十余年均极平安。自咸丰年来，每遇得意之时，即有失意之事相随而至。（咸丰八年十二月十六日“致澄弟沅弟季弟”）
这些得意时所伴随失意事，包括：1852年，曾国藩在江西主持考试，请假回老家，遇上祖母去世；1854年，曾国藩指挥湘军攻克武汉田家镇，声名鼎盛，腊月二十五还被朝廷赏赐黄马褂，没想到当夜就遭遇大败，衣服、文卷全部丢失；1856年冬天至1857年春天，曾国藩兄弟三人督师于外，在瑞州（今江西高安）合围太平军，形势大好，不料父亲去世；1858年曾国荃收复江西吉安，气势正盛，十月初七接到朝廷嘉奖，初十却有曾国华战死沙场的消息传来。正所谓“福兮祸之所伏”，此时的曾国藩虽然仍未放弃改葬祖父母和父母的想法，但是求平稳的念头已经重于追求富贵功名。他在家书中说道：
人力所能谋，只能求免水、蚁、凶煞三事，断不能求富贵利达。明此理，绝此念，然后能寻平稳之地。不明此理，不绝此念，则并平稳者亦不可得。（咸丰九年正月十三日“致澄弟沅弟季弟”）
曾国藩还对风水及其他迷信活动进行批评。当听闻曾国潢迷信风水等活动，他写信回去，语气颇为严厉：
吾祖星冈公在时，不信医药，不信僧巫，不信地仙。此三者，弟必能一一记忆。今我辈兄弟亦宜略法此意，以绍家风。今年白玉堂做道场一次，大夫第做道场二次，此外祷祀之事，闻亦常有，是不信僧巫一节，已失家风矣。买地至数千金之多，是不信地仙一节，又与家风相背……地仙、僧巫二者，弟向来不甚深信，近日亦不免为习俗所移。以后尚祈卓识坚定，略存祖父家风为要。天下信地、信僧之人，曾见有一家不败者乎？（咸丰十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致澄弟”）
到此时，曾国藩对风水的态度经历了由不信到热心再到批评的转变。早年他不信风水；1847年，他官升几级，便开始相信并热心于风水；1858年曾国华阵亡后，他开始反思自己的家史，开始批评风水之类的迷信。总体而言，他对风水可以说是信而不迷，他曾经说：“凡是已发之家，未有寻得大地者。”也就是说，这个家庭很兴旺发达的时候，不会轻易去寻求更好的地为祖先迁葬。家里曾经还因为一块吉壤，与外人起了官司，曾国藩听闻后，觉得地还未解决，就牵涉官司，不吉祥，就放弃了。
关于曾国藩祖父家训第一恼之“地命”，讲得比较多。接下来就是第二恼“医理”。说不信“医理”，当然不是说不信医学。这里讲的是那种江湖游医，这些人大多招摇撞骗，没有太大的本事。曾国藩非常注重养生，一生中不愿意轻易服药，更别说服那些游医开的药了。
“僧巫”则是“六恼”中的另外二恼，僧是游方僧，巫是巫婆。“祈祷”也是一恼，天天上庙里敬神拜佛，天天吃斋念佛。曾家后代少有信佛，但也有信佛终身未嫁的，曾国藩也顺其自然，不强行要求子女不信佛，这一点他还是比较开明的。“留客久住”是最后一恼，过去是农业社会，一般人家底薄，多一个人就多一碗饭，而且客人住久了，也会带来一些不和谐的因素，反而产生嫌隙。俗话说：“久住令人贱，频来亲也疏。”在别人家住得太久了，客人也变得不再尊贵；来往太频繁了，亲密的程度自然会下降，变得不受欢迎。
关于祖父的“八宝六恼”，曾国藩总结说：
“早、扫、考、宝、书、蔬、鱼、猪”八字，是吾家历代规模。不信医药、地仙、和尚、师巫、祷祝等事，亦弟所一一亲见者。吾辈守得一分，则家道多保得几年。望弟督率纪泽及诸侄切实行之。
他还把祖父的家训编成了歌诀，让家族人都记住。这是在给曾国潢的家书中提到的：
子弟之贤否，六分本于天生，四分由于家教。吾家代代皆有明德明训，惟星冈公之教尤应谨守牢记。吾近将星冈公之家规，编成八句云：“书、蔬、鱼、猪、早、扫、考、宝，常说常行，八者都好；地命、医理、僧、巫、祈祷、留客久住，六者俱恼。”盖星冈公于地、命、医理、僧、巫五项人，进门便恼，即亲友远客久住亦恼。此八好六恼者，我家世世守之，永为家训。子孙虽愚，亦必略有范围也。（同治五年十二月初六日“致澄弟”）
对家乡的爱
曾氏家族在今湖南省双峰县荷叶镇有十堂之说，包括富厚堂、白玉堂、黄金堂、大夫第（敦德堂、奖善堂）、万宜堂、修善堂、有恒堂、华祝堂、文吉堂等。黄金堂和白玉堂是早期的宅第，从这个名字来看，曾家也希望金玉满堂。曾国藩出生在白玉堂，他对自己的家乡寄托了无限的爱，后来升官发达后写了很多歌颂自己家乡的诗文。
道光十五年（1835），曾国藩二十五岁。头年冬天，他首次进京参加科考未第，但他雄心不已，决心客居北京，参加来年的会试。在除夕大节，曾国藩思乡怀亲，感慨万千，于是挥笔写下一首诗（《岁暮杂感十首·其二》）抒发思乡之情，全诗如下：
高嵋山下是侬家，岁岁年年斗物华。
老柏有情还忆我，夭桃无语自开花。
几回南国思红豆，曾记西风浣碧纱。
最是故园难忘处，待莺亭畔路三叉。
这首诗中写的就是白玉堂，高嵋山下的祖业是曾国藩的曾祖父开始置办的。曾国藩从出生开始到少年时代都是在白玉堂生活，十六岁之后才离家去衡阳读书，开始接触经世致用之学，在此之前一直是在自家私塾“利见斋”跟随父亲读书。在衡阳他拜廪生欧阳凝祉为师，开始新的读书之路。欧阳凝祉认为曾国藩是一个有才能的人，将来必定会有出息，就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了他，这就是众所周知的欧阳夫人。拙著《曾国藩大传》（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版）中曾说过求学衡阳这一重要的决定改写了曾国藩的一生。一个人的人生，有时候父母的决定非常重要。曾国藩的运气不错，他后来也特别相信运气。他走出了自己的家门，从一个狭小的天地到衡阳，几年之后很快从秀才、举人考中进士，一路飞黄腾达。
故居白玉堂右侧还有一棵大树，当地人称为蟒树。在传统的观念中，认为凡是大的宅子，一定要有大树在屋前屋后，大树枝繁叶茂，则预示着这个家族一定兴旺发达，当然树的年龄一定要比宅子高，所以过去有所谓的“请树”一说，就是在方圆百里要找一棵树龄非常高的树移栽于宅子旁。曾国藩家里也是这样。
2006年我到白玉堂参观的时候，工作人员告诉我，这里还没有成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前，来参观的人络绎不绝，除了中国台湾地区的参观者，还有不少东南亚国家的人来参观。在湖南，曾国藩故居（包括富厚堂在内）的影响可以说非常大。白玉堂的风水在有些人看来也是很好的，前面说到的那棵大树就是如此。传说，看曾家是不是发达就看这棵树。枝繁叶茂的时候，曾家如日中天，飞黄腾达，曾国藩在前方打仗每战必克，他的官位也越来越高。这棵树长势萎靡的时候，曾家可能就遭遇厄运了。当然，这棵树也被列为重点文物保护了下来。过去有句话叫“种人先种树”，古人讲“一年之计，莫如树谷。十年之计，莫如树木。终身之计，莫如树人”。这说明宅前屋后种树的重要性。中华民族树的根在哪里？在黄帝陵。黄帝陵周围，千年以上树龄的树就有三万多株，黄帝手植柏树龄更长，距今五千多年。
曾国藩行军打仗之后没再回到自己家乡，打败太平天国之后，朝廷给他封了侯爵，按照侯爵规制修建了富厚堂，也是曾国藩的故居之一，现在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就地理条件来讲，曾国藩故居富厚堂的风水如何？有人说富厚堂“山环水抱，藏风聚气”，背靠半月形的鳌鱼山脚，三面群山环抱，坐西朝东，前临弯曲有情的涓水河。从远处看来，富厚堂极像一把硕大无比的太师椅，坐镇鳌鱼山下，指挥千军万马。可惜的是，曾国藩一直没有入住。
八本
曾家到曾国藩的时候，将家训从祖父时期的“八宝六恼”继承发展为“八本、三致祥”，他在咸丰十一年（1861）给儿子们的家书中说：“吾教子弟不离八本、三致祥。”这一家训之所以说是继承发展，因为曾国藩所处的时代不一样了，不能固守着祖父讲的“书蔬鱼猪，早扫考宝”，要有适当的创新。
何谓“八本”？
八者，曰：
读古书以训诂为本，
作诗文以声调为本，
养亲以得欢心为本，
养生以少恼怒为本，
立身以不妄语为本，
治家以不晏起为本，
居官以不要钱为本，
行军以不扰民为本。
（咸丰十一年三月十三日“谕纪泽纪鸿”）
这就是“八本”。曾国藩故居富厚堂就曾以此来命名，叫八本堂，名称来源就是曾国藩写的这个家训。后来曾纪泽根据《汉书》当中的“富厚如之”改名为富厚堂，这个富厚是讲道德修养要高的意思。
在曾国藩的“八本”中，尽管我们还可以找到他祖父家训的痕迹，但还是不一样了。“读古书以训诂为本”，“训诂”是讲古代的文字学，有所谓的形训、音训、义训，在科举考试时代，尤其是明清时期，清楚地解释古文字义是读书人必备的本事。“作诗文以声调为本”，前面讲的是读古书，后面讲的是作诗文，要合声调，讲究韵律。
“养亲以得欢心为本”，“养亲”就是对长辈，你得让老人高兴，人老的时候，尤其年龄特别大的老人，有点像老小孩，你得顺着他，让他高兴欢喜，当然这种让长辈欢喜也有个度，不要过分。
第四句开始讲养生了，“养生以少恼怒为本”，曾国藩认为养生之道，其中之一就是少恼怒，不要老生气。《黄帝内经》说“怒伤肝”，现代医学研究表明，人身上很多的病，包括胃病、肝病这些，有时就跟情绪有关。尤其是肝病，甚至肝癌，有不少是由情绪导致的。不恼怒，肝气好，一定是一个修养非常好的人。不发脾气，面色红润，这个人一定是属于性格极好的。反过来，肝气非常重，郁郁之气老是藏在体内，脸色肯定不怎么好，精神状态自然也不会佳。曾国藩讲“养生以少恼怒为本”，他的养生也非常有特点，常讲“君逸臣劳”，“君逸”即大脑少思虑、省烦恼，“臣劳”就是筋骨常动。他讲的这些非常符合养生之道，也是现代医学所提倡的。
接下来就讲到“立身”了，“立身以不妄语为本”。人一辈子要立得住，就不要乱讲话，不说假话、大话，也不要出言不逊，这样才不会给自己带来不必要的麻烦。这大概也是我们平常所讲的要积口德。
“治家以不晏起为本”，这是祖父家训中的“早”字诀，曾国藩只是改了一种说法。不要日上三竿你才起床，这样的话很多事就能及时完成。曾国藩把治家的“早”字诀也用于治军，经常放醒炮，黎明时一放炮，大家就起床。因为这个规定，李鸿章就曾吃过瘪。李鸿章出身豪门，父亲李文安是做过高官的，与曾国藩同年登科，是同学，李鸿章算是官二代。由于曾国藩在军中规定天亮要吹号角，放醒炮，军中高层和幕僚都要聚在一起吃早餐，李鸿章一开始就受不了起早，总是不到场。有一天曾国藩来一个突然袭击，说少荃（李鸿章字）不来就不开餐，让身边的人去请。李鸿章连忙穿好正装，赶来用餐。曾国藩把筷子一放，教训李鸿章说，少荃，我这里有一个字叫“诚”，还有一个“早”字，如果你受不了，那就另谋高就。这个事对李鸿章来说影响是很大的。后来李鸿章写回忆录的时候就提到，当时他虽然感觉在众人面前很丢面子，但是他也由此立志发奋，第二天开始就来得早了，不再拖拉。习惯是怎么养成的，有时候就是逼出来的。曾国藩这种做法其实也是对年轻人的督促。年轻人的培养六分在于天生，四分在于督促；有时甚至是六分靠督促，靠自觉并不一定可以做到。久而久之，就形成一种习惯，李鸿章那种懒散的公子哥作风再也没有了。后来曾国藩在众人面前表扬李鸿章，说少荃天生于文牍最精，青出于蓝或胜于蓝。这番话是说，李鸿章天生是写材料的坯子，将来的成就可能会超过我曾某人。这对李鸿章是一个非常大的激励。
“居官以不要钱为本”，做官不能贪污受贿。曾国藩身居高位，弟弟当官了，儿子将来也会当官，尽管家族不是属于完全靠当官传承，但是肯定会有高官，所以还是要有所戒惕。当官不要老想着捞钱，自身要清廉，不能见钱就伸手，如果见钱就贪，这个家族一时积累的不义之财即便富可敌国，但一旦东窗事发，面临的不仅仅是抄家，还有可能被问斩。做官最根本的底线就是不要贪，先守住这一条，至于仕途的发展除了能力之外，有时还得靠运气，有很多机缘巧合的因素在其中。
“行军以不扰民为本”，这里讲的是治军。曾家五兄弟开始全部上了战场，后来四弟曾国潢回家主持家政。当时的曾家没有分家，几十口人住在一起，剩下的四兄弟全部上战场。大家知道，曾家兄弟中有两位死在战场，一个是曾国葆（1829—1862，五兄弟中最小的），一个是曾国华。在军中，幸存下来的是曾国藩和他的九弟曾国荃。曾国藩因平定太平军有功，官至两江总督，手中握有重兵。曾国藩治理湘军很严格，特别是军纪，首先即“行军以不扰民为本”。湘军的纪律严明是很出名的，曾国藩为湘军编写的《爱民歌》中有这样几句：“三军个个仔细听，行军先要爱百姓……爱民之军处处喜，扰民之军处处嫌，军士与民如一家，切记不可欺负他。”这首歌对于军队建设有很好的借鉴意义，据著名的历史学家、太平天国史研究专家罗尔纲先生考证说，解放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就借鉴了曾国藩的《爱民歌》。
曾国藩的家训“八本”，从字句看起来虽然平易浅显，但是至深的道理都在平易的语言中。大家都知道，曾国藩一生的言论并不深奥，为什么能如此深入人心、流传这么广呢？就因为他的语言朴实平易，道理却很深刻。
对于“八本”，曾国藩在日记中也说道：“凡事皆有至浅至深之道，不可须臾离者，因欲名其堂曰八本堂。”这就是曾国藩故居富厚堂最初名为八本堂的由来。他接着说：
古人格言尽多，要之每事有第一义，必不可不竭力为之者。得之则如探骊得珠，失之则如舍本根图枝叶。古人格言虽多，亦在乎吾人之慎择而已矣！（咸丰十年闰三月十八日日记）
也就是说，古人格言非常多，但每件事情有个“第一义”，也就是“本”，这是人要竭力守住的，不要枝枝蔓蔓太多了，那样的话无从遵守。
曾国藩的“八本”说，有很鲜明的时代特点。这个“八本”说，我觉得还是以儒家的精神为主。我曾翻阅过有关孔子的文献，《荀子·法行》中提到孔子讲的“君子三思”，原文是：
君子有三思而不可不思也：少而不学，长无能也；老而不教，死无思也；有而不施，穷无与也。是故君子少思长，则学；老思死，则教；有思穷，则施也。
“少而不学，长无能也”，少年时候不学习，长大了就没有才能。正所谓“少壮不努力，老大徒悲伤”。“老而不教，死无思也”，老年时候不能教育人，死后就没人记得你。年岁大的时候，子女有没有教育成才？古话讲“前三十年看父敬子，后三十年看子敬父”，自己的事业做得再大再好，还要看后人是什么样子的。我曾经给一些大企业家讲家训，他们对曾国藩的家训都很感兴趣，我就告诉他们，不管你们的事业做得多大，还是要抽出一定的时间，高度重视子女的教育，要不然悔之不及。任何事情都可以追溯，可以重新再来，但唯有一条，也就是孔子说的“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时间是不可倒流的，所以不要留下遗憾。“有而不施，穷无与也”，富足的时候不施舍，贫穷了就没有人帮助。自己富有了，就要回报社会，帮助有困难的人群。至于后面的话，意思就是君子年少时就考虑到长大后的事，就会努力学习；老年考虑到死后，就会教育后人；富有的时候考虑到贫穷，就会施舍。这是荀子记载下来的孔夫子言论。还有“六本”，出自《孔子家语·六本》，孔子曰：
行己有六本焉，然后为君子也。身有义矣，而孝为本；丧纪有礼矣，而哀为本；战阵有列矣，而勇为本；治政有理矣，而农为本；居国有道矣，而嗣为本；生财有时矣，而力为本。
关于这段话，说的是一个人立身行事有六个根本，才能成为君子。我只给大家讲述一下大概意思：立身有仁义，孝道是根本；举办丧事有礼节，哀痛是根本；交战布阵有行列，勇敢是根本；治理国家有条理，农业是根本；掌管天下有原则，选定继位人是根本；创造财富有时机，肯下力气是根本。意思很明确了，这里就不详细解说了。
三致祥
接下来看曾国藩家训中的“三致祥”。祖父是“六恼”，到他这里是“三致祥”。“祥”是吉祥，获得好的回报就是“致祥”。哪三种行为会获得吉祥的回报呢？那就是“孝致祥，勤致祥，恕致祥”。
首先看“孝致祥”。曾国藩说：
吾父竹亭公之教人，则专重“孝”字。其少壮敬亲，暮年爱亲，出于至诚，故吾纂墓铭，仅叙一事。（咸丰十一年三月十三日“谕纪泽纪鸿”）
“孝”的观念在中国文化中源远流长，“孝”字的汉字构成，上为老、下为子，也就是子能承其亲，并能顺其意。通俗点说，“孝”就是孝敬父母、尊重长辈的伦理行为，体现出感恩、回报和礼敬。在中国传统道德规范中，“孝”具有特殊的作用和地位，正如俗话讲“百善孝为先”。曾国藩说他父亲教育子女，最看重的还是“孝”，看到自己的亲人长辈油然而生发自内心的那种爱，都是出于至诚。在仕途上的升迁，曾国藩认为自己的成就是“孝致祥”，是父祖的恩泽回报。关于“孝”，曾国藩进行了阐述，跟我们今天所理解的又不一样，他说：
凡子之孝父母，必作人有规矩，办事有条理，亲族赖之，远近服之，然后父母愈爱之，此孝之大者也。若作人毫不讲究，办事毫无道理，为亲族所唾骂，远近所鄙弃，则贻父母以羞辱，纵使常奉甘旨，常亲定省，亦不得谓之孝矣。
曾国藩认为，凡是儿子孝敬自己的父母，做人有规矩，办事有条理就是孝。这跟我们今天的孝又不一样了。做人有规矩，办事有条理，亲戚宗族依赖他，远近乡党佩服他，竖大拇指，这样父母越喜爱他，这是孝的第一个含义，是曾国藩讲的大孝。把父母安养得非常好，让他们生活得顺心如意，这其实是小孝。如果做人毫不讲究，办事毫无道理，亲族唾骂，远近鄙弃，就算你当了高官别人也不会服你，这样的话，父母在家也抬不起头来，对你所做的伤天害理之事也是敢怒不敢言，羞于见人。让父母蒙羞，你的事业做得再大、官做得再高又有什么用呢？这是大不孝。因为有了前述行为，就算你在家“常奉甘旨，常亲定省”，亦“不得谓之孝”，在家里就算经常给父母奉上美味的食物，每日早晚请安，这也算不上真正的孝顺父母。
对于“孝”，曾国藩又作了进一步延伸，这是在给长子曾纪泽的家书中所提到的。据同治九年（1870）六月写给两个儿子的家书，曾国藩认为：“孝友之家立获吉庆。”这就是“孝致祥”。而且，“孝友为家庭之祥瑞。凡所称因果报应，他事或不尽验，独孝友则立获吉庆，反是则立获殃祸，无不验者”。孝友能给家庭带来祥瑞，我们平常所说的因果报应，在其他方面不怎么灵验，但是对一个家庭来说，“孝友”这一条太灵验了。一个家庭如果出了逆子，立刻遭殃。“吾早岁久宦京师，于存养之道多疏，后来展转兵间，多获诸弟之助，而吾毫无裨益于诸弟。”曾国藩说，他早年在京城为官，没有在身前奉养父母。后来辗转各地，一直在打仗，多亏诸位弟弟在家奉养父母，但他说自己没有给弟弟们带来什么帮助，实在惭愧。“余兄弟姊妹各家，均有田宅之安，大抵皆九弟扶助之力。尔等事两叔如父，事叔母如母，视堂兄弟如手足。凡事皆从省啬，独待诸叔之家，则处处从厚。待堂兄弟以德业相劝，过失相规，期于彼此有成，为第一要义。”曾国藩处理天津教案前，曾昏迷了很长时间，认为自己可能要不久于世，由此写了上述的家书给长子曾纪泽。曾国藩的兄弟姐妹很多，四个弟弟，三个姐妹。各家均有田宅，不愁吃喝，至少衣食无忧，都是九弟曾国荃辅助之功。大家都知道曾国荃攻打安庆后，曾把英王陈玉成府邸的财富据为己有，民间流传曾国荃打下天京后，掳掠的金银如海、财货如山，这些财宝都运回了湖南。曾国荃把得来的钱财用于买房置地，在亲族中出手也很大方。但是，曾国藩还对儿子说，今后要视叔父（曾国潢、曾国荃）如自己的父亲一样，待叔母就像自己的母亲一样，待堂兄弟就像亲兄弟一样。宁愿自己可以俭省吝啬一点，但是对待几个叔叔的家里处处要厚道，对待堂兄弟以“德业相劝，过失相规”，这是第一要义。我在后面还会讲到，曾国藩对所有的侄子，真正尽到了一个做大伯的责任。
再看“勤致祥”。“勤”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曾国藩一生守住的红线，就是三个字：清、慎、勤。但是。在家族家训中，他没有强调“清”和“慎”，因为这毕竟还是与官场有关。曾国藩特别相信天命，尤其是晚年。孔夫子讲“五十而知天命”，这个时候的人即将步入老年，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没有结果的事情不要太强求。孔夫子也讲“后生可畏”，但是“四十、五十而无闻焉，斯亦不足畏也已”（《论语·子罕》），四十岁、五十岁没有什么成就，这个人恐怕也就这个样子，没有什么作为了，此时已是知天命之年了，努力作为但不要祈求有结果。曾国藩经常讲天命，但他说，人跟天还是有一争，那就是“勤”。天道酬勤，勤劳的人能够获得老天丰厚的回报，天道是最高的道，老天能够回报就是因为你勤。曾国藩晚年的时候悟出来，人的一辈子要与天可能有一争的，就是“勤”字。曾国藩说：
余近年默省之勤、俭、刚、明、忠、恕、谦、浑八德，曾为泽儿言之，宜转告与鸿儿，就中能体会一二字，便有日进之象。泽儿天质聪颖，但嫌过于玲珑剔透，宜从浑字上用些工夫。鸿儿则从勤字上用些工夫。（同治五年三月十四夜“谕纪泽纪鸿”）
这是在写给两个儿子的家书中所提到的。他说人的一辈子说来道去，要具备八个字：勤、俭、刚、明、忠、恕、谦、浑。这八种德行，两个儿子如果能从中体会一两个字，便会有大的进步。曾纪泽天资聪颖，但曾国藩觉得他过于玲珑剔透，应该从“浑”字上用工夫。小儿子曾纪鸿呢？应该从“勤”字上用功夫。关于“浑”字，一般人可能不太容易理解，我们可以从曾国藩的日记中了解一二，他说：
“勤、俭、刚、明”四字，皆求诸己之事；“孝、信、谦、浑”四字，皆施诸人之事。孝以施于上，信以施于同列，谦以施于下，浑则无往不宜。大约与人忿争，不可自求万全处；白人是非，不可过于武断，此浑字之最切于实用者耳！（同治三年四月廿一日日记）
这段话中的“浑”，是对人，心里明白装糊涂，也就是说，人不能太精明，一个人太精明，就工于算计，曾国藩用人时就不太喜欢这种人；“浑则无往不宜”，最好的就是“浑”，对上级、对同事，都可以运用。曾国藩常讲，智和愚的力量不可忽视，人遇事，有时需要用智慧，有时候需要装愚、装糊涂。曾国藩早年写了十三篇小文章，其中有一篇叫《儒缓》。他说，古往今来成大功的人有两类，一类得之于天授，一类得之于人事。天授是遗传基因好，天资聪明；但是真正成大功的人往往是得之于人事。人的天资再好，还得在工作和实践中把自己的本事练大。曾国藩的天资并不是很好，他曾说“少荃论余之短处，总是儒缓”，也就是反应太慢。孔子说“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论语·阳货》），有人就说曾国藩是“敏则有功”，同样一个小时，曾国藩能把事情处理得井然有序，有的人则忙忙叨叨、无所适从。但曾国藩说自己天生不敏，而是靠平常勤学苦练。曾国藩确实不是一个天资聪颖的人，但是属于儒缓成功的。传说的曾国藩早年温习《论语》遭遇小偷的故事就说他天资不佳。当时，曾国藩没有考中进士，于是留在京城准备第二次考试。有一天正在住处挑灯夜战，来了一个不速之客——小偷。小偷看到曾国藩正在念《论语》，一时不好下手，只好趴在梁上，等他一会儿把书温熟睡觉后再动手，结果曾国藩读着《论语》，颠来倒去就是记不住。这个小偷听曾国藩读了几遍，都能背下来了，可是直到东方欲晓，曾国藩还是记不下来。小偷心想，这个人真够笨的。为了避免被抓到，无奈之下，小偷只好溜之大吉。从这个故事可知，曾国藩不是天资聪颖之人。不仅小偷看不起他，曾国藩的老师也不看好他，和弟弟一起上课的时候，教三遍，弟弟就会了，曾国藩还是记不住。所以，老师说，将来你若能考中进士，我给你背伞，你今后可能就只适合戳牛尾巴，一辈子离不开土地。但是，曾国藩勤学苦练，发愤图强，最后还是成功了。可见，成大功者往往是“儒缓”，认定目标，一步一个脚印，日久天长的积累，正如庄子所说的“美成在久”。曾国藩认为成功之道，概括起来，离不开两个字，即“勤”和“谦”。一个人能够做到勤、谦二字，就会把事业做大。禀赋一般的人，通过后天的勤奋努力，勤能补拙；有才华的人自恃才高，平日里不太努力，工作起来马马虎虎，就会出大问题。对此，曾国藩总结说：“立身之道，以禹、墨之勤俭，兼老、庄之静虚，庶于修己、治人之术，两得之矣。”（咸丰十一年正月初一日记）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墨子节用，过着清廉俭朴的生活。但是，光有勤、俭二字还不行，还要学老、庄的静和虚，不出风头，保护好自己。
我曾经研究清朝的皇帝，对于雍正帝，我就觉得这个人很传奇，概括他的一生，就是一个“奇”字。为什么奇？非长、非嫡、非能、非贤。我们都清楚，康熙帝开始是立了太子的，皇太子胤礽是废了又立，立了又废，当了四十多年的太子，最后还是给废了。但是继承皇位还是得有人，康熙帝就让大臣们推选，在成年的二十四个阿哥中，得到最多荐举的是八阿哥胤禩。四阿哥胤禛，也就是后来的雍正帝，少有人推举。那时的雍正帝在干什么呢？我们知道今天的雍和宫就是原来的雍亲王府，不远处有一座柏林寺。胤禛每天跟柏林寺的和尚们一起参禅论佛，据说他的修行已到了很高的程度。这一举动是向外界说明他对太子之位没有兴趣。但是，最后的皇位谁得到了？胤禛得到了。可见，雍正帝深得老子之道，“夫唯不争，天下莫能与之争”。这就是曾国藩后来悟到的，单单靠勤奋，尽心尽力为朝廷服务也不行，还要不张扬，保护好自己。他后来还讲：
古人修身、治人之道，不外乎勤、大、谦。勤若文王之不遑，大若舜禹之不与，谦若汉文之不胜。而勤谦二字，尤为彻始彻终，须臾不可离之道。勤所以儆惰也，谦所以儆傲也，能勤且谦，则大字在其中矣。
尤其是“千古之圣贤豪杰，即使奸雄，欲有立于世者，不外一勤字；千古有道自得之士，不外一谦字”，圣贤豪杰，想要真正出人头地，也就是一个勤字；得道之人，离不开一个谦字。所以他总结说：“吾将守此二字以终身，所谓朝闻道夕死可矣。”终身都要守住“勤、谦”二字。
第三个致祥，就是“恕致祥”。“恕”即宽于人而严于己。曾国藩曾讲“居家有四败”，其中之一就是“刻薄寡恩者必败”，人太刻薄不行，还是要胸怀宽广一点，该宽恕别人时就要宽恕，不要斤斤计较。对别人要宽，对自己则要严。他借用《易经·谦卦》中的“劳谦，君子有终，吉”说：“思‘劳谦’二字之道，精力虽止八分，却要用到十分；权势虽有十分，只可使出五分，庶几近之。”（同治元年十月廿二日日记）这就是宽于人而严于己。
《富厚堂日程》
第一代的家训是祖父传下来的，到他父亲那一代没有留下什么家训，所以第二代家训就是从曾国藩开始形成的，第三代的家训是曾国藩的儿媳妇完成的。曾国藩还是很有眼光的，他培养了一个好儿媳，也就是小儿媳妇郭筠，曾纪鸿的妻子。曾国藩擅长相人，他认为曾家下一代发达的应该在老二家，也就是小儿子这一家，后来也确实如此。大家可能想不到，曾国藩当时手握重兵，是湘军的最高统帅、朝廷的钦差大臣，还是两江总督，同时还兼着其他官职，主管对外的交涉通商，朝廷每有大政要征求他的意见，真可谓日理万机；但是曾国藩每天处理这些事情井井有条，晚上除了读书作文，还要督促子女，即灯下课子读书。灯下课子读书，就是跟自己的儿子、儿媳妇在一起读诗书。大家可能会想，过去男女授受不亲，公公跟儿媳妇在一起读书，那怎么行呢？但是不然，曾国藩还是重点培养小儿媳妇，当然这也是郭筠本人的根基好。郭筠是何许人也？其父是曾国藩的同科进士郭霈霖。这门亲事还是郭筠年仅一岁时由她的父亲与曾国藩订的娃娃亲，将她许配给刚出生的曾纪鸿为妻。曾国藩不像有些人那样要攀高枝、结权贵，他对儿女的亲事没有门第的界限，就算是妾生子也未尝不可。因为过去认为妾生的子女低人一等。过去认为女子无才便是德，但实际上从明朝之后这个传统就改变了，女子也读诗书。郭筠很小的时候就会作诗、写文章，是个才女。曾国藩在外为官时，一般不带家属，唯一破例的就是带着小儿子曾纪鸿这一家。从安庆攻打太平天国一直到南京做两江总督，都是带着小儿子一家在身边。曾国藩亲自教导儿子、儿媳，做直隶总督时也是亲自教，当然郭筠确实是幼承家训，儒学底子很好，到了曾家以后曾国藩又不遗余力地培养。
郭筠与曾纪鸿成婚后，在曾国藩的亲自指点下，通读《十三经注疏》《御批通鉴》等书，成为当时名噪京华的才女。夸张一点说，清人几百年的学问就集中在这部《十三经注疏》里，今天我们都很难想象有人能通读这样的书。《御批通鉴》全名是《御批历代通鉴辑览》，是在乾隆帝亲自参与和裁断下，由清朝官方纂修的一部大型纲目体编年通史。乾隆帝的“御批”达十五万字之多，成为该书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曾国藩指导郭筠读了这两部书。这些付出后来得到了回报。二儿子曾纪鸿三十几岁就去世了，曾家后代的培养主要就是靠这位小儿媳妇。曾国藩育有二子五女，家族真正发达还是靠这个小儿子。所谓的发达，就是子嗣繁多。曾国藩去世后，大儿子曾纪泽继承了官爵，但开始因为原配贺氏难产，没有生下儿子，于是就把曾纪鸿的三子曾广铨过继为长子，中国过去这种现象很常见。像我的外祖父家也是这样，二舅没有孩子，大舅就把孩子过继给了二舅。过去讲，一个宗族不能让它断了血脉，有时为了保持血脉就通过过继的方式。曾纪泽的继室刘氏虽然生了三子三女，但是后来两子一女夭折，曾家这个家族还是靠小儿子曾纪鸿发达起来的。郭筠为曾家培养了进士、翰林院学士，像大儿子曾广钧二十三岁考中进士，后来还出国留学。
曾国藩去世之后，郭筠回到老家，一直住在富厚堂。曾纪泽与曾纪鸿两房子孙聚居于富厚堂，曾家一切事务皆赖郭筠操持。她秉承先人家训，是曾国藩家教思想的具体实施者。郭筠丧夫时才三十多岁，已经是曾家的长辈，为曾家的后代立了规矩。她曾手书《富厚堂日程》，载有六条家训，要求曾家的子孙都要做到，内容如下：
一、男女皆应知习一样手艺。
二、男女皆应有独自一人出远门之才识。
三、男女皆应知俭朴，每月所入必要敷每月所出，人人自立一账簿，写算不错。
四、男女皆应侠义成性，不要行为有亏。
五、男女皆应抱至公无私的心肠，外侮自不能入，而自强不求自至矣。
六、我家行之，一乡风化，则强国之根基在于此矣。
这六条家训也是与时俱进，有很多新的东西，与曾国藩的时代相比又不一样了。第一条，男女都应该学得一样手艺，这是立身之本，没有本事，怎么在社会生存。不管男女，都要有一样看家的本领、谋生的手艺。第二条，男女都要有独自出远门的才识。这个提法就不一样了，那个时候社会信息已经逐渐流通，故步自封就要落后，所以要走出家门，接纳外面的新事物。
第三条还是继承了上代家风，家里的男女要知道俭朴，每月的花费要记账。从曾国藩开始，到儿媳妇这一代及以后，曾家对于每一个人每月的花销是记得清清楚楚的。大家看《红楼梦》中贾家也是这样，一个人月例（每月照例支给的费用）有多少，按辈分、地位来支取，这个规定是很清楚的。在曾家，曾国藩的妻子辈分最高，每月有十二两银子，这些银子不是官银，而是湘银，在当时来说，湘银不怎么值钱，折合成官银大概是八两。但是，十二两湘银，曾国藩觉得已经很高了。
第四条就讲人的忠和义，“男女都要侠义成性，不要行为有亏”。忠义是我们的文化传统，尽己之谓忠，尽自己的能力做好事。义者，宜也，自己应该做的事就要去做。曾家规定，男女都要讲究忠义，为人处世不要做对不起天地良心的事。过去常有人说曾国藩守旧，其实不然。全国人大常委会前副委员长许嘉璐先生曾经说，曾国藩是传统文化的守护者和传播者，以及近代化的开拓者。从曾家家训来看，也非常明显，郭筠提倡与时俱进，不能墨守成规、落伍于时代。曾氏三代家训，时代特点非常突出，但是本质性的东西依然存在，从第五条的“男女应抱至公无私的心肠，外侮自不能入，而自强不求自至矣”就可以看出。第六条则有表率的作用，“我家行之，一乡风化，则强国之根基在于此矣”。
家教的开放思想
在这里我们顺便讲一下曾国藩家族中家教的开放思想。这一点在清末大家族中是很少见的。曾家从第二代开始迈出国门，有不少子弟留学英美；就是曾国藩的直系后裔，现在散居在海外的也很多。为了让曾纪泽等了解西方各种知识，曾国藩专门请外国老师教习他们英语。后来，曾纪泽的英语讲得非常流利，成为有名的外交家和光绪帝的洋务顾问，曾纪鸿也成为著名的数学家，这与曾国藩的开放式教育有直接关系。曾国藩的小女儿满妹，也就是曾纪芬（1852—1942），是曾氏家族当中活得最长的，人称崇德老人。她曾经在回忆录中称，同治九年（1870）的几个月间，每到万籁俱寂的夜晚，父亲曾国藩就带着子侄们观看星辰。在两江总督署新落成的堂厅里，他特意放置一台很大的地球仪，亲自为子女们讲解“万国地理”。
曾家子弟中，曾国荃这一支的后代留在湖南的比较多，而曾国藩的子女大多走出国门，开眼看世界，如曾纪鸿的长子曾广钧的女儿曾宝荪（1893—1978）和四子曾广诠的儿子曾约农（1893—1986）留学英国，五子曾广钟的儿子曾昭权（1894—1952）则留学美国，后来成为驰名中外的学者和教育家。
曾宝荪毕业于英国伦敦大学，回国后在长沙创办艺芳女校，她写回忆录称，祖母郭筠为她所做的三件事：一是没有要求她缠足；二是没有在童年将她许配人家；三是准许她出国留学。“这三件事影响了我的一生，使我能为所欲为，不受任何牵绊。”没有要求她缠足，这在当时是非常重要的，小脚的女人行动诸多不便，记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年，在山东这个地方还有非常多的妇女缠足，但是曾家早在清末时而且是在乡下就不要求家中女子缠足。不在女子童年时许配人家，允许自由恋爱，这个思想确实开放。允许女子出国留学，这更是了不得。难怪曾宝荪说这三件事情影响她的一生，让她没有任何的羁绊。从这里也看出，曾国藩很早就有开眼看世界的意识，不仅是家族，在国家大政方针中，也有体现。大家都知道，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官派留学生，就是在1872—1875年间，由容闳倡议，在曾国藩、李鸿章的支持下派出的，清政府先后派出四批共一百二十名学生赴美国留学，这批学生的平均年龄只有十二岁。
近代著名的英国哲学家罗素1920年9月来湖南讲学，教育会请艺芳女校的曾约农现场翻译。曾约农当时正守母孝，形容憔悴，鬓发蓬松，粗布长衫，人皆骇异，而他的现场翻译大受罗素和当时在场的美国哲学家杜威的称赞，“问之，答恪遵祖训，先祖有言：天下古今之才人，皆以傲字致败；天下古今之庸人，皆以一惰字致败”。为母亲守孝，形容憔悴，但是在翻译的时候丝毫不受影响，难怪外国学者都惊讶，一个看起来骨头都快散架的乡下人能有如此高的外语水平。曾约农说自己“恪遵祖训”，且“先祖有言”，这个先祖就是曾国藩。曾国藩曾经说，古今天下有才华的人因为一个傲字导致失败，古今天下的庸人因为一个惰字而失败。这句话影响了曾约农一生，他后来成为台湾大学的教授，接着又担任东海大学第一任校长，1986年去世，享年95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