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训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
大家都知道“六尺巷”这个有名的故事吧，说的就是清朝康熙年间时任文华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的张英，老家安徽桐城的宅子与吴家为邻，两家院落之间有条巷子，供双方出入使用。后来吴家要建新房，想占这条路，张家人不同意，双方争执不下。这时，张家人一气之下写封信给张英，要求他出面解决。张英看了信后，认为应该礼让邻里，他的回信只写了四句话：“千里来书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阅罢，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也主动让出三尺房基地，“六尺巷”由此得名。这个故事所讲的就是清朝父子双宰相的张英和张廷玉家。
桐城的“六尺巷”现在已成为传统文化道德教育基地，我去过两次，参观的人络绎不绝。“六尺巷”这个地方也是曾国藩（1811—1872）跟他的弟弟曾国潢（1820—1886）一再提到的。曾家是一个大家族，曾国潢没有做官，在家主持家务。曾国藩嘱咐这个弟弟，要好好读《父子宰相家训》，说这是修身齐家的典范。这部书就是张英和张廷玉父子撰写的。张家之所以能够父子两代相继在朝担任一品大员，参与国家大政，不出问题，这和张家良好的家风分不开。曾国藩至少五次推荐《父子宰相家训》，说“句句皆吾肺腑所欲言”，可见，他对家风和家训非常重视。
“家”对中国人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与“家”有关的词语有“家庭”“家族”“家风”“家训”等。中国人为什么如此重视家训？传统文化中，中国人“家”的概念跟西方人“家”的概念不一样，可能也跟我们今天理解的“家”的概念也不一样。我们今天所理解的“家”指的是狭义的“家庭”，是指有血缘关系的两代人，现在更多的是三口之家、四口之家，五口之家都很少了。三代以上的血缘关系都不是一个狭义的“家”了，而是“大家”了。也就是说，在我们今天不少家庭中，有血缘关系的祖父辈，可以说已经不包括在这个小小的“家”中了。但是，在旧时的中国不是这个样子的，中国古代的“家”更多的是指“家族”。今天我们国内有很多地方仍存在着古村落，大多数以姓氏来命名，如张家庄、李家庄。村庄是一种基层社会的组织结构，北方的村落一般以“屯”和“庄”来称呼，有时候村庄的名称就以居住的人的大姓命名，像我的老家，以林姓居多，所以叫“林家屯”，村一级也称林家村。
这些地名是中国传统文化在今天的遗存，反映了一种非常典型的聚族而居的村落文化。福建的土楼也是聚族而居，甚至是聚村而居。在北京也有，北京门头沟有一个叫“爨底下村”的地方，这个村子只有一个姓氏，就是韩姓，他们是明朝时从山西洪洞迁到此处，后来聚族而居，一代一代地繁衍。像这种家族从什么时期起源的呢？从汉朝开始的。西汉末年出现了好多豪门大族，这些家族除了拥有大量的土地财富外，甚至拥有自己的军队，形成了很大的庄园地主势力，成为显赫一时的大家族，特别是到了东汉后期更盛。我们熟悉的《三国演义》中，刘表、袁绍等都是豪强地主出身。这种家族文化到什么时候发展到极致呢？宋朝。宋代可以说中国的家族文化发展到了鼎盛时期，家族文化完成了一个大的建构。凡是一姓的族人，推认一个祖先，为祖先建立家庙、祠堂，还要修自己的族谱。小说《白鹿原》中，白、鹿两家是白鹿原上的大姓，白家一直沿袭村子里的族长位置，其他的小姓在此地就没有多大的话语权。族长作为官府承认的代理人，就可以制定乡约，乡约的权力来源于皇权，皇权支配宗族势力，族长就是执行乡约的。就白鹿村乡约的内容而言，大多不外乎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哲学范畴，如在家族关系中要做到“能治其身，能修其家，能事父兄，能教子弟，能御童仆，能敬长上，能睦亲邻”等。这就是家族文化。我们在小说里会看得很清楚。明清以来都是这种文化设置，推举一个族长，建立一个祠堂，修一个家谱，同时还有祠田、族田。族田在南方非常广泛，特别是福建、江西的传统家族中，其凝聚财富和人心的力量非常强。族田说白了，就是现在的公共事业。一个家族，出钱时不是每个人均摊，而是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然后推举富裕的人或者告老还乡的致仕官员和有声望的贤达做族长，管理族田，建立一套完善的秩序制度，以维持大家族的发展和繁荣。由此可见，中国人特别重视家族，而一个家族的维系离不开家风和家训。
要管理一个家族，匡正家风，就得有家法族规或者家训。关于家法族规，有的学者曾专门研究这个问题，像上海社会科学院的费成康先生，就专门写了一本《中国的家法族规》。在中国传统社会中，有一个观点特别普遍，即“家国同构，移孝作忠”，也就是说，家国是一体的，在家要尽人子之孝道，在朝要忠君报国。
这个观念和儒家的理念很相似。儒家的创始人孔子在《论语》中提出了“仁”的概念，“仁”有三个境界。第一个境界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前一段时间我们国家领导人提出构筑全球命运共同体时就引用了这句话，这句话的意思大家耳熟能详，就是不能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别人。在家族文化当中也有这一层意思，尽管家法族规强调一个“严”字，但是不会强迫族人按照一个模式成长。
“仁”的第二个境界就是“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人要成长，就要自强不息，就好像每天都要见到尊贵的客人一样，不能懈怠，不能拖沓，这就是“出门如见大宾”；还有“使民如承大祭”，从国君延至官员，不要轻易役使百姓，做上司的也不要轻易役使下属，这里讲的是对人的一种尊重。
“仁”的第三个境界，也是最高的境界，是什么呢？即“在邦无怨，在家无怨”。“邦”是国家，“在邦无怨”就是你担任公职，要做到无怨无悔，把自己的工作做好，让别人无可挑剔，既要对得起自己，也要对得起你这一份拿百姓钱粮作为薪水的工作，这是公职人员应有的担当。除了“在邦无怨”，还有“在家无怨”，这就很自然地把在国家和在家庭当中扮演的角色统一起来。一个人做好他的本职工作，像大禹治水一样，三过家门而不入，公而忘私，国而忘家，感动了天子，天子传贤不传子，把天子之位给了大禹。但是儒家要求家庭角色也要扮演好，要“在家无怨”，当父母的要把家庭管理好，子女要教育好，如果为人父母的自己达到了人生的巅峰，很成功，子女的管教却一塌糊涂，这样发展下去，再好的家族也会像孟子所说的“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家族积累的荣光就到你为止了，这个家族文化会中断。为什么儒家如此推崇“在邦无怨，在家无怨”，把这两者并列起来呢？因为儒家重视家国同构。儒家经典《大学》一书中，就讲到了有名的“三纲八目”：“三纲”是“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八目”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八目中的“修、齐、治、平”就是一个逻辑顺序：“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这样一个顺序，后面还有一个结论：“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也就是说，从天子到黎民百姓，就只有一条道路，就是要以修身为本，才可以谈齐家、治国、平天下之事。
家族文化发展至今，跟传统文化所规范的很不一样了。今天甚至有丁克家庭，也就是不要孩子，只有夫妻二人的家庭。这已经完全脱离了古代家族文化的范畴。从魏晋时期开始，国家的法律将亲族的“五服”关系纳入，有“准五服治罪”的说法。北京门头沟的爨底下村，“爨”字就是一个很难写的汉字，上面是一个“兴（興）”字头，“林”字站中间，“大”字下面架火烧。实际上，“爨”是中国古代的家族用语，就是共用一个灶台烧火做饭，而分爨就是分家。爨底下村这种大家族的聚落在中国古代非常多。据我看到的一份材料所言，在古代江州德安这个地方，有一陈姓家族，从唐末开始到北宋时期，两百多年共历十三世，延续人口有三千七百多，一直是一个大家族，没有分过家。宋朝的时候，朝廷和官府非常推崇这种大家族，算是达到了一种巅峰的状态。这种大家族的维系，靠的是什么，就是家法族规，也就是传承的家风和秉承的家训，这就是为什么家风、家训在中国古代如此重要的原因。今天虽然已经很少有过去那种大聚落的家族形式，基本上是小家小户，但是家庭环境和家庭的熏陶依然重要。由此，如何创造一个良好的家庭，使子女无论在身体上还是精神等方面健康成长，我们可以从古人的家训中寻找一些有益的启示。古人的家训涵盖面非常广，是经过几代甚至十几代人的家族文化浓缩而成的规范，对于现代人来说，具有非常大的借鉴意义。
曾国藩家训由来
中国古代的家训很多，现存的第一部最完整的家训是《颜氏家训》，作者是南北朝时期的颜之推。这部家训可以说是古今家训之祖。该书大约成书于隋朝年间，是颜之推记述个人经历、思想、学识以告诫子孙的著作。要知道，颜之推一生，历仕四朝，三为亡国之人，饱尝离乱之苦，并无赫赫之功，未列显官之位，却因一部《颜氏家训》而享千秋盛名，由此可见其家训的影响深远。
还有一部是宋朝的司马光所著的《温公家范》，“家范”是家训的典范，名字不一样，但也是家训。司马光的事迹很多，有名的“司马光砸缸”大家都清楚。司马光曾官至宰相，而且跟当时的王安石私交甚好，但是他反对王安石变法，两个人朝堂之上争得面红耳赤，朝堂之下却是好朋友。司马光一生中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贡献，就是主持编撰《资治通鉴》，在中国史学体裁系统中是很重要的一部，即创造“通鉴体”，与一般的编年史不一样。顾名思义，这部史书就是“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以历史的得失作为鉴戒来加强统治。《温公家范》采集了《周易》《大学》《孝经》《礼经》等所述道德准则与相关事迹，又辅以司马光本人的论述。司马光称该书“皆圣人正家以正天下者也……可为人法者”，强调治家以礼为先。
清朝时最有名的家训，是一开始我们讲的也是曾国藩一直推崇的《父子宰相家训》，以及雍正帝后来回忆他的父亲康熙帝教育子女的《庭训格言》，还有就是我们所要讲的曾国藩家训。曾国藩家训现今流传的版本不多，也没有成书，只是散记于曾国藩的书信和日记中。曾国藩早年的时候，就立志要做一部家训，这在道光二十二年（1842）的时候在日记中提到过，而且还跟他的九弟曾国荃（1824—1890）详细地讲过。那时他在京城做官，带着曾国荃读书。曾国荃非常有名，早年就协助曾国藩筹建湘军，攻打太平军，是湘军有名的猛将。这两兄弟年龄相差十三岁，曾国藩考了进士后，留在了翰林院，在京城做官，希望弟弟将来能够有出息，就把他留在自己的身边读书，但是曾国荃受不了兄长的严厉课读，待了一段时候就嚷着要回家，对此作为兄长的曾国藩很痛心，训斥无效后，便把这件事情告诉给老父亲。从这以后，曾国藩深深认识到作家训的重要性。
但是，作家训不易，因为家训是家族文化的传承和集大成，每一句话要有出处，要言之有据，引经据典，具有说教的权威性。一般百姓的家庭没有具体的家训，世家贵族或者家族文化有传承的家族才会立家训。家训要符合经义，在义理的层面中，要有理论基础。曾国藩说，作家训要采集经史，经史没有在心中烂熟，那是写不好家训的；除此之外，还要采集诸子之言。作家训不能东抄一句西抄一句，意义不贯通，跟家族没有什么联系，抄书有什么用呢？所以，曾国藩写了一段时间之后，觉得很难完成，只好作罢，等将来时机成熟时，再来总结家训。
那时是道光二十二年（1842），曾国藩入翰林院才四年，没有什么大名声，谁也不会想到他后来能够成为攻灭太平天国的头号人物、拯救清朝倾危大厦第一人、中兴名臣第一。但是曾国藩深知自己责任重大，因为曾氏家族到曾国藩这里，是经过了五百来年的寒籍，才出了第一个进士。曾国藩以前，除他的父亲外，没有读书人考过功名，就连普通的秀才也没有，更不用说举人和进士了。他的父亲考中秀才也比他晚一年。自从曾国藩中了进士入了翰林院为官后，便有一个志向，就是把家族发扬光大，虽然觉得很难，但他还是试图编写家训。
根据黎庶昌（1837—1896）编撰的《曾文正公年谱》所说：“道光二十八年（1848）……又采辑古今名臣大儒言论，分条编录为《曾氏家训长编》，分修身、齐家、治国为三门，其目三十有二。”也就是说曾国藩为家训编了三十二类，共计分为三大篇，分别为修身、齐家、治国。根据这个记载，应该说曾国藩是写了家训这部书的，但是现存的曾国藩的资料我基本都涉猎了，没有找到《曾氏家训长编》。黎庶昌是曾国藩的四大弟子之一，也是诸弟子中被曾国藩非常重视的一位，他讲的应该是有依据的，但是我们没有看到原书。至于后来所出现的上、下两卷本《曾国藩家训》（或称《曾公家训》《曾文正公家训》），属于坊刻的，湖南传忠书局光绪年间印行；还有在曾国藩的弟子王定安所编的《求阙斋弟子记》（曾国藩在京城时把书斋命名为“求阙斋”）中看到的卷二十五、二十六的《曾国藩家训》。这两者内容大同小异。尽管曾国藩生前没有编一部完整的家训，但是曾国藩经常说自己是把家书中的一部分代替了家训，有时也把日记作为家训。我们今天所讲的曾国藩家训的内容主要就是依据这些资料。
《求阙斋弟子记》所录《曾国藩家训》二卷和光绪年间坊间所刻的《曾文正公家训》，流传较广的应属后者。钱穆先生是鼎鼎有名的大学问家，他在《人生十论》的前言中说：
有一天，那是四月初夏之傍晚，独自拿着一本东汉书，在北廊闲诵，忽然想起曾文正公的家书家训来，那是十年来时时指导我读书和做人的一部书。我想，曾文正教人要有恒，他教人读书须从头到尾读，不要随意翻阅，也不要半途中止。我自问，除却读小说，从没有一部书从头通体读的。我一时自惭，想依照曾文正训诫，痛改我旧习。
他读到的那个版本，据我推测，应该就是坊间所传的那个版本。连钱穆这样的大学者，也把他的一生成就都归之于读曾国藩的家训，可见曾国藩的家训在民国时期影响非常大。
还有一本钟叔河先生编辑的《曾国藩往来家书全编》，可能是今天搜集最全的关于曾国藩的家书集子。古代通讯不发达，可以说是“家书抵万金”，这套《曾国藩往来家书全编》，把曾国藩和父辈及兄弟子侄辈之间往来的书信都收进去了。这要比岳麓书社出版的《曾国藩家书》及《曾国藩全集》里面的家书要多出许多的内容，这部书还把收藏在台湾的《湘乡曾氏文献》当中的家书也列入了。《湘乡曾氏文献》底稿目前存于台湾，这是因为在1949年的时候，曾家后人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去了台湾，保存在曾国藩故居富厚堂藏书楼里最主要的书籍都随迁台湾。《湘乡曾氏文献》主要是曾国藩的手稿，著名的历史学家吴相湘把这一部曾国藩手稿文献在台湾学生书局全部影印出版。目前在台北“故宫博物院”保存的《湘乡曾氏文献》手稿中就有一部分叫《曾文正公家训》，这是我们研究曾国藩家训主要的依据。《曾国藩往来家书全编》这部书中还作了一些注解，毕竟有不少湖南话是不易理解的，从这部书可以得知，曾国藩早年的家书可以说不少是记流水账，如告诉父亲钱怎么花、给舅舅几两银子等。曾国藩一生所写的一千五百二十封家书全部收在这部书里，再加上家人的回信五百九十九封，共计两千多封书信，算是目前最全的。
曾国藩的家书，多数来自十几年行军打仗、为人修身的阅历。蒋介石经常对其子蒋经国讲，曾国藩家书“皆阅历之语”，就是自己阅历得来的东西；而且读的时候朗朗上口，有无穷意蕴在其中。我每次上课时，大家要我推荐关于曾国藩的书籍，我一般都推荐《曾国藩往来家书全编》。其他方面像奏折之类，一般人可能不太容易理解，但家书人人都看，因为讲的都是家庭日常之事，如曾国藩从京城给家里寄了一百两银子，这笔钱应该怎么分、给谁家多少，还有多少债务、什么时候该还，等等。曾国藩的家书中说的都是家庭的事情，但更多的是为人处世的道理，从这些书信中可以看到曾国藩如何确立家训家规。
以上对中国的家族文化、家训在家族文化当中的地位，以及曾国藩家训的由来作了一个简单的介绍，下面我们开始进入曾国藩家训的基本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