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铜的 Sather Gate 是大学的正门。通往 Sather Gate 的路，是展示自由言论的繁荣走廊。就是说，只要不是反人类的言论，都会在这里争奇斗艳，不论相互之间是多么对立，不论是关于宗教、政党、性别、国内和国际的政治、经济、文化、环保、动物权力、同性恋、外星人，都可以想说就说。对台戏同时上演也很常见，为大学增色了不少。
这场面具体怎样，从书本和网上的旅游指南、游记里面，总会找到生动、详尽的介绍的，我就不赘述了。
这篇的题目和内容，均有关个人经历和思考。
在 Sather Gate 门前，宗教团体们当然也很活跃了，什么基督教、佛教、印度教、犹太教、伊斯兰教等等世界上已知的宗教甚至还有大部分人未知的小教派，都在这里出现。一天，一个基督教教派的积极分子塞给我一张活动文宣，恳求我参加他们的活动。具体是哪个教派在哪个教堂的什么活动，我早就忘了。只记得那是个个子十分矮小黝黑的菲律宾女生，说出了很多恳切的话。
既然人家已经如此苦口婆心了，我也要予以尊重，就说：“谢谢你的介绍，我自己考虑考虑吧。”但在更进一步的催逼下，我只好又添上一句：“我理解你的热情。但对于我来说，这目前还是个没有多少心得的 ideology（意识形态）。”
这个菲律宾女生的下一句的耳提面命，让我觉得非常经典。她非常激情地说：“No！ This is not ideology. This is reality！”（“不！这不是意识形态。这就是实实在在的真实！”）
此话对我的震动，不在于该菲律宾女生对我的传教效果有多成功（我见过效果更好的），而在于让我意识到，“真实”固然人人追求，但别人眼中或嘴里说的关于 reality（真实）的一切事情，都可能是与自己的十分不同。该传教者的话若稍微引申一下，则不成了——既然我还没有在她那个教里面得到“真实”，我30岁的人生岂不一直活在“非真实”的“虚妄”中不成？这修辞，难道不是服务于一个强悍的 ideology（意识形态）？
不仅如此，这事儿的难点还在于，reality 和 ideology 往往难以区分；ideology，往往打着 reality 的旗号。ideology 和 reality到底对每个人意味着什么，绝非字典上的字面意义那样简单。（如果字典能解决一切问题，那人类早就已经“真的”进入真理大同境界，如同《1984》里面“真理部”那样的部门所确信的那样。不是吗？）很多情况下，你觉得是ideology，我则觉得是reality，或你觉得是reality 的东西，我觉得其实是ideology……这时，字面的差别变得毫无意义。
但纠结于此，也有收获。收获是：
1.一定要货比三家，不要碰到第一家（如这个菲律宾传教者）所宣称的“reality”，就信了。若真有意，多看几家之后再信，也不迟嘛。若看到第二家，觉得第一家不靠谱，那也很好，省得一下子就轻信第一家了……
2.若一家家地听下去，都不信，那也没有什么损失哇，至少排除了盲从的N种可能的说。我也并没有先天排斥任何 ideology 的意思——我说了，reality和ideology，都是名词而已，绝非字面意义那么简单，也难分高下。总之就如同谈恋爱，跟着感觉走，随缘吧，不强求。但前提是不要局限，不要看到第一个觉得不错，就拒绝看下一个了。
3.但也不要看了N个觉得不顺眼，就认定世上没有顺眼的了——也保不准那N+1个就适合你。
下面再举个比较有感的实例，说明 ideology和reality 的复杂性。
那是2002年的2月28日吧，台湾“二二八”事件的纪念日。在Sather Gate 前，自然看到了一些台湾学生及其朋友或在美二代所做出来的纪念文宣。文宣中说的那些话，当然是意识形态感极强的，我也懒得去念。这不是重点。
吸引我的是他们的宣传画，照我看来，有严重的“硬伤”，把文宣效果全给毁了。（但显然，绝大多数在那个环境里的人，并没有觉得有什么问题——否则他们也不会如此来画）。
画面上，是几个头盖骨，显然灵感是来自红色高棉波尔布特大清洗的无辜者遗骸新闻报道的。这个signal 很清晰：二二八是场残忍的大屠杀。对于此事，我基本上没有资格去评说。我有资格说的，是认出了画面上另外的违和感。
在头盖骨旁边，是一把“驳壳枪”——中国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从军阀、国民革命军，到红军和赤卫队都普遍使用的一种德国造（或本土山寨货）超大型手枪，比如飞夺泸定桥的勇士们就是靠这个。它频繁出现于我们的红色经典中，在我的脑海中早已指认为红色武装的借喻了。
代表着大屠杀暴行的头盖骨和行凶武器的驳壳枪，在这幅画里面都是黑白的。而这帮家伙可能又从电影《辛德勒的名单》里面学到了在黑白效果中加入一点点彩色的“画龙点睛”神效——他们偏偏给黑白的驳壳枪，系上鲜红的很夸张的红绸带，搞得跟“洪湖赤卫队”似的，成为了黑白宣传画里的唯一色彩。
这实在是让我看不下去了——1948年国民党军队在台湾搞屠杀的时候，总不会在武器上面拴上标志共产革命的红绸带的吧？
但我能设身处地地明白这个修辞是如何 work 的——国民党先是教导台湾人痛恨共产政权，后来台湾本土人又开始自发地痛恨从中国来的国民党，最后本土人就把对国民党的恨和对共产党的恨，重叠在一起，变成了关公战秦琼式的系着红绸带的执政党驳壳枪屠杀台湾本土人了……
看着文宣台前的那帮兴高采烈的毛孩子，我也真懒得搭理了。毕竟，在他们心里，这是“真实”的……我相信，多看看别人的摊位，这些毛孩子自然也会成长些的只要不封闭起来就好。
自由言论的好处，就在于能同时看到多个摊位，看到我们所居住的真实世界的真实处境是：ideology 和 reality 的关系很复杂，自己最好保留着些选择、评判的余地。
比这更可悲得多的，是看不到别的摊位，一辈子就这么过去了。
儿童何尝不政治？
玩儿毛主席逝世？这也是能玩儿的？开玩笑吧？怎么个玩儿法？（你也许会问。）真不是开玩笑，是真事儿。能玩儿的。说的就是1976年，在幼儿园时，我和我的小伙伴儿玩儿的。一个小朋友躺在小床上，闭上眼睛一动不动，其他人围着小床转圈儿，如同小伙伴们从电视里面看到的大人那样……
我说的是真事儿。那电视，是幼儿园电视间里面的九寸黑白电视，那时还没有什么“私家电视”的概念呀。
你看，我与世无争、自得其乐地写我的“朝花夕拾”，写我的童年玩耍，写着写着，就纠缠到重大政治事件上面去了。是巧合么？
其实不是。
儿童何尝不政治？固然儿童不懂政治，但儿童其实就是生活和玩耍在政治大环境里面的。因为童年之事无小事，所以那里面的政治，也以特有的方式留下深深的印象。
写到这里，不得不扩展一下，数一下二十世纪70年代政治的名词概念了——“玩儿毛主席逝世”这样的幼儿游戏奇葩，离不开前前后后的政治上下文。
当时的我，没有小黄鸭，但这些政治，以它们特有的方式，进入文盲阶段的我的记忆，忘都忘不了。
说吧！记忆。要让记忆说话。Speak， memory.
不管我的记忆在历史这头怪兽面前多么微不足道，我也要认真对待我自己的记忆里面的每一个细节，因为它们才是宣传机器和商业机器之外的，我的私有财产。
而且我笃信苏格拉底所言：“未经审视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这话，被梭罗在《瓦尔登湖》里说得更好：“我希望谨慎地生活，只面对生活的基本事实，看看我是否学得到生活要教育我的东西，免得到了临死的时候，才发现我根本就没有生活过。”
是的，所以我要面对我的记忆，哪怕是童年的模糊记忆，所提供的基本事实，看看我是否学得到生活要教育我的东西，免得到了临死的时候，才发现我根本就没有生活过。
总之，我不对别人负责，更不对政治负责，只对我自己负责。
“批林批孔”百度上写着：
1971年9月13日，林彪与妻子叶群、儿子林立果等乘飞机外逃，凌晨3时在蒙古人民共和国温都尔汗坠机，机毁人亡。1973年7月，毛泽东在对王洪文、张春桥的谈话中指出，林彪同国民党一样，都是“尊孔犯法”的。他认为，法家在历史上是向前进的，儒家是开倒车的。毛泽东把批林和批孔联系起来，目的是为防止所谓“复辟倒退”，防止否定“文化大革命”。江青一伙接过毛泽东提出的这个口号，经过密谋策划，提出开展所谓“批林批孔”运动，把矛头指向周恩来。“批林批孔”运动遂在全国开展起来。这个运动从1974年年初至同年6月，历时半年左右。
看来还真是。我出生于林彪这个大坏蛋坠机三个星期之后。“批林批孔”这个运动的时段，正好该是我刚刚具备初级汉语听说能力的阶段，所以特别忘不了。而且后遗症也很强大。我手头出现了很多“小儿书”读物（类似于后来的“漫画书”），都是什么“法家故事选”之类的，和关于“孔老二”的愚蠢故事。林彪的小人奸佞形象，也就见得多了。当时家里的《世界地图册》等一些书，有些地方用黑墨水涂掉一行行的话，据说都是原来林副主席说的话……当然，小儿书和所有的大人的书的一开篇，打开都是毛主席语录节选。这个就不解释了。
“反击右倾翻案风”百度上写着：
“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是1975年11月3日清华大学党委传达毛泽东对刘冰来信的批示开始的。它是在“四人帮”煽动下由毛泽东发动的一场错误运动。批邓和“反击右倾翻案风”是“文革”末期由毛泽东发起的最后一次大规模政治运动。邓小平为扭转“文革”以来的混乱局面的努力被全盘否定，全国刚刚趋于稳定的形势再度陷入混乱。在毛泽东去世，“文革”结束后，华国锋仍然推进对邓小平的压制，直至1977年7月邓小平复职后，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方告结束。
哎呀，想忘记都难。广播里听得太多了，虽然神马意思完全听不懂，而且我又不识字，听这句话，只知音，不知意。
“大工贼大……大……刘少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