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大学越有钱，它越有条件办得更好，除非它缺乏合适的内部和外部的制度环境。在美国，公立研究型大学的资金来源除政府拨款外，民间和校友的捐款还占了相当大比例；对于私立大学，这个比例更会高到50%以上。但是大学吸收捐款要有一套法律和道德规范。一个大学的财源，往往并不是想接受多少就拿来多少；许多著名大学面临有很多钱该不该要的问题。对著名学府而言，常常是有形资产和无形资产（比如说声誉）之间会发生严重的冲突。著名大学的财政，不光指会找钱（因为主动上门给钱的人很多），更重要的，它牵涉到找钱和接受钱的原则和程序。
8、历届毕业生的成就和声誉
大学既然是知识创新、知识传播机构，那么毫无疑问，即使有再好的教授、再多的钱，最后也要看它们的产品，看毕业生在社会上的成就。衡量历届毕业生的成就，并不仅仅是看多少人做了大官，挣了大钱，更重要的是看多少人在各行各业里处于创新前沿，其中最重要的是那些对人类的观念和知识的创新、对社会的制度创新起到先导作用的毕业生。
一所大学的历届毕业生会成为学校和社会乃至全球之间联系的动力和网络。一些古老的大学对自己的毕业生有不断的关怀，很令人感动。比如，你只要在哈佛大学获得过一个正式学位，那么终你一生，你永远都具有两个权利：你可以选举“哈佛大学董事会”成员，它一共有30个成员，是大学的最高监事机构；你还可以选举“哈佛大学校友会”的领导机构。不论你在什么地方，只要你给学校留过一个地址，学校每年都会把选票及时送给你。
9、学校综合声誉
对于一所研究型大学来讲，学校的综合声誉至少包括两种衡量指标。第一是让其他研究型大学的校长、院长、系主任、资深教授在匿名情况下，对它的对口系科、学院、学校整体进行评价；这是“内行看门道”的评价。第二是用人单位的评价。比如，评价一个大学的法学院办得怎样，它的课目如何，毕业生的素质、能力如何，要去问这个国家的法院法官，和最主要的法律公司的资深律师。对于工商管理学院，要问大公司、银行等工商企业的资深管理人员。
三、世界一流大学的精神气质
在全球化时代，如果一个国家没有一流大学的智力支持，这样的国家就只能在世界分工体系里处于下等或者至多是中下等的位置，别人要欺负或暗耍你，都不怎么难。
University（大学）的词根是universus，是“普遍”、“整个”、“世界”、“宇宙”的意思。大学从诞生的那天起，其精神气质就是一种“普遍主义”。前面提到的公元1100年左右，在意大利中部Bologna出现的现代大学的“爷爷”，当时它的教授和学生都不是来自一个国家，教学的内容也不限于一国的事务。世界上最古老大学间的关系，同样体现出普遍主义的精神。剑桥大学是怎么来的？是13世纪牛津的教师和学生对牛津不满，跑到剑桥办了个大学跟牛津竞争。哈佛又是怎样成立的？是一帮剑桥毕业生，对旧大陆不满，跑到新世界开办的。出于对母校的敬重，他们把哈佛大学所在地叫Cambridge，即剑桥。耶鲁大学则是一帮哈佛大学的人不满哈佛才开办的。一流大学的普遍主义精神体现在普天之下都是我的领地、世界人才为我所用的气质之中。
普遍主义的取向在当今信息时代和全球化时代，变得更加重要。要成为世界一流大学，就必须在世界范围、在大尺度上去跟天下的好大学竞争，否则，你就很快会从快车道退到慢车道，然后从慢车道滑下去，滑下去以后想再上来就难了。在全球化时代，产业、公司、雇员、政府效率、国家体制等方面的竞争，都越来越变成跨国的竞争。如果一个国家没有一流大学的智力支持，不能源源不断地提供新的观念、知识、信息、人才，这样的国家就只能在世界分工体系里处于下等或者至多是中下等的位置，别人要欺负或暗耍你，都不怎么难。
在21世纪，一个中等规模以上的国家，如果不拥有世界水平的大学，那么它就永远只能充当国际分工的小配角，拣人家的残余，当“大脑国家”的“手脚”。要看21世纪究竟是谁的世纪，不看别的，就看谁拥有更多世界水平的大学。
过去一千年，是今天的大学从产生、转型到发展的完整阶段。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清楚看到，哪一个区域有一所世界著名大学，这所大学几乎就是这个区域兴旺发达的明确无误的标记。
11至12世纪，现代大学的前身在意大利半岛出现，意大利随后就是文艺复兴的基地，最早的城邦资本主义经济的兴起地便是在威尼斯、热那亚、佛罗伦萨。当近代大学在英国兴起时，英国很快就成为全球领导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国家。位于大巴黎的那一串名校，为拿破仑的武功文治、革命大业、帝国辉煌提供了思想、技术、艺术的支持。当19世纪研究型大学的观念从德国前发的时候，德国成了第二次工业革命最重要的国家。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创造了典型的美国高教体系，世界也就进入了所谓“美国世纪”。
大学兴起带来国家昌盛，不仅仅是西方现象，也是世界现象。在亚洲，日本的东京大学是明治维新的产物，明治维新后的日本也是白人种族社会之外第一个实现工业化的国家。北京大学也是维新变法的产物，它的前身京师大学堂的创办，使中国迈进了现代社会的门槛。
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完全可以说，要想成为一个大国，必须有众多的大学。这里的大国不一定指疆域辽阔——“大国”在英语里不是“a big country”，乃是“a great power”，是指在经济规模、创造的物质财富、全球竞争力、国际影响力等方面，对全球都有重要意义。而如果要想成为一个伟大国家，有众多大学还不够，还必须有伟大的大学，至少要有一两所。“伟大”主要是就它的精神气质而言，即是要挑战世界，而又包容世界；立足本国，而又面向全球；传承过去，而又超越过去；把握未来，而又脚踏实地。
香港中文大学金耀基教授说：现在全世界各地的华人都沾沾自喜，因为国际上很多人都在说21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我不知道这句话的根据在哪里。在我看来，要想使21世纪成为中国人的世纪，中国必须要有几十所世界级的大学。
我基本上同意他的判断，因为中国人口占了全世界的近四分之一，假如不能建成几所乃至十多所世界水平的大学，说21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就是一句美丽的空话，这样美丽的梦咱们中国人一个世纪来已经做过许多回了。
一个国家的实力有两方面，一种是“硬力量”，包括生产力以及看得见的技术应用；另一种是“软力量”。进入21世纪，软力量显得尤其重要，大学更加成为软力量的发源地，诸如新知识、新观念、新方法、新组织形式、新制度结构，都属于软力量，它们不仅体现在经济上，更体现在政治、法律、文化上。
我的简短结论是：在21世纪这个全球化的纪元，一个中等规模以上的国家，如果不拥有世界水平的大学，那么它就永远只能充当国际分工的小配角，拣人家的残余，当“大脑国家”的“手脚”。培根说：“知识就是力量。”我想加一句，愚昧也是力量。一个国家、一个机构、一所大学，它越是对外封闭，愚昧就越容易占上风，愚昧也就越有力量；它越是对外开放，知识就越容易占上风，知识也就越有力量。21世纪的中国，当然不能再付出1960～1970年代那种愚昧就是力量的成本。要看21世纪究竟是谁的世纪，不看别的，就看谁拥有更多世界水平的大学。
◎说明提示：
丁学良，天益网学术委员。出生于皖南农村。在国内断断续续受过不完整的小学、中学和大学教育。1984年赴美国留学，1992年获哈佛大学博士学位。现为香港科技大学教授，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高级研究员，国立澳大利亚大学亚太研究院通讯研究员。研究领域包括转型社会、比较发展和全球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