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蒂格利茨
自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已经历了20年的历程。中国制定自己的战略，追寻自己的目标，并取得了显著的成功。在庆祝贵校100周年的业绩之时，我们也应该庆祝中国在过去20年来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有两亿人口摆脱贫困；人均经济增长率每年平均达到8％；从1970年起，人均寿命提高十岁。我们需要将上述成就与其他国家进行比较，这将有助于我了解这些成就的显著之处。在低收入国家中，中国是最成功的国家。从1978年至1995年间，中国经济的增长占到所有低收入国家经济增长的近2／3，而中国在这一时期之初只占低收入国家GDP的l／4，人口却占低收入国家人口的40%。同样显著的是中国经济增长所涉及的地区非常广泛。当我们对中国30个省份在同一时期的收入增长分别进行衡量时，我们发现其中有20个省的人均经济增长速度要快于世界上其他任何国家。
与其他转轨国家相比，中国的成就更为突出。苏联向市场经济过渡已有近十年时间，在这十年里，虽然效率低下的中央计划体制被市场体制所取代，扭曲的价格体系几乎不复存在，私人所有制也为建立激励机制创造了条件，但是这些国家的产出却只有改革前的l／3。若按标准的经济学原理，苏联国家的变化应该使产出大幅度增加。
当然，中国与俄国之间的改革初始条件有很大的差别。中国的经济远远落后于俄国，即使在今天，中国官方规定的贫困线一天不到一美元，这是俄国官方贫困线的l／6。但是这些差别使中国面临的挑战更加艰巨：中国既要从欠发达国家向较发达国家过渡，又要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渡。中国之所以能在这两个方面同时取得成功，以及与俄国的情况相比，说明了关于改革速度和秩序的两条经验教训：一是引进竞争机制比在没有竞争的环境下搞私有化更能够改善经济业绩和提高生产力；二是在过渡时期要保持社会组织结构稳定，并建立市场经济所需要的体制上的基础设施。
无论从任何角度来看，中国取得的成就都是引人注目的。但是东亚出现的金融危机使人们对东亚奇迹产生了怀疑。这些成功是否是人们的虚构？是否更多的是幻觉而不是现实？即使这些成功是真实的，但是否是建立在一种非常脆弱的经济体系之上，因而经济无法持续增长，并难免会出现逆转？对那些尚未受到影响的国家来说，尤其是中国，面临金融危机的冲击只是时间问题吗？
我相信这些成功不是虚构，而且受益范围非常广泛。在1975年，十个亚洲人中就有六个人的生活消费一天不到一美元。到1995年，这一数字下降到两个。危机造成的经济下滑非常严重（如果及时采取适当行动的话，还不至于这样严重），并使上千万的人重新陷入贫困。即使就如我们许多人所开始看到的那样，经济的恢复将经历漫长而困难的过程，但我仍然相信东亚奇迹的成就将比危机造成的困难更为长久。例如，教育状况得到改善，人均寿命提高，技术与知识取得进步，这些成就将为今后恢复增长奠定基础。
中国至少在目前还没有受到其他东亚国金融危机的影响，有几条重要的经验值得汲取：我在其他场合也曾讲过，中国对长期资本的流入开放，特别是外国直接投资，这种投资还引入了人才和技术；但是中国抵挡住了对短期资本流入开放的诱惑（及压力）。这是非常明智的选择，因为这种短期资本流入极易波动，风险很大，却带不来相应的利益。那些受害最深的国家既不是金融体系最为脆弱的，也不是透明度最低的，但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点――放开了短期资本账户。这似乎是解释危机为何蔓延的一个关键原因。
在许多方面，初期的改革虽然实施起来比较困难，但却是建立在非常基本的原则之上的：个人和机构都需要激励。有了正确的激励措施，人民将会更加努力地工作，并愿意承担更多的风险。中国需要国外的资金和技术，也需要发展国内储蓄和培育企业家。这两方面中国都做到了，而且合资企业起到了将两者结合起来的桥梁作用。中国不是对现有企业搞私有化，而是注重建立新的企业。标准的经济学理论认为，成功的市场需要产权和竞争。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强调产权，而中国强调竞争；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不重视经济组织机构，不重视我所称之为的“组织与社会资本”，而中国则采取了逐步的过渡，在改革中转变了经济组织结构。的确，苏联收入的下降要归咎于没有重视上述因素。虽然苏联的主要资源形势略有恶化，但是人力资本和知识基础仍然存在。既然效率低下的分配体制已被以产权为基础的、更为有效的市场体制所取代，而且这种市场体制利用的是同一资源，为什么收入却下降得如此之多呢？答案是：组织和社会资本不断受到破坏，这一过程实际上在旧体制下就已经开始，而对建立新的体制基础又努力不够。的确，一些处理方法可能会使转轨的努力受到损害，无论在什么方面，甚至对建立必要的法律及模仿框架都不重视，包括破产、竞争和合同等方面的法律。
中国目前面临的挑战来自几个方面。在经济快速增长时期，往往容易忽视一些问题：如果在两至三年内就能收回投资的话，可能就不会依靠明确产权来吸引投资。但这种高收益率是不可能持续的，随着收益的下降，投资者会更加关注投资的长期安全。这就需要进一步完善体制。
的确，许多东亚国家只是在经济速度放慢时才遇到了问题。像韩国企业那样的高债务率，只有在产品销售逐年增加的情况下才是有效的。如果经济出现滑坡，或者利率增加，将会导致企业无力偿还债务。随之而来的是破产，以及整个国家经济出现混乱。
我们不应当忘记经济中的各种复杂关系：公司的大量破产会导致金融机构的脆弱；银行资本的下降或者甚至破产，将造成信贷资金的减少，从而又导致更多的公司破产；任何一家公司的破产，不仅影响到向其提供信贷的银行，而且还会影响到向其购买或销售产品的其他公司。因此，人们非常担心脆弱的银行或业绩不佳的企业会影响整个体系。
由于今后几十年的经济增长速度可能会放慢，因此有必要对经济进行更好的调整。今后需进行的经济体制变革可能会比在第一步改革中所做的更具挑战性。而且，由于各项改革是密切相连的，因此一项改革的成功与否，要取决于其他改革是否成功。还有一条根本的经验教训：当经济处于危机状态时，改革是很难进行的。危机迫使人们采取早应采取的行动，例如银行体系的重组，但这也使重组的任务更为艰巨。
大家可能没有想到，我在具体的讨论中会首先谈到加强税收收入的问题。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讲，加强税收收入是解决其他许多问题的基础。中国政府的收入占GDP的比重从1978年的35％下降到1996年的11％，其中税收收入从14％下降到10％。这样的财政收入水平与其他国家相比要低得多，即使按可比较的GDP水平。而且从中国雄心勃勃的发展计划以及为保证这项计划取得成功所要解决的问题来看，这样的财政收入规模尤其显得很小。
政府收入下降的原因与整个经济成功的原因有关。政府过去能够从国有企业得到大量的上缴利润，但是从1978年开始，国有企业的产值占GDP的比例出现下降，而且由于面临新的竞争，利润也随之下降。的确，由于国有企业利润下降以及相应税收下降的双重效应，成为政府收入下降的主要原因。在今天，虽然许多国有企业仍然是盈利的――这与凡是国有企业效益必定不好的意识形态上的假设相反――但是另有许多国有企业出现亏损。这些损失可能不是明显显示在账目上，而是存在于银行提供的、在商业上难以为继的贷款中。关键的问题是，政府还没有找到足够的新的收入来源。在发展水平允许的情况下，中国政府应尽快设法弥补资金缺口，或许可以通过扩大个人所得税，以及通过企业自行报税来改善企业税的征管。
为使增收措施更为有效，需要考虑以下三个问题：（一）在选择收入来源时，决策者不仅要注意可能由于税收政策本身带来的扭曲，同时也要考虑政府实施税收政策的机构能力。任何一项税收措施的适当与否，与国家的机构能力有关。（二：）由于正常税收征管的困难，可能会造成政府依靠“准财政”措施来筹集用于开支的资金，中国应尽量避免这种做法。（三）如果政府认为必须通过银行体系来采取准财政措施，那么应当将其与商业性贷款分开，并且，一旦条件许可，就应停止这种准财政措施。
需要提高政府收入的原因之一，就是使政府能发挥新的关键作用：提供一个有效的社会保障体系。在过去，工人的社会保障主要是由企业提供，包括教育、医疗、养老金甚至住房等。过去没有失业，所以也不需要失业保险。但是所有的市场经济都有失业，如果要保持社会和经济的稳定，要使企业重组取得成功，就必须为失业者提供保护。政府应承担目前由企业提供的社会服务，使企业专心致力于生产。
中国政府非常清楚这一问题，并已采取措施加以解决。但我仍想简要地谈谈为什么企业必须从提供社会保障的活动中解脱出来，这不仅是各自发挥比较优势，使企业集中精力抓主业的问题，也是建立有效的劳动力市场的一个必要步骤。这种作法将使社会保障体制更具有透明度，从中可以比较容易地判断哪些国有企业是由于本身的问题而出现亏损，哪些仅仅是由于社会负担过重而造成亏损――在许多情况下，负担是过去遗留下来的，与企业当前的经营好坏无关。
许多企业在过去提供的一项重要服务就是住房。建立具有活力的私人住房市场为何如此重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首先，目前的住房体制不利于劳动力市场的发展，因而也限制了新企业，尤其是限制了无法向职工提供住房的小企业的发展（在市场经济中，中小企业是创造就业机会的重要来源）。市场经济既创造就业，也造成失业；市场经济需要工人经常更换工作，甚至从一个城市搬到另一个城市。劳动力流动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只要住房有限，而且大部分由企业所控制，那么劳动力的流动将会受到限制，新企业的建立也会受到阻碍。一位新的企业家无法雇佣到新公司需要的可能生产率会更高的工人，因为他无法在公司附近为这位工人找到住房。
其次，私人住房的发展还会带动建筑、维修、装饰等行业的私人小企业的发展，包括管道工、木工、漆工、电工等，新的住房还会增加对家用电器、家具等新消费品的需求，住房可以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
在进行国有企业重组的同时，需要这些增长的动力，特别是新的企业，因为当国有企业分流人员的时候，中国需创造新的就业机会。
私人拥有住房的愿望也有利于促进储蓄；但是如果金融机构能够以合理的条件提供抵押贷款，私人住房的范围还会扩大。在美国，政府在建立高效的住房抵押贷款体系中发挥了带头作用。这种体系不仅可行，而且还在盈利的情况下向低收入阶层提供抵押贷款。当然，这样做还需要一个有效的法律体制来监督还款信誉，如果有人对抵押贷款到期不还，他将失去住房。必须要有还款激励措施。
要发展一个更为灵活、更具活力的住房市场，自然会使人们关心住房消费中的不平等问题，不幸的是，这种不平等在某种程度上是向市场经济过渡中不可避免的副产品。但对一些问题的说明也许可以帮助消除这些担心。住房消费的不平等在市场因素较小的体制下没有显露出来，只是由于住房市场的引进才使得这种不平等变得明显。人们可能更为关心的是，需要在住房市场中建立最低标准。但是在许多地区，住房市场的放开将会改善对大多数市民住房的提供。政府应采取积极措施，保证贫困市民的基本住房保障，但通过更加活跃的市场来增加住房供应，才能最大限度地提高整体住房水平。当然，如果住房不平等变得非常严重，政府可以通过税收来解决这一问题。提高个人所得税的累进税率是一种办法；然而，在这种税制尚未完善之前，可以对大面积公寓和汽车等征收奢侈品税。
中国政府已经认识到发展住房市场的重要性，但阻力还较大。对工人的住房价格实行限制，虽然是出于良好的动机，但在某些方面不仅不利于住房产权的转变，而且还会加重企业的困难。如果住房产权的转变是按低于市场的价格来进行，那么企业的资产负债表就会受到不利影响。
对住房的讨论说明了许多改革之间的复杂关系：完善的住房市场不仅本身重要，而且是改善劳动力市场的一个重要途径，也是国有企业改革的一部分。回过来看，这种关系会更为复杂，住房改革的成功取决于金融体制改革的成功。
现代经济学强调金融体制的重要性。金融体制是经济的脑，其作用是保证有限的资本能够被分配到最能发挥效率的地方，保证资金能够按企业的承诺来使用。完善的金融市场有助于转移和分散风险，使企业能够承担高风险、高回报的项目，而不用担心破产。现代经济学还强调金融市场的不完善是遭受冲击的主要原因。金融危机频频出现，尤其是在过去的20年里。金融危机给政府带来巨额的预算支出，从占GDP的3％（美国）到55％（阿根廷）。金融危机还会对经济产生巨大不利影响。过去四年的情况表明，受冲击国家在危机之后的五年内GDP连续下降1％～1.5％；而没有遭受冲击的国家则没有任何下降。
教训非常直接：要避免出现金融危机。但是即使是透明度很高、体制结构比较先进的国家也在近几年遭遇了金融危机。管理金融体系显然是不容易的。的确，在对东亚金融机构诸多批评的反驳中，其中有一条是：每一笔贷款与借款者和放款者都有关，如果一笔贷款出了问题，放款者同借款者一样，也有错误。为什么那些管理很好的，受到严格监督的欧洲、日本及美国的银行要借钱给那些债务――股本比例很高的韩国银行和公司呢？这种利息可能从一开始就会不鼓励贷款。的确，更应该受罚的是发达国家的放款机构，因为这些机构是起边际作用的放款人，在资金贷出之时，借款的公司早已对韩国国内的银行负债累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