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振宁
非常高兴有机会跟这么多的台湾同学见面，这个大礼堂我曾经参观过，但还从来没有在台上或者台下参加节目，今天是第一次。我是1922年在安徽省合肥县出生，一共在合肥住了六年。这是我最早的一张照片（现场投影），坐在妈妈的膝头上。那时我父亲刚刚考取了安徽省公费（留学），要到美国留学，在离开以前我们一家三口人照的一张相，就在我们家住的院子里。我父亲穿着长袍马褂。
我叔叔抱着我，我左边的是堂哥哥，右边的是堂姐姐，照这张相寄给我父亲。到四岁时，我和我妈妈在一个照相馆里照的，穿的也是长袍马褂。1928年，我父亲从美国回来，在厦门担任数学系教授。所以我在厦门住了一年。在那个时候，合肥非常闭塞，没有电，比如说晚上就点煤油灯。我到厦门第一次看见电灯。在合肥时，没有见过杨梅，也没见过菠萝，那些都是我到了厦门才见到的，可以说从19世纪进入了20世纪。这是我们在厦门照的相片，我父亲从美国回来已经改穿西装洋服了。
1929年夏天的时候，我父亲接受了清华大学的聘书，我们一家就从厦门经过上海到了北京，那时候叫北平，住在清华园里。所以1929到1937年这八年时间，我是在清华园里成长。那八年的幼年生活是非常美丽的，一切都是我非常怀念的。清华大学里有一个小学，清华大学那个时候虽然很小，也有50个教职员子弟，所以就成立了一个小学。这个照片（现场投影）里站在门口的两位是我的弟弟。这个房子现在还在，不过已经不做小学用了。现在的清华大学附属小学差不多有1000个学生，另外在清华园的南部盖了房子。
这是我初中时在家里边照的相片，小学是在清华园里，中学是在北京的崇德。每个周末和寒暑假回家。这是一个周末，我们在清华园住的房子里的院子住的。1933年到1937年这几年念初中，这是当时初中的大楼，我是住校的。那个学校一共有300个学生，其中不到100人是中小。这个学校现在还在，叫北京的第31中学，那个时候叫崇德中学。这是我前几年回到母校参观时在大门口照的一张照片。
1937年日本人打到北京，卢沟桥事变。哪位如果再到北京来参观，我建议你们到卢沟桥去看看，因为卢沟桥是日本人攻打华北放第一枪的地方，大家知道是7月7日。七七事变以后，我们全家就离开了当时的北平，1938年到1945年我们去了昆明，因为那个时候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和南开大学三个学校在昆明成立了西南联合大学，在西南联合大学上了四年大学，上了两年研究院，然后又教了两年中学。
高中二年级念完以后，那时候公布了一个法令，说现在有太多的中学生流离颠簸，没有中学毕业，所以你要报考大学没有中学文凭也可以报考，叫做同等学历，所以我就以同等学 历的资格报考了西南联大。这张照片是我当时的样子。西南联合大学房子非常破旧，这张照片里茅草屋就是我们当时住的地方。每两个床之间只有一个地方放桌子。
这样简陋的环境下，西南联大造就了非常多的人才，在文史方面、科学方面、工程方面，以后在外国、在台湾、在香港、在大陆都有很多非常知名的人，有很大的贡献。我想在造就人才的大学历史上是首屈一指的。这是我在大学毕业时的照片。那个时候大家居住的条件非常糟糕，因为和日本人在打仗，所以很多人都搬到乡下去。我和我的弟弟妹妹站在我们乡下的房子的前面，窗户纸都破了，所以那时候居住条件是非常糟的。
我在西南联大念了四年，又念了两年研究院，这六年对于我一生的学术工作有决定性的影响。其中我特别要提出两位我的老师。一位就是吴大猷先生，他对我有决定性的影响。那时候西南联大四年级的学生在毕业以前要写一篇论文，所以我就去找吴先生，他说好我收你做我的学生，他就给我一篇文章，那篇文章叫做分子物理学与群论，群论是20世纪数学核物理学非常基本的观念，那时候群论引到物理里还是开始的时候。
我对分子物理学和群论的关系并没有多大的成就，可是对于群论在物理当中应用的重要性是在那个时候奠基的，又美妙、又深入，而且成为影响我的一个方向。后来五六十年代，对称在物理学里的应用变成中心思想。所以吴先生把我介绍到这里是我一生非常幸运的一 件事。另外一位影响我很深的是王洪基（音）教授。我大学毕业以后进了两年研究院，要写一篇硕士论文，硕士论文是我和王先生做的，关于统计力学。我一生所发表的三分之二的文章跟对称有关系，三分之一的文章跟统计力学有关系。后来我所做的工作，主要的方向是他们给我的。
后来我在西南联大做研究生的时候，有两位跟我同名同姓同班的同学，都是非常杰出的物理学学生，后来都有很大的贡献。这张照片是我们三个人照的。那个时候我们在昆明西南联大的校舍里常常高谈阔论，所以同学给我们起了一个外号叫“三剑客”。
我想在座同学可能会发生兴趣，说杨振宁先生在年轻的时候有没有初恋的经验，回答是有的。对象就是这个女孩子，她现在不在了，叫做张景昭。她是浙江人。那个时候女同学都穿着蓝布大褂，只有她穿着红色西装，所以立刻被大家非常注意。她是数学系的学生，我父亲是数学系主任，她常常到我家里来，我父亲和母亲都很喜欢她，我猜想她大概对杨振宁也有好感。
可是她对我的影响是这样的，最开始我去打听一下“张景昭今天在什么地方上课？”，我就请假在她的教室旁边徘徊，她出来时可以跟她讲话。这样一两个月以后，我自己反省了一下，觉得张景昭对我影响不好。我当时有个很清楚的确定，张景昭来以前，我自己的情绪像很平静的湖水，张景昭来了以后就变成风暴，整天使我情绪不定。最后我作出决定，这样下去对我不利，后来我就不大去看她了。我们见面还是规律性的，可是我的情绪上平淡下去。这个故事在我结婚时我告诉了我太太，所以跟大家讲并没有关系。
在西南联大我做中学老师的时候，学到了很多东西。不止是书上的东西，还学到了到底物理研究的精神是什么。我为什么能讲这句话呢？因为每一个学问里头都有很具体的东西， 可是它有一个精神，这个精神在不同的时代是不一样的，如果只是在最底下摸来摸去，不能窥全貌。你要达到一个程度，不仅在底下看得清楚，能够知道长高是怎么一回事情。怎么知道你就达到了那个程度呢？比如说你对哪个人的工作特别欣赏，那个时候我确实是学了很多东西，所以可以有一个看见全面的意义。
第一位就是爱因斯坦，爱因斯坦比我大43岁，后来我到美国看见过他，还跟他谈过，但是我看见他时他年纪已经很大了，所以没有跟他谈过很多的物理。另外一位叫做蒂瑞克（音），他比我大20岁，他是英国物理学家，后来我跟他也很熟。第三位叫做艾米（音）。他们三位的物理学我非常喜欢，我了解到物理有很复杂的现象，但是很复杂的现象背后有很精密的定律，而他们能把这些定律精神一语道破，这是他们伟大的地方。我很幸运能跟他们有很多的接触。
1945年，日本宣布投降的八月里，我因为考取了留美公款，我跟20几位同学经过印度，经过大西洋到了美国，去做研究生。其中1945年到1949年是在芝加哥大学。在芝加哥大学不能看到了艾米教授，还有一位比他年轻的泰勒教授，这张照片是1982年我和他在美国照的。我看见他的时候，他还不到40岁，已经是很有名的物理学家，后来他变得更有名，后来他被公认美国氢气弹之父。
原子弹和氢气弹是20世纪最重要的核武器，知道它的制造原理以后，后面不是理的问题，而是“工”的问题。但是氢气弹不一样，会造原子弹，要做氢气弹还要有窍门，这个窍门在美国是泰勒所发现的。我从泰勒跟艾米那儿学到很多东西，很重要的是一点：原来我在 中国所学的物理很好，但那只是物理学的一部分，因为芝加哥大学所注重的物理，也就是泰勒和艾米所注重的物理跟我在中国所注重的物理，精神不一样，虽然内容是一样的。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在国内所学的物理学是书本上的知识，是已经做好的，好象菜做得很好，你就吃。在美国芝加哥大学，我从泰勒和艾米那儿所学到的不是怎么去吃这个大餐，是怎么做这个大餐。所以他们所注意的是一些还没有被了解的现象，希望把这个现象通过他们的研究可以了解归纳出来规则。一个是从规则出发研究没有了解的现象。在芝加哥是一些还没有了解的现象里头提出它的精神，这两个是不一样的方向，但都是重要的。一个学生在研究工作的时候，必须要把这两个方法融会贯通，这样才能有大成。
那次我们到西部去旅游照了很多相，这张照片一个天然石头的柱子，那时候我非常瘦，站在那儿照了这张照片。在芝加哥大学最后一年，邓稼先来了，他跟我是中学和大学同学，他跟杨振平在1949年租了一个房子住了一夏天，整天研究学问，也整天到各个地方去游玩。邓稼先后来回国，他对于中国的原子弹、氢气弹有杰出的贡献。所以张爱平将军在邓稼先过世以后，说邓稼先是两弹元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