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童
我觉得有一点紧张，真紧张不是假紧张，今天的题目，先锋、文学、记忆，我把他分开来说。我一直都有两个致命的缺陷，一个是不够深刻，另一个恰好是不够浅薄，这一对矛盾使得我在很多场合不善于发言，我更信任的是用文字来表达。毕竟作家和教授属于两个行业，同学们可能听多了非常有逻辑的讲座，但是我做不到，所以我设想我的讲话将是散文式的。
第一个关键词，记忆。
一个作家记忆的一生，是一个百宝箱，记忆的百宝箱，这是一个作家最重要的财富。这个百宝箱打开来，是不同的财富和珍藏。我自己现在在梳理自己的文字之外，常常会想起我的少年，青年，有时候记忆犹新，有时候却恍若隔世。医学上认为，一个孩子睁开眼睛第一眼看世界，其实什么也看不见。所以我一直觉得我们的人生中的第一记忆注定是丢失的，不管是作家也好，医生也好，他一生的工作都是在找回他的第一记忆，使他重现。
我是1961年1月出生的，我真正的人生第一记忆是一个非常带有时代烙印的东西，是一颗子弹。那年我三岁，冬天的时候，有一个深夜，突然在半梦半醒之间，非常匆忙和慌张地被我的母亲抱起来，从我临河的房间放到外婆临街的房间，发生了什么事情呢，那年武斗，我们家临着水泥厂很高的水泥塔，一些人占据了那个水泥塔乱射，一颗子弹打在了我们家对着河的门侧。这就是我的第一记忆。也是我对社会和人生的第一个非常具有实质意义的，也是对未来带有暗示的一个有文学意义的记忆。
我们说一个作家终其一生在这个百宝箱里梳理，掏出东西。高尔基说过，一个作家写到最后一定会回到童年。我自己的童年并非文学时代，而是动乱年代，它的特点是一个孩子该有的都有，不该有的也都有，该有的比如说知识的传承等等，不该有的比如说是暴力等等。我的读者经常在我的作品中发现暴力的东西，我经常也在问自己，我的作品有暴力的倾向么，或者是哪一种偏向？但是我自己分析来分析去，我觉得我还是无愧的。
我很清楚地记得，我小时候，我们学校有一个老师，这个老师恐怕是我们学校学历、知识、教养最好的老师。我没有上过他的课，他是教高年级的，当时我还在低年级。但是我记得我上一二年级的时候我看见他的时候，他的脸是青紫色的，高年级的同学给他设置了一种方法，叫做蚕宝宝上山，用桌子椅子摞起来，逼那个老师像蚕宝宝一样登上去，最后有几个学生去抽下面的桌椅，那个老师从上面掉下来，脸摔在地上，所以很长一段时间他的脸是青紫的。
这样的一个记忆在我自己的一生中是不可磨灭的，但是同学们也不用去刻意地去考证那个时代，那是一个暴力的时代，暴力变成了某一种精神食粮，大家都在食用。问题在于，在很多年过去以后，这个时代渐渐离我们远去的时候，那个社会留下的可以穿越任何阶层的暴力，我们今天应该用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去记录他，我的想法是，我从来不去写一个暴力为主题的小说，但是，在所有的小说当中，当我要真切地捕捉那个时代的那种有点儿像血腥的铁腥味儿的时候，我从来不回避。
当然，这不是全部，关于暴力的记忆在我最初的文学记忆中，并不是全部。每一个作家的记忆都是有区别的。作为我个人，我最铭心刻骨的、最强烈的记忆还是和我的生活有关。
作为我来说，写了这么长时间，回头一看，那些所谓的瓶颈啊，写作的历程啊，都被风沙所淹没了。但是你总是记得，你从哪里出发，你从哪里开始的。大家都说文学是从幻想开始，我的开始是从一场病。
我九岁的时候得了一场肾炎，肾炎并不奇特，但它引发了一个奇特的并发症，变成了重病，这把我九岁的家稿的一塌糊涂。我记得很清楚，无数个早晨，我去儿童医院看两个老中医。我父亲用自行车驮着我，我的很多同学背着书包和我相向而去。我的生活变得非常悲伤，不仅仅是孤独，而且还有自卑。
我的家是个工薪阶层，家人都要上班，我自己只能一个人在家。那些一个人在家的日子我记得非常清楚。我九岁开始自己熬药，用煤炉熬药，要学习。更多的时候觉得那种寂寥、那种无聊，那种深刻的被抛弃的感觉始终伴随着我。我的病还不能受疲累。更多的时候我睡在一个竹塌上，我把那个竹塌睡了一个洞。在这样的情况下，我觉得我寻找到了第一个朋友，不是文学，是文字，我经常说起过这个非常荒诞的开始。
我父亲的书都是一些古典小说，是人文社的繁体字版的，我没办法看，所以我去寻找所有我能看的文字。文字在哪里呢？文字第一在墙上，墙上贴着很多报纸，那些字我一个也没记住，唯一记住的是那个带着时代特色报纸，叫做苏州风云报，现在也没有了。
那时候我的家人都在帮我寻找一些打发寂寥的东西，我的姐姐那时候上中学，她经常在一个很小的阅读圈子里给我带来各种各样的书，那些书都是被没收的，有些还打着收购站的印章，很多都是没有封面的。现在我还记得，那时候我在书中看到的那些让我面红耳热的描写，亲吻的描写，性描写。我记得有一个叫玛丝洛娃的女人……很多年以后我上了北师大，有一天我去借了《复活》，一看哎呀，我九岁那年就已经看过了，看过这个玛丝洛娃。
就是这样的一种状态下，我受到了文学最初的一种熏陶。我的家人那个时候确实给了我很多温暖，我的母亲文化程度很低，自己是不看书的，她在厂里办了一个借书卡，借书给我看。这就是我文学的一个开端。
这样一个记忆当然不能奠定我的文学梦。我真正热烈的文学记忆是我上北师大以后。我那时候又一次来北大，听一个叫张曼琳的云南女作家，她当时还在校，已经发表了很多作品，那天张曼琳在北大进行一次竞选，竞选什么已经不记得了，我感兴趣的是她的竞选演说。我和一个同学骑自行车来北大，但是不知道是时间还是地点搞错了，结果没找着，我们在北大逛了一圈就回去了。
上个世纪八十年是一个文学的梦幻时代，现在想起来，给人一种不真实的感觉，那个时代，就连北师大这样比较保守的学校，一个班都有四五十个学生写诗，那是一个群体性的文学时代。我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开始写作。
在这样一个时代，一个作家会像星星一样，突然闪过，突然又消失。我有一个同学，在人民日报的副刊上发表了散文，他成了我们的一个羡慕、赶超的对象。还有一个同学，在当时的《丑小鸭》杂志上发表了文章，我也特别羡慕。在这种非常具体的。带有八十年代特点的竞争情况下，我的写作变得越来越勤快，越来越固执。我一直觉得，我的文学生涯的开始，是非常仓促、非常踉踉跄跄的，不是怀着远大理想，而是一种追逐身边人的情绪下开始的，“你们发了我为什么不能发？”是这样一种非常世俗的利益，跟文学，跟写作的意义是不相干的。我一直也不否认，我的文学生涯的开端，和很多八十年代的文学青年一样，其实是追逐文字变成铅字的那一瞬间的激动和虚荣。事实上从来也没考虑过今后几十年会不会写？如果写了文学对我意味着什么？
我的大学时代有很多感恩的事，也有很多遗憾的事。说感恩的是，我当时在同学中算小，但又不是最小我在这个班上，一直都没有找到自己的位置，因为不是最大也不是最小的。在那个集体生活中，我觉得我有某种意义上的逃逸，一种从群体中逃逸的下意识。我刚入校的时候他们还让我当学习委员，第二年就把我干掉了，为什么？他们发现我经常不在状态，不热心集体事务。因为那时候我在搞文学啊。我那时候最爱的两件事，一个是创作，一个是打球。关于创作，我一开始不敢在中文系写，我怕他们发现，怎么这个人老不发表，还老写。我就跑到地理系的教室去写，可是没多久我就发现也有两个中文系的学生在地理系教室里写。所以我又跑到体育系去，所以我有很多大学时代的创作别人并没有看见我在中文系写，因为我在体育系写，我的旁边坐着一堆大个子，我就在旁边写，很有一种地下工作的意思。正如我所说的那种看不见的竞争，很多同学很强，你所思考的，所憋着劲所要达成的目标就是发表，对你来说发表就像共产主义一样遥远。
我的问题是那时候我一直都有一种小问题，非常孤僻，又爱面子，老是退稿，一般人可能都不写了，但是我很奇怪的是一直都没有放弃的念头。前面说过我一直都不热心集体事务，但是那时候第一次主动跟老师表示自己要负责班级的事务，就是保管我们的信箱。信箱来了我自己打开，什么东西我自己收起来。
第二个关键词：文学。
到了1983年，我的小说处女作和诗歌处女作在那一年里一起发表的。这些作品除非有心，一般人是找不到的，因为我从来都不拿出来见人。为什么呢？所谓物是人非，在十几年以后，几十年以后，自己对自己的创作有一个梳理，我觉得我刚开始文学生涯的时候真的是非常幼稚，所以这些作品基本上像销毁罪证一样希望把他销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