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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一九九一年七月二十日从教务处注册组的窗口领到大学毕业证书，证书太大，用两手抓着，走在校园里掉了两次，一次落在路旁的泥泞，用衣服擦干净，另一次被风吹走，我在后面不好意思地追逐，它的四个角都折到。心里忍住不能偷笑。
“你过来时能不能顺便带一些玩具过来？”鳄鱼说。
“好啊，我带来我亲手缝制的内衣好了。”太宰治说。
“我送给你全世界最华丽的画框，可以吗？”三岛由纪夫说。
“我把我早稻田的毕业证书影印一百份贴在你的厕所。”村上春树说。
就从这里开始。奏乐（选的是《两只老虎》结束时的音效）。不管学生证和图书证没交回，原本真遗失，十九日收到无名氏挂号寄回，变成谎报遗失，真无辜，不得不继续利用证件“方便行事”。也不管考驾照的事了，虽然考了第四次还没考过，但其中可有两次是非人为因素，况且我对外（或是社会）宣称的是两次失败的纪录。不管不管……
把门窗都锁紧，电话拿开，坐下来。这就是写作。写累了，抽两根烟，进浴室洗冷水澡，台风天风狂雨骤，脱掉上半身的衣服，发现没肥皂，赶紧再穿好衣服，到房里拿一块“快乐”香皂，回去继续洗。这是写“畅销”作品。
边听深夜一点的电台，边抹着肥皂，一声轰响，电厂爆炸，周围静寂漆黑，全面停电，没有其他人在，我光着身子出浴室找蜡烛，唯一的打火机临时缺油，将三个小圆柱连身的烛台拿进厨房，中间踢倒电风扇，用瓦斯炉点火，结果铜的烛台烧熔而蜡烛还没点燃。无计可施，打开门走到阳台上乘凉，希望也能看到光着身子走出阳台的其他人类。这是写“严肃”作品。
如果既不畅销又不严肃，那就只好耸动了。一字五角钱。
这是关于毕业证书和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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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前，我相信每个男人一生中在深处都会有一个关于女人的“原型”，他最爱的就是那个像他“原型”的女人。虽然我是个女人，但是我深处的“原型”也是关于女人。一个“原型”的女人，如高峰冰寒地冻濒死之际升起最美的幻觉般，潜进我的现实又逸出。我相信这就是人生绝美的“原型”，如此相信四年。花去全部对生命最勇敢也最诚实的大学时代，只相信这件事。
如今，不再相信，这件事只变成一幅街头画家的即兴之作，挂在我墙上的小壁画。当我轻飘飘地开始不、再、相、信，我就开始慢慢遗忘，以低廉的价钱变卖满屋珍贵的收藏。也恍然明白，可以把它记下了，记忆之壶马上就要空，恐怕睡个觉起来，连变卖的价目单都会不知塞到哪儿。
像双面胶，背面黏上的是“不信”，同时正面随着黏来“残忍的斧头”。有一天，我如同首次写成自己的名字一样，认识了“残忍”：残忍其实是像仁慈一样，真实地存在这个世界上，恶也和善具有同等的地位，残忍和恶只是自然，它们对这个世界掌握一半的有用和有力。所以关于命运的残忍，我只要更残忍，就会如庖丁解牛。
挥动残忍的斧头——对生命残忍、对自己残忍、对别人残忍。这是符合动物本能、伦理学、美学、形而上学，四位一体的支点。二十二岁逗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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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伶。温州街。法式面包店门口的白长椅。74路公交车。
坐在公交车的尾端，隔着走道，我和水伶分坐两边各缺外侧的位置。十二月的寒气雾湿车内紧闭的窗墙，台北傍晚早已被漆黑吞食的六点，车缓速在和平东路上移行，盆地形的城里上缘，天边交界的底层，熨着纤维状的橙红，环成光耀的色层，被神异性的自然视景所震撼的幸福，流离在窗间，流向车后车流里。
疲惫沉默的人，站满走道，茫然木立的，低头瘫靠座位旁的，隔着乘客间外套的隙缝，我小心地穿望她，以压平激动不带特殊情感的表情。
“你有没有看到窗外？”我修饰我的声音问她。
“嗯。”微弱如羽絮的回声。
一切如抽空声音后，轻轻流荡的画面，我和水伶坐在双人座的密闭车内，车外辉煌的街景、夜晚扭动的人影，华丽而静抑地流过我们两旁的窗玻璃。我们满足，相视微笑，底下盲动着生之黑色脉矿，苦涩不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