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边是“宁为鸡头不做凤尾”的浙江民企老板，另一边是具有现代企业管理运作经验的职业经理人。在天平两端，寻找平衡与均等。联姻的时候，双方想得很美：温州老板不懂现代金融，成立财团请很专业的职业经理人来操作；而职业经理人相中的是经营权和所有权的分离和发展空间。但是实际上，这个磨合的过程并不那么轻松，甚至是充满了矛盾和冲突。
2004年8月18日，中驰财团总裁王绍庭放弃了种种优厚待遇，办妥了离职手续，悄然离开了温州，这离他当时的风光上任仅仅隔了两个月。在他身后，留给人们的是一连串的疑问和思考……
王绍庭所任职的中驰财团投资有限公司是由温州当地7家具有相当实力的民营企业——长城电器集团、华通机电集团、民扬电器集团、永固金具股份、福达合金股份、东新密封公司、柳川房开公司共同组建设立的。注册资金1亿元、可运作资金资源近30亿元。而这些企业都是2003年柳市销售收入非常靠前的企业，资产总计26亿元。
财团的目标包括房地产开发、现代物流、进出口贸易、高新技术、金融、借壳上市、风险投资等。财团总裁李成文称：“这些将是中驰的长远目标到2004年年底前，中弛也将以房地产与国企兼并为主导开展工作。”
中驰是继中瑞财团后，温州成立的第二家财团。然而，与中瑞财团的九大股东平均分权不同的是，中驰的股份结构形成了股权级差。其中，7家企业中规模较大的长城集团、华通集团分别持股25%，其余企业各持股10%，财团的董事长由长城电器集团董事长叶祥尧担任，总裁与执行董事由华通机电集团董事长李成文兼任。
从2004年2月初开始的具体筹备到注册成立后的5月下旬，中驰财团以低调而又快速的步骤运作着，仅仅3个月即宣告成立。
财团是同时从事产业和金融运作的企业集团，但是中驰并没有得到金融领域的许可证。尽管中驰财团打算走投资公司的路子，目标既包括实业，又包括金融，不过由于温州文化特点及政策上的限制，中驰财团目前主要从事的仍是房产一类的实业。在组织结构上，真正的财团其内部不仅是统一的产权关系，而且还可以进行完整的资金运作，所有资金都可以在财团内部充分流通。中驰则更像是一个松散的联合体，而不是公司。
即使如此，中瑞和中驰两家财团的成立仍被视为民营企业发展方式开始转型的信号。温州民营企业多数是家族企业，家族企业发展到一定规模，就会受到资金、规模、能力的限制，就会出现停滞期。以财团形式联合的中驰探索的是一条借助现代企业制度，走出家族企业模式的道路。另外，温州民间资本充裕，温州企业在寻求资金的时候，需要财团这样的平台，把资金吸收过来。
现代企业制度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所有权和管理权分离，这必然要聘请职业经理人。中驰希望聘请职业经理人对财团进行现代企业制度的管理，能在财团这一全新经营模式下超越温州的家族企业管理模式。所以在成立之初，就向媒体公开表示：“我们试图走出一条新路，新路的第一步就是打破家族式的温州企业传统模式，从外部招聘经理人，组成管理团队，进而构建现代企业管理制度。”
于是，在朋友的介绍下，中驰财团的大股东李成文给王绍庭打了电话。王绍庭是一位资深的职业经理人，他曾在深圳多家企业担任过总裁一职，有过多年大企业独立运作的成功经验。
电话中两人聊得很投机，李成文表达了中驰财团欲聘请王绍庭为总裁的意向。这通电话很长，两个人一直聊到了手机没电。电话中李成文力邀王绍庭到温州，态度很是诚恳。
温州有资本又求才若渴，而且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待遇也很高：“50万年薪＋奔驰汽车＋提成”。这种情况对于王绍庭这样一个希望能干一番事业的人士是很有吸引力的。所以王绍庭动了心。
第二天，李成文又来了一通电话催促。这让王绍庭下了决心，于是第三天就飞往了温州。随后两天开始没日没夜地与中驰股东、市领导轮番交谈，在谈妥之后，王绍庭就按手印签了合同，约定6月26日正式上任，王绍庭与中驰财团闪电结婚，整个过程迅速得令人惊讶。
就这样，王绍庭雄心勃勃的来到了温州——这片陌生又充满了梦想的土地。此时，他对自己的前途充满信心。
但是，“空降”之后，他很快发现，现实与承诺相距甚远。蜜月期未过，矛盾与冲突便接连不断。最尴尬的问题是两权分离只不过是镜花水月——尽管股东们屡屡强调“现代企业制度”这些名词，合同也已写明各自的责、权、利，但实际上他们视企业如儿女，始终无法割舍或者说不知该如何割舍控制企业的欲望。董事个个都是老板，个个都习惯了在自己的企业里拍脑子做决断。一个项目，这个说好，那个说不行，结果，什么决策都做不了。王绍庭名曰总裁，并无实权，以致生性稳重的他为了一个广告拍了桌子：“我堂堂一个总裁，连个十万八万的广告都做不了主？”
中驰的股权结构也很让王绍庭头疼——两大股东各占25%，余下5家各占10%。股权势均力敌，这就造成了一种“谁都想说了算，谁都说了不算”的尴尬状况。董事会与经营层、甚至股东之间互不信任，互相抵触。中驰办公室装修时，股东们为买哪种装饰灯争论不止，直到其中一个开着豪华奔驰买回一盏十几元钱的灯做样品。中驰装修完毕购买家具时，办公室主任考察后，财务总监不放心地亲自看了一遍，不料另一股东还不放心，又去了一次。董事会于是不得不经常召开，由于股权利润都是吃大锅饭，甚至有股东想方设法将财团的东西往自己企业捞，比如项目和人才，财团讨论未通过的往往被抢到他们的公司。经营层权力很弱，只能是无所适从、无所作为。经营层在关系微妙的股东间无所适从，为如何保持平衡大伤脑筋，两大股东地位相当，“既要给妈妈汇报，还要给爸爸汇报”，王绍庭处于这样的境地。
同时，温州的文化也让外来的王绍庭很不适应。温州企业开始自小本经营，初步完成了原始积累后，也创出了几大名牌，他们早已把企业当成了自己的孩子，舍不得也放不下交给别人去打理。他们习惯了“你的钱是你的钱、我的钱是我的钱”，要想将观念转变为“无论你的钱还是我的钱，成立了公司就是公司的钱，就得通过公司来实现增值”，的确有相当大的困难。温州大部分企业主认为“你们的薪水是从他口袋中拿的，更不会去想他们的收入是你们为他创造的”。李成文担任董事长的华通机电集团一位中层干部说：“温州人的商业传统和比较固定的营销网络，已经决定了职业经理人难有什么作为。尽管随着企业的规模化和多元化，温州企业需要聘请高级人才，可温州老板想找的仍然是高级秘书或者参谋、顾问这样的角色。”温州人有好的头脑却没有好的公司治理精神。这让多年在深圳运作大企业的王绍庭很难融入。
50多天时间里，王绍庭就提交了20多个计划书，但都没取得什么效果。
如此境况，王绍庭上任一周后就萌生退意。在接连递交五个项目方案都未能通过之后，经营理念上与股东们难以调和的分歧让他终于决心离开。8月2日的董事会上，王绍庭挨个给每位董事发了一份满满三页纸的辞呈，坦率而恳切地直指财团诸多问题。王绍庭对他们说：“我跟你们个别相处，觉得你们每个人都很可爱，但把你们放在一张圆桌上，感觉就像是参加联合国会议。你们这样，到最后一定是什么也干不了。”会场顿时一片寂静，只听见翻纸张的声音，不时响起的手机也都被关掉了。后来，中驰董事长叶祥尧40分钟长谈恳切挽留，王绍庭依然通过短信等方式表示决意“跳出这个旋涡”，并在8月18日办妥手续悄然离开。此时他尚未过完试用期。
当日中驰成立之时的风光与热闹记忆犹新，总裁却在上任两个月后神秘离职，不到三个月，这段曾经轰轰烈烈的“职场婚姻”在高调开场后就黯然落幕了。
“外来的人也要熟悉温州的文化，不理解温州文化、不明白股东们的意图是不行的。有些人力气很大，但使不上劲是没有用的。”中驰的总裁李成文这样说。“中驰财团从来没有任命过王绍庭为执行总裁。中驰财团成立以来，前来应聘执行总裁职务的职业经理人数不胜数，王绍庭只是其中一个。王从进入中驰到离开仅仅两个来月时间，中驰财团不可能不经过磨合便任命他为执行总裁。我们也很清楚决策权与经营权分离是一种趋势。但是，要找到一个合适的职业经理人是很不容易的事情。对此，我们早有心理准备，因此，总裁的职务一直由我兼任。但两权的分离还是我们的目标，如果有合适的人选，我们还是会用职业经理人。”面对蜂拥而来的媒体采访，李成文这样解释。
听到这个，王绍庭只是无奈的笑了笑。此时他已经悄然离开。而他对外这样解释离开的原因：价值观相差太大，职业经理人无法施展才能，故主动辞职。王绍庭认为自己当初是奔着做投资公司来的，但来了之后才发现，股东们很难跳出过去做实业的经验。他说：“他们主要还是搞房地产。因为房地产比较直观，一进一出，投入与产出比较具体。做起来心里有底。对别的东西，资本运营等，虽然也曾想介入，但他们不感兴趣，原因是不懂。温州人不熟不做的习惯延续下来，自然地还是关心房地产。至于其他的什么理念经济、概念经济、智慧经济，这些东西，他们的感觉是虚无缥缈、无法把握。”离开中驰后，王绍庭在深圳一家跨国投资公司担任CEO，希望在那里能施展自己的才华。
而中驰的现代企业制度仍在探索之中。尽管王绍庭离职，但是中驰包括副总裁在内的其他职位，都由外聘人员担任。2005年初，中驰财团董事会做出一个重要决定，柳川房地产开发公司总经理陈浩出任财团执行总裁。陈浩是李成文的得力助手，而李对陈也曾如此评价：“他很专业，也很忠厚，我是很放心的”。而从陈浩的角度，他希望能有真正了解温州文化、了解企业运作的人才，来接替他的职位。
作者感言：其实在中驰事件中，职业经理人与财团的老板孰是孰非，这不是简单的问题，也没有现成的评判标准，而且这种评判也没有意义。中国的文化传统和社会背景造就了中国民营企业独特的经营方式，这种经营方式使得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过程必然充满了艰辛，中驰就是这样一个例子。中驰的现任执行总裁陈浩说，原来中驰打算实行两权完全分离，经过半年的实际运行，发现股权和经营权彻底分离是不行的。所以在这种复杂的背景下，从外部聘请的职业经理人和企业制度与文化必然有一个漫长的磨合期，不可能一蹴而就，从这个意义上说，中驰的职业化道路才刚刚开始。
参考资料：
1.欧阳梦云：《温州两大“财团”为何留不住“总裁”？》，《经济日报》，2004年10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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