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新诗与古典诗歌传统
李怡
在所有的文学体裁当中，以诗歌与本民族传统文化的关系最深厚、最富有韧性。从审美理想来看，诗与小说、戏剧等叙事性文学不同，它抛弃了对现实图景的模仿和再造，转而直接袒露人们最深层的生命体验和美学理想。当现实图景的运动带动叙事性的文学在流转中较快地过渡到一个新的历史时代时，诗还是无法掩饰人内心深处最稳定的一面。于是诗就被“搁浅”了，它让人们清清楚楚地看到了民族集体无意识心理。正如艾略特所说：“诗歌的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表达感情和感受。与思想不同，感情和感受是个人的，而思想对于所有的人来说，意义都是相同的。用外语思考比用外语来感受要容易些。正因为如此，没有任何一种艺术能像诗歌那样顽固地恪守本民族的特征。”再从语言来看，每一种诗歌都有在文人提炼中“凝固化”和在社会活动中“灵动化”两种趋向。相对来说，便于追踪现实社会活动的叙事性文学语言可能更俗、更白、更富有时代变易的特征，而经过反复推敲、打磨的诗的语言则因“凝固”而更接近传统文化的“原型”。
如果说在西方诗歌自我否定的螺旋式发展中，民族文化的沉淀尚需小心辨识方可发现，那么，中国诗歌不都如此，在漫长的历史中建立的一个又一个的古典理想常常都为今人公开地反复地赞叹着，恢复诗的盛唐景象更是无数中国人的愿望。在中国，民族诗歌文化的原型并非隐秘地存在，只会在“梦”里泄漏出来，相反，它似乎已经由无意识向意识渗透，回忆，呼唤、把玩古典诗歌理想，是人们现实需要的一部分，维护、认同古典诗歌的表现模式是他们自觉的追求。俞平伯说：“我们现在对于古诗，觉得不能满意的地方自然很多，但艺术的巧妙，我们也非常惊服的。”叶公超谈出了一些诗人的感受：“……旧诗词的文字与节奏都是同样精练纯熟的，看多了不由你不羡慕，从羡慕到模仿乃是自然的发展。”周作人也表示：“我不是传统主义（Traditionalism）的信徒，但相信传统之力是不可轻侮的；坏的传统思想自然很多，我们应当想法除去它，超越善恶而又无可排除的传统却也未必少，却因了汉字而生的种种修辞方法，在我们用了汉字写东西的时候总摆脱不掉的。”这些都生动地道出了现代中国人的墓本心理状态。这种基本心理既存在于诗人那里，又存在于普通的读者那里，创造者与接受者共同“期待”着中国古典诗歌理想的卖现。创造者的“期待”决定了诗歌创作的潜在趋向，接受者的“期待”则鼓励和巩固着这种趋向。 从总体上看，中国现代新诗与古典诗歌传统的关系时隐时现，时而自觉，时而不9I觉，时而是直接的历史继承，时而又是现实实践的间接契合。?一 以胡适为代表的初期白话新诗袭取了宋诗“以文以为诗”的传统。胡适描述说：“禅个时代之中，大多数的诗人都属于‘宋诗运动，。
”“他认定了中国诗史上的趋势，由唐诗变到宋诗，无甚玄妙．只是作诗更近于作文！更近于说话！”不过，符合传统模式的“以文为诗，，同那些滚滚而林、杂乱无章的西方诗歌究竟该取着怎样的结合呢？初期白话诗川尚未有过细的思考。在《尝试集》中，我们看到的就是东西方诗歌理想的杂糅，类似的情形亦见于郭沫若的《女神》。郭沫若极力推亲先秦的动的文化精神，对屈骚爱不释手，但同样欣赏陶渊明的飘逸、王维的空灵，西方诗人惠特曼、拜伦、雪莱、歌德也投合他的性情，于是，古今中外这些纷繁复杂的诗歌理想又不加分别地混合了起来。比较自觉地从传统中汲取营养是从冰心、宗白华等人的小诗创作开始的。闻一多在1923年6月提出了著名的“地方色彩”主张，“要做中国艺术结婚后产生的宁馨儿”实际上就是自觉地维护和保持新诗的民族特征，而将引入西方诗艺作为增添“地方色彩”的手段。这一民族化的主张显然在新月派的诗歌创作中得到了充分的实践。
从新月派、象征派到现代派，中国现代新诗较好地再现了极盛期古典诗歌理想（唐诗宋词）的种种韵致和格调，同时也重新调整了西方现代诗艺的作用，使之较好为我所用，这便从根本上改变了“五四”诗歌多重文化混杂不清的局面，通过“融合”顺利地完成了向古典诗歌境界的折返。紧接着，这样的一条折返之路受到三四十年代的其他一些诗人的怀疑和指摘。左翼革命诗人以“大众化”攻其贵族式的狭窄化，九叶派诗人也因“新诗现代化”的要求而批评诗坛上盛行的“浪漫的感伤”，唐诗宋词仿佛不再为这些诗人所吟咏唱诵了；不过，当中国诗歌会和40年代解放区诗歌开始大规模地采集民歌民谣，以此维护“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时，我们不就依稀看到了遥远的“采诗”景象，那四处响起的不就是《国风》、《乐府》式的歌谣曲调吗？当九叶派诗人重新以叙述性、议论性的诗句表达他们的人生感受时，我们是不是也会想起宋诗呢？当然，较之于新月派、象征派和现代派，中国诗歌会、解放区诗歌和九叶派与古典诗歌的关系是间接的或者隐蔽的，它们是创作实践本身所导致的远距离沟通和契合，其中，九叶派诗人与宋诗的关系尤其如此。
通过以上对新诗史中的古典传统影响的简要追述，我们大体上可以总结出古典诗歌原形在现代复活的几个主要特征：
(1)古典诗歌的影响归根结底是通过具体的诗派、诗人来表现的，而多样性、个体性又是现代诗派与诗人的显著特征，每一个流派、流派中（或流派外的）诗人对传统本身的理解和情感又是各不相同的，所以说，中国古典诗歌作为一个整体对现代新诗造成全面的影响已经是不可能的了。我们看到，中国现代新诗表现出的往往只是古典诗歌理想的一部分内涵，不同的流派、不同的诗人，只对古典诗歌理想的某一部分“记忆”犹新。这一点可以说是它的“不完整性特征”。
(2）原型的复活并不等于简单的复古，它往往是随着时代思潮的发展而出现的，与时代的某些特征相互联系着的。由于时代发展的原因，古典传统中某些被压抑的部分可能会得以强化，变得格外地显赫，如屈骚、宋诗和诗的歌谣化趋向。这些古典诗歌形态显然都不及唐诗宋词璀璨夺目、玲珑剔透，也不是中国古典诗歌美学最具有代表性的部分，但恐怕正是因为它们的某些“非典型性”，才使之能够在反拨腐朽传统的新诗运动中重见天日，发扬光大，反传统的新诗似乎也获得了来自传统内部的某些支撑，显然，这正是一些中国诗人求之不得的。这一点可以说是“时代性特征”。
(3）中国现代诗人面对的是整个世界诗歌的潮起潮落，而非仅仅是一个遥远的传统文化，他不仅要满足无意识的诗美“期待”，也必须回答20世纪的种种“挑战”。于是乎，当古典诗歌的影响以各种形式曲折地表现出来的时候，它很可能同时接受种种的改造、重组。有时候，古今的联系是相当隐蔽的、间接的，其中嵌入了其他诗学因素的影响，比如九叶诗派和宋诗之间就显然嵌入了太多太多的西方20世纪诗学的内涵，我们甚至已经不能断言九叶派诗人实际成就的取得包含着宋诗的多少功劳，我们只能说九叶诗派的作品与宋诗有某些远距离的契合。这一点可以说是“被改造特征”。
(4）与前面的第二、第三方面相联系，中国现代新诗对古典传统的接受又可能与它对西方诗歌的接受互相配合。我们注意到，西方诗歌经常是被移作古典美学现代生命的证明，如新月派、象征派、现代派就看中了西方19世纪一20世纪前后某些诗歌的“东方色彩”，从而以“中西交融”为过渡，理直气壮地向古典诗歌传统汲取养料。或者也就可以这样说，在一些诗人看来，中国现代新诗移植西方诗艺的基础还是在古典诗歌传统的内部，这一点可以叫做“中西交融特征”。
总之，不完整性、时代性、被改造性和中西交融就是中国现代新诗接受古典诗歌传统影响的几个主要特征，也可以说是古典诗歌传统继续作用于现代新诗的几种主要方式。
那么，那些古典诗歌传统的影响对于中国现代新诗自身的完善和发展究竟有什么样的意义呢？
我以为意义是多方面的，也是具有多重性质的。
最容易看到的一点是，正是中国诗人对古典诗歌理想的自觉继承推动了中国新诗的成熟，并使之赢得了广泛的读者群。众所周知，白话诗刚刚兴起的时候，反对之声大起，俞平伯叙述道：“从新诗出世以来，就我个人所听见的和我朋友所听见的社会各方面的批评，大约表现同感的人少怀疑的人多。”这充分表明了中国读者从固有的审美需要出发对这一新生艺术的陌生感和抗拒心理。那么，中国读者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认可新诗的呢？是在徐志摩出现以后。而我们知道，中国现代新诗对古典传统的自觉继承始于徐志摩为代表的新月派。中国读者分明因这些“自觉”的诗美继承而倍感亲切。前文我们谈到，来自创造者与接受者的“期待”是中国诗美原型复活的主要动力，这一道理也可以表述为，只有以某种方式满足了这种“期待”的新诗才能赢得它的读者，因为只有在读者那里，艺术品才得以最后完成。
这里也产生了一个适应“期待”的“度”的问题。当中国现代诗人一味依顺于这类诗美的“期待”就很可能会在追踪古代情趣的过程中滑入作茧自缚的偏狭状态。我们注意到，徐志摩、邵询美等新月诗人都写过猥琐的香艳诗，就仿佛中国古代的风流才子都要涂抹几首“宫体诗”一样，而现代派诗人在他们创作的后期也陷入了诗形僵死、文思枯竭、未老先衰的境地，这难道不正是传统诗艺的负面意义么？如果中国现代诗人将古典诗美因素仅仅作为一种潜能，一种不具备现代特征的诗学潜能，有意识地结合现代文化的发展加以改造性的利用，如果传统诗歌的文化因素能在一个更深的层面上存在下来，并注入更多的新的文化养分，让“陌生化”和“亲切感”相并存，并互为张力，那么，古典诗歌的影响又未尝不可以更具积极性、更具正面的意义。在这方面，40年代的九叶诗人或许为我们树立了良好的榜样。当然，综观中国现代新诗史，我认为不得不提出的一点是，古典诗歌影响的意义似乎更让人忧虑，中国现代新诗创作和阐述的艰难又似乎都与这一负面性的意义有关。
的夏天，我和几位刚刚毕业的大学同学，一道去游览九寨沟—那时，九寨沟尚未开发，林场刚停止砍伐，伐木工人们转而植树，并开始陆续撤离。白天我们在沟里漫游，晚上就寄宿在工人的工棚里。有的工人带有家属，还有上小学的孩子。晚上，月明星稀，与几个黄毛小孩在工棚的坝子聊天，出于“职业关心”，问他们知不知道中国古代的著名诗人，孩子们抢着回答：李白、杜甫、白居易……我有些惊讶（现在想来是因为远离和久违基础教育），更多的是高兴，在一个几乎是与外界隔绝的地方（那时报纸到九寨沟要比外面晚半个月），这些伟大的优秀的诗人仍然如此亲近地和孩子们在一起。接着我问他们记得这些诗人的作品吗？几位孩子同声朗诵着“床前明月光”、“两个黄鹏鸣翠柳”等。我知道这是教科书的力量，是阅读的效果。也为唐诗对国人的影响有所思和有所悟。我的朋友们调侃我：一个一年级的古代文学研究生在九寨沟找到了小小的知音。
其实，唐诗宋词的魅力正在于它表现力的丰富，它的精神世界的博大和它对中国人的文化素养的深刻影响。
当今天我们希望为二十一世纪的中学生提供一本能够反映精神家园的古代诗歌作品，我深感不易。根据自己的读书体会和研究心得，我选了十个专题：忧患意识、入世精神、人道情怀、感世不遇（比兴体）、边塞与从军、友情与送别、自然与人生、相思与寻觅、翻案文章—咏史诗、艺术感觉。所选的十个专题，不能说就全部概括了中国古代诗歌的方方面面，即使是唐宋诗词，也不能说是周全的。这些专题的内容，较多表现了儒家思想影响下的中国知识分子的人生选择及精神面貌，同时也涉及诗人的情感世界、自然观、历史观和艺术眼光等多方面的内容。由此构成了中国古代文人的精神家园之一隅。我们希望年轻的读者由此可以窥见中国古代文人丰富的精神世界之一隅。可以肯定地说，本书难以承担全面反映中国古代文人的精神世界的任务，但可以负责地说，这是我在学习唐宋诗词时所感觉到的相当精彩的内容，我自己是喜欢这些作品的。遗憾的是，还有很多自己喜欢的作品，因为阅读对象和选题的原因，不可能入选这本小册子了。
为了更广阔地开拓读者的视野，本书尽量考虑不重复已进入教材的篇目，但为了主题的完整表达，少数篇目还是保留下来，为的是在解说中有的放矢。偶有重复，也可加深同学们的印象和充实原有的理解。为篇幅计，每类选题后面附录的参读篇目的诗词未加注解，一是为了扩大阅读面，二是给读者留一点自我理解的空间。为方便读者，还在每章收录了一至二篇相关的文章，或照应选题，或开拓视野。这是需要特别说明的。王富仁教授一直关注中学语文阅读教学及国民人文素养问题，他欣然同意本书收录他的几篇古诗新解，本书因此增色不少，特致谢忱。
本书由刘明华负责总体框架和选定作品及推荐篇目，确定体例，撰写前言、并撰写部分单元提要、全书统稿。余立新同志负责设计并审定全部“话题”。杨理论、周睿同志负责注释和解题，并参与“话题”设计。唐宋文学研究生朱安女、陈伶俐、饶福婷参与了部分校对工作。
不当之处，欢迎读者和作者“互动”，以便不断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