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著名作家柏杨先生在其著作《丑陋的中国人》中曾说到：“至于中国人的窝里斗，可是天下闻名的中国人的重要特性。每一个单独的日本人，看起来都像一条猪，可是三个日本人加起来就是一条龙，日本人的团队精神使日本所向无敌！中国人打仗打不过日本人，做生意也做不过日本人，就在台北，三个日本人做生意，好，这次是你的，下次是我的。中国人做生意，就显现出中国人的丑陋程度，你卖五十，我卖四十，你卖三十，我卖二十。所以说，每一个中国人都是一条龙，中国人讲起话来头头是道，上可以把太阳一口气吹灭，下可以治国平天下。中国人在单独一个位置上，譬如在研究室里，在考场上，在不需要有人际关系的情况下，他可以有了不起的发展。但是三个中国人加在一起——三条龙加在一起成了一条猪、一条虫，甚至连虫都不如。因为中国人员拿手的是内斗。有中国人的地方就有内斗，中国人永远不团结，似乎中国人身上缺少团结的细胞……”柏杨的说法到位也罢，偏激也罢，但日本人的团队精神却是有目共睹的，极少因狭隘的个人利益而伤害民族大利益，并且为了民族的整体利益随时可以牺牲个人利益。团队精神是一个民族的脊梁，没有这种精神，人数再多的民族也是一盘散沙，很容易被分化瓦解和各个击破。
连美国人都要学习的日本人的团队精神
新世纪周刊封面上的台湾著名作家，人文大师柏杨。
20世纪60年代，日本经济迅速崛起，一跃成为亚洲最强的经济大国，除了美国的支持之外，不得不承认他们的那种强烈的团队精神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因为战后的日本，除了在人力资源方面，其他的方面都已被战争推毁得差不多了。尤其是被美国投放了两颗原子弹的广岛、长崎。正是凭着强烈的团队精神，人与人之间团结合作，克服各种困难，大力发展经济，从而使日本的经济得到长足的发展。
20世纪80年代，日本经济起飞时，日本已经在很多领域后来居上，有些领域甚至还超越了美国。这引起了美国人极大的关注力，于是美国人对日本的经济起飞的动力源进行研究。结果发现日本人在各个领域工作之间的配合和协作是所有调查国家中做得最好的，并定义这种配合协作为“团队精神”。而后美国、欧洲许多国家开始学习推广日本的这种团队精神。
在日本企业中处处体现着日本人的团队精神。众所周知，日本的企业实行终身雇佣制，企业的员工都是“以社为家”的。公司同事之间一起工作，下班后一起吃饭，娱乐，很晚才会回家，在外面的时间远远超过在家的时间。在日本的企业中，终身雇佣制是其管理制度的基础，并且这种制度从精神层面上对塑造日本人的团队精神产生了极大的促进作用。当然，随着社会的发展，这种制度由于存在限制人性的缺陷，所以日本的很多企业在用人制度方面也正在发生转变。尽管如此，这种制度对于塑造日本团队精神的作用还是毋庸置疑和不可忽视的。
在日本企业中，雇佣关系表现出如下特点：从员工的角度来说，一个日本的年轻人，进入他理想中的企业之后，他所想的、所做的，就是如何才能受到重用，如何才能发挥才能。如果在一段时间内，他不能适应公司的环境，就会向主管寻求帮助。主管也很关心下属，因为大家一辈子都要在一起工作，彼此之间必然要磨合，相互适应。从企业的角度来说，员工已经是企业的“固定资产”，从员工进入企业的那一刻开始，就努力对其进行全面、长久的照顾，为其尽可能多地解决困难。日本的企业正是通过这种与员工形成命运共同体的方式，最大限度地保证了其内部团队运作的高度一致性。
面对中国的入世，日本人也充分发挥了他们的团队精神。日本各大公司和财团联合一起，以丰田公司总裁为首，成立“日经团”。“日经团”的任务就是加强日本企业的竞争力，以集团的力量开拓国外市场，也同时准备迎接一个强大的中国入世后给日本企业带来的挑战。
日本环境的干净是出了名的，那么他们是靠什么来维护公共环境的卫生呢？他们是怎样处理平时的垃圾的呢？他们靠的正是他们那强大的团队精神。日本社会拥有很强的团队精神，所以不需要太多的法律等手段的限制，也能使社区等公共场所保持良好的卫生状况。日本当局将垃圾分可燃、不可燃和诸如瓶类、报纸类等可回收使用资源三种。因为规定盛放垃圾的纸袋是透明的，若看到某垃圾袋不遵守垃圾分类规定，垃圾车就干脆不收，使丢垃圾者感到惭愧。
在日本的乡村，到了傍晚，大家都回家后，一旦发现某个人没有回来，全村的男人都会帮助去找。这样的情形在其他国家是很少见的。
即使日本的小孩子也是很有团队精神的。如日本的很多学校都统一订制营养午餐，一到中午下课的时候，值日生负责把饭盒抬过来，分发下去。这种做法在很多国家都一样，但是，日本人有个做法却与众不同，就是日本的学生一定要等到全班所有人都吃完以后才可以出去玩，只要有一个没有吃完，全班同学都是不可以出去的。对小孩子来讲，这一点很难做到。一般男生都是狼吞虎咽地吃完，争取多玩一会儿。但是一些女生，尤其是比较斯文的女生，经常吃得慢吞吞的。男生吃完后，会围着吃得最慢的女生说：“拜托，快一点！时间都被你耗掉了。”于是，那个女生为了不影响他人，就加快速度，甚至连平时不吃的食物也一股脑地吞下去。
日本的小孩从小就被“灌输”团队精神。例如日本的小学，中学，高中每年春季的运动会是件大事，不仅是老师和学生的，更主要的是有孩子正在上学的家长及其亲属的大事，也是社区的大事。几乎所有孩子的家长都会在运动会时赶到学校，兴致很高的观看运动会的各个项目。各个学校的运动会都会特意把日期选择在周末举行，主要便于家长前来助兴。然后，在开完运动会的星期一再给老师和学生补休被运动会占去的周末。一般在运动会举办的先一天晚上，家长就拿油布去孩子所在的学校的操场边指定的观看场地去抢占最有利的地形。运动会当天，再开车载着桌子，被子，垫子，摄像机，照相机，饮料，全家的午餐盒饭，水果等浩浩荡荡去学校，车子就停在学校周围的公路两边。然后把所有用品搬送到事先铺好的油布上，架起摄像机，准备扑捉精彩镜头。有一个孩子，观众啦啦队就有四五个人。所以，实际上，运动会也是日本人亲戚聚会的一个好机会。
日本的学校运动会没有个人项目，全校从一年级到六年级均等分成三个部分，分别带红、黄两种颜色的帽子。然后，同一个年级的两个队对抗赛，最后按两个队所有的总成绩计算胜负，没有个人名次。运动会的项目也非常有趣味，适合小孩的特点，例如，接力赛，钻绳网，沙包投篮，抬气球，滚气球，青蛙跳接力赛等。没有成人化的如50米，100米等长跑项目，没有跳远和跳高项目等。
运动会上，所有的孩子都上场，每个孩子都是运动员，都有表现机会，那怕是腿有点残疾的小孩，也参加接力赛。即使一个腿稍微有点残疾的小孩最后坚持跑接力赛时，周围的家长的掌声如潮，为她加油，她尽管比对手拉了很长的距离，但她仍然坚持到了最后。
学生的项目结束后，还有家长和孩子的合作项目，例如推气球，气球的直径大约有2～3米，要推快，有时还需要一定的技巧。
运动会没有主席台，校长在忙前忙后地指挥运动会，只是在开幕市和闭幕时站在一个高台上做一个很简短的发言。最后，校长宣布那个队获胜。运动会后每一个孩子都能得到校长签字的奖状，写的是XXX，你在刚刚举办的第XX届运动会上表现出色，你已经尽力了，希望以后再接再厉。
这就是日本人的团队精神的培养的初始阶段。每一个小孩都尽自己的最大能力为自己所属的团队拼搏，竭尽全力地拼搏。
团队精神的来源
日本人的团队精神，既有来自大自然的原因，也有社会原因。
自然原因
日本的灾害特别多，台风，地震，海啸，地震，火山喷发搞得人心惶惶。但是面对灾害，日本人仍然能够秩序井然地进行救灾重建工作。面对大自然，人类的力量是渺小的，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下，一个人的力量更是微乎其微的……所以必须是大家的力量团结起来，相互帮助相互支援，才能够保持团体的生存。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多年来，形成了日本人团结的精神。
社会原因
日本社会的主流价值观要求日本人绝对服从集体。一旦某人违反了这些准则，就会受到周围人的一致指责和唾弃，甚至连自己的亲人也不例外。
政治权力对文化的独占
日本是一个岛国，古代国家形成之后，日本的体制没有出现过因外部的冲击而崩溃的情况。民族比较单一，政治体制相对稳定，使得被看做民族核心的天皇和天皇制容易存在与延续。不仅如此，即使在国内，岛国的环境同时也带来了天皇制权力对文化的独占。进入中世纪和近代以后，利用国家权力进行文化封锁成为可能，所以国家能够掌握文化的指导权，谋求体制的安定。对天皇的崇拜是国家稳定体制所使用的有效工具。直到今天，对天皇的支持仍然保持很高的比例，原因之一就是日本人对权威的盲从。
家族制度
日本家族族徽：龙胆纹。
大年除夕的晚上，在桥洞里面，日本的一家乞丐偎依着睡在一起。桥头上，杂沓的脚步来往不停。嘈杂的声音，把乞丐的孩子给吵醒了。“妈妈，什么事情那么吵吵嚷嚷的？”“啊，你问那声音吗？那是些逼债的人，把借绐人家的钱去讨回来。”“哦，这样寒冷的夜里还出去讨债，也太辛苦了。”“真是呀，与其那样，还不如在这儿暖烘烘地睡着舒服呢！”听了母子俩的话，父亲蓦地抬起头来说，傻孩子，你以为你是靠谁的福气？你别忘了父母的恩惠哦。”
日本人对“公”和“集体”的维护与顺从，其实与他们从小成长时所受的家族教育制度存在着很大的关系。在等级严森的家族制度束缚之下，在人们的潜意识里就存在着对威力与权力的主动服从。反抗在意识的强压下变得非常无力，于是与团队保持一致、“舍身为公”就变成了自觉的行为。
“舍身为公”的一分为二定律与“间人主义”
日裔巴西人。
“舍身为公”集中表现的集团意识包括包容和排斥两个方面：
日本社会有不管好坏全部包容的特点，就像母亲一样，只要是我的孩子，就都是好的，一视同仁，不管个性和能力，全部包容。在日本，各种政治派别为了扩大势力，不管是谁，都尽力拉入自己的阵营。
从表面上看，排斥和包容是对立的，排斥越强，包容越弱。但实际上恰恰相反，排斥越强，包容性也越强。包容和排斥两面而一体，并非绝对的对立。例如，在日本的“耻”文化可以很好地证明这一点。人们之所以产生“耻”，与其说是因为能力劣于别人，不如说是因为害怕被作为不同的人在同伴中受到排斥。又如，经常提到的日本文化的“封习性”也是这样。移民到巴西的日本人，一方面在巴西寻求开辟新世界，另一方面又紧紧抱成团儿，排斥其他民族，绝不和其他民族融合同化。在圣保罗建起的几条被称为“微型日本”的街道，一代又一代地继承下来。直到今天，圣保罗的日本人学校的封闭性也是十分奇特的，只有日本人的孩子每天乘校车直线往来于学校和家庭之间，一味只学习日语，不同外部接触，就像在密封舱中栽培的植物似的。
在日本居住的外国人极其讨厌被称为“外人”，因为这个称呼意味着，即使你怎样流利地说日语，适应日本文化，这些与个性和能力无关，你都要被日本社会排除，被看做是一个外人。在中国的日本残留孤儿的第二代回到日本，有的人全力以赴要成为日本人，避免和中国人说话或者见面。因为不这样做，就会受欺负，遭排斥。日本社会与其说是承认个性和能力，不如说从最初排斥的力量就在起作用。因此，从“外人”和残留孤儿来说，隐藏起自己流露出来的排异心情是很自然的，这样，最终他们才能通过同化被包容。
日本人对权威的服从，既有来自恐惧的一面，也有受私欲驱使的一面，盼望着通过服从甚至是阿谀奉承能够得到好处。同家长生活在一起的老二、老三，很多人都行动非常迟钝，精神生活绝不快乐，行动谨慎，顾虑周围，一但到分家之前，要名副其实地为家族“灭私奉公”。因为将来分家时，将依据效劳的程度分配家产。
日本人经常爱集团行动，顺从集团的决定，为了集团高高兴兴地牺牲自己，也就是说，日本人是集团主义者，缺乏作为个人的自主性，会自动地使自己与所属集团保持统一步调。例如，在日本的小学校里经常可以看到，老师在问学生“大家明白了吗”时，学生们会齐声回答“明白了！”此时，老师肯定期待着全体一致的回答，学生即使真的不明白，也会用一致齐声来回答老师。在这种全体一致的气氛中。单独一个人说“不明白”。是需要勇气的行为。与此对照，美国小学校的孩子们却不同，即使老师反复解释得口干舌燥，如果不明白，也不会说“明白了”。另一个明显的例子是，日本村议会如果开会讨论一件事，10个人中有7个人同意，3个人不同意。因为考虑到表决会留下怨恨，妨碍村庄事务的顺利运转，所以议会不采取表决的方式而是对这3个人进行说服。这3个人也会同样考虑，转向赞成。这样，村议会的决议以一致同意通过。
在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少数人的赞成不是单纯地为了和集团保持一致，也不是被压制，而是为了集团很好地运行。所以，这种集团主义不是一般人所说的缺乏个人自主性，毫无主见地和集团保持一致的全体主义，而是出于对集团的考虑，自主作出的决定。因此，需要对所谓日本人的集团主义重新进行认识。专家滨口惠俊把日本人的人际关系概括为“间人主义”，并以此取代集团主义。他说，一般情况下，集团主义是作为个人主义的对立物使用的，二者分别被作为日本和欧美的价值观和社会组成原理。“美国人即使在表面上也表现出个人的独立，而日本人与美国人不同，重视集团，有时牺牲个人”的看法十分流行。
日本人的“集团主义”并不是个人完全被集团淹没，不是对自己所属组织及其代表无条件的忠诚，也不是个人主义的对立物。日本的集团主义是其成员在进行各自工作的同时，相互之间进行超过本职工作的合作，通过这一合作实现组织的目标，由此确保集团全体的福利，同时也满足了自己生活的欲求。在这里，个人和集团互利共生，成员之间的协调受到重视。所以，称为“间人主义”，或者“合作团体主义”。例如，日本企业成功的秘密不在于对集团的忠诚心，而是企业给予个人的归属意识和自尊心，给予每一个员工这样一种观念：自己的将来只有通过企业的成功才能够得到保证。日本人看上去也许个人的自主性缺乏，但连带的自主性很强。在工作场所，对自己的本职工作十分自觉，似乎谁都是管理者。而且，关注工作场所全面的业务，注意和有关人员调整关系，努力寻求合作。这种集团水平上的自主性就是连带的自主性。
日本人严格执行的“集体主义”与家族意识，使得这种“舍身”即包含了无意识的执行方式，同时，也成就了一种集体的凝聚力，促进了合作，带动了日本经济的快速发展。在“为公”方面，既有一种积极寻求“场”的归属与平衡，又有知“耻”的恐惧与无助。所以，在理解了上述方面以后，对于日本人发动战争以及企业快速发展就会有一个比较深刻全面的认识。
当樱花烂漫的季节，采撷一朵、两朵的樱花置于手心，你会发现它们很普通，但是如果你仰头面对那一树一树的樱花时，你的心里就会有一种抑制不住的兴奋。你会感慨那无限的美，美得让你无法呼吸。心系团队的协作、绚烂之前的谦恭、作为个体的内敛、作为团体的张扬，这是樱花的性格，也是日本人的性格。
日本自杀成风，在发达国家中是“自杀大国”。图为以自杀俱乐部为题材的日本迷离悬疑电影《自杀俱乐部》的海报。
对完全失去自我的极端团队精神的反思
这则日本笑话发生在面条还很稀罕的年代。有一天，村长把和尚以及许多村民请到家里，请大家吃面条。村民们还是第一次吃面条，不知该怎么吃好，就模仿和尚的吃法。和尚把汤倒在面条上，把面条吸到嘴里。恰巧这时，和尚打了个喷嚏，面条从鼻孔里冲出后，拖了下来。于是，村民们也纷纷模仿起来。然而，谁的面条也没有从鼻孔里喷出来。村民们学来学去，还是学不好。“唉，真麻烦。”大伙干脆把面条抓在手里，从鼻孔里塞了进去。
任何事物都有其两面性。精诚团结、步调一致的团队精神有其先进性和优势，但如果走向了极端，也会出现诸多负面效应。
过分忠诚、盲目顺从，后果可怕。日本团体中所表现出来的“具有非常强烈的服从意识，没有太多的个人意见”的特点，势必导致了无论对错团体成员都盲目听从上级命令的极端性。所以日本人对企业的态度只能称为愚忠。过分忠诚不是好现象，决策错误的时候会造成很大的祸患。中国人也重视忠诚，但反对愚忠。愚忠的人盲目地听从上级的命令，不会自己判断对错，这种人是典型的奴才。不仅如此，在日本的企业中，同事之间，年龄和职位较高的人有着很高的权威。只要一个人比其他的人年纪大，哪怕只大两个月，他就成为团体的领导者，而不论其能力如何。
服从集体，不敢表现，饱受压抑。在日本，人们在进行自我介绍的时候，一定会先介绍自己的企业，然后再介绍自己。这种人与企业的高度结合，其实并没有多大价值。日本企业界有一句话，任何凸出来的钉子，都要把它打进去。就是说，不能有个人的表现。所以日本人的考核没有个人奖惩的内容。如一个美国人到日本去创业，聘用了二三十个日本人，并用美国式的方法去考核他们。某个部门有六个人，他奖励了其中的三个人，结果，其余的三个就要辞职。他们认为，老板既然没说他们做得好，就意味着他们做得不好，做得不好当然要辞职了。可见，个人考核在日本是行不通的。日本人进入企业以后，要经过长期观察，完全透明之后才会得到升迁，因此升迁得比较缓慢。日本企业的课长绝对比美国企业的部门经理权力大得多。
失去自我，忙于工作，生活艰辛。很多日本人工作在一起，休息在一起，吃饭、娱乐甚至连洗澡也在一起，个人没有选择的自由。如果和公司以外的人交往，除非是被派定的任务，否则便有通敌的嫌疑。所以，日本人是相当封闭的，很少接触到外界的信息。而且日本人长期过集体生活，将私人生活和集体生活混为一谈，有时候会觉得没有自由，但有时却觉得和大家在一起比较省事，不必花心思。在这种情况之下，他们逐渐丧失了独立行动的能力，个人能力较差，缺乏自信。单独一个日本人，经常表现得慌慌张张，不知所措。
日本人跳槽离开公司后，原先的同事对他不谅解，见面时不是不理睬，就是冷嘲热讽，使他觉得自己是公司的背叛者。而新的公司也不接纳他，他只好孤零零地过着无依无靠的生活。日本人即使是因公暂时离开公司，也会担心和同事疏远，而对自己产生不利影响。他们一旦被公司派到海外，大多有“被放逐”的感觉，注定会在海外流浪，不可能再回去。因为离开公司后，一切人际关系都切断了，回去也无法适应。所以说很多日本人年纪轻轻即使是事业有成也会有很大的压力，如果调节不好极易得“抑郁症”，甚至自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