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梁先生曾经会晤过印度诗人泰戈尔，漫论儒家哲学与宗教。这件事鲜为人知，可否作一介绍？
答：民国十三年（1924年）夏间，印度诗人泰戈尔来游中国，在他将离开北京时，徐志摩先生来约我，要我去会见泰戈尔，说泰翁不仅是诗人，对宗教，对哲学，特别是孔孟哲学，兴趣也很大。徐是当时有才气的中国新派诗人，英文很好，他主动为我做翻译。我们赶到泰翁的住地时，正值他与杨丙辰先生谈宗教问题，杨先生以儒家为宗教，而泰戈尔则说不是，意见不一。杨先生即指着我对泰戈尔说：梁先生是孔子之徒，对儒家有研究，你可问他。泰戈尔即起身迎候，十分客气地说：我早知道了，来得正好，我很愿意听听梁先生谈谈儒家的道理。我本无准备，但又不能不就他们的话头而有所辩明。我随即反问泰戈尔：你为什么不认为儒家是宗教呢？他略加沉思后说，他以为宗教是在人类生命的深处有其根据，尽其人生信仰、寄托、归宿之所在，所以能够影响人。凡宗教伟力之最者，其根植于人类生命者愈深不可拔，其影响更大，其空间传播更广，其时间延续更为久远。然而他看儒家似不是这样，仿佛孔子在人伦方面和人生各项事情上，讲究得很妥当周到。如父应慈，子应孝，朋友有信义，以及居处恭，执手敬，与人忠等等，好像一部法典，规定得很完全。但却因此离人类生命的深处，离精神寄托的真谛，远了。因为这些规定，要照顾各方，要得乎其中，顾外则遗内，求中则离根，所以说儒家不能算是一种宗教。泰戈尔又说，使他不解的是，儒家不是宗教，却何以具有与各大宗教一样的给人类社会以伟大势力和影响？我答复说：儒家不是宗教是对的，但孔子的道理却不尽在伦理纲常之中。伦理纲常是社会的一面。《论语》云：“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这一层一层的内容，孔子说的是自己的生活，并未说到社会。又如孔子称赞其门下弟子颜回的两点：“不迁怒，不贰过。”也都是说其个人的品性，并未说到外面。但无论自己为学或是教人，其着重点是明白的，何以从伦理纲常那外面粗的地方来看孔子呢？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孔子并不一定要四平八稳，得乎其中。孔子曰：“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志气宏大，豪放，不顾外面；狷者狷介，有所不为，对里面很认真。孔子认为，各趋一偏或两者相反，都不妥当，因此中庸不可能，则还是这个好。其所以可取，即在于从其生命真处发出来，没有什么敷衍迁就。反之，孔子所最不高兴的是乡愿，如谓：“乡愿德之贼也！”又云：“过我门而不入我室，我不憾焉者，其唯乡愿乎！”乡愿是什么？即是他没有自己生命的真力量，而在社会上四面八方都应付得很好，人家都称他是好人。孟子则说得更明白：“非之无举也，刺之无刺也，同乎流俗，合乎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洁；众皆悦之，自以为是；而不可与入尧舜之道。”这就是说，外面难说不妥当，可惜内里缺乏真的。狂狷虽偏，偏虽不好，然而真的就好——这便是孔孟学派的真精神真态度。泰戈尔听完我的解说，十分高兴，当即说：我对儒家所知粗浅，聆听梁先生这样当面解说儒家的道理，是第一次，使我心里明白了许多。泰戈尔给我的印象，是位虚怀若谷的诗哲，对学问十分认真，关切中国问题，又如此不耻下问，不为自己的名望所累，是很难得的。
问：梁先生常常追怀任教七年之久的北京大学，那您为什么在民国十三年（1924年）暑期，又辞去北大的教席了呢？
答：那是因为在教育问题上我有了新的认识，而这种新的认识是当时的北京大学以至于其他学校所无法实施的。最初，我写了《办学意见述略》。我办学的动机是在自己求友，又与青年为友。所谓自己求友，即一学校之校长和教职员应当是一班同志向、同气类的，彼此互相取益的私交近友，而不应当是一种官样职务关系，硬凑在一起。所谓与青年为友，含有两层意思，一是帮着他走路，二是此所云走路不单是指知识技能，而是指学生的整个的人生道路。而当时的学校教育，至多是讲习一些知识技能而已，并没有顾及到学生的全部人生道路。我认为当时的青年学生，大概包括两类人：一种是堕落不自强的，在学校里就鬼混，毕业后凭一纸文凭谋个差事赚钱挥霍；一种是自尊自强的，而又常不免因人生问题、社会环境而有许多感触，甚而陷于烦闷苦痛之中而不能自拔。我想新的教育，则应与他们为友，堕落的能引导他奋勉，烦闷的能指点他得到安慰、勉励，以至于意气奋发。因此需要新式的私交近友般的校长教职员团体，不断扩大范围——进来一个学生即是这一团体中又添得一个新朋友。我自己走路，同时又引着新进的朋友走路；一个学校亦即是一伙人彼此亲近扶持着走路的团体。故尔我们办学实是有感于亲师取友的必要，而想聚拢一班朋友同处共学，不独造就学生，还要自己造就自己。为了实践我这些对教育问题的新认识，新设想，我决定离开北京大学，自己试办学校。
问：梁先生是如何试办学校的？后来又如何到李济深主持政务的广东省开办乡治讲习所，转而到河南村治学院，最后在山东创办乡村建设研究院的呢？
答：1924年暑假，我辞去北大教席。同年秋，我在曹州主办山东省立第六中学高中部，第二年春天，交陈亚三先生接办。我从曹州回北京，先客居清华园，编印先父《桂林梁先生遗书》；后因有十多位山东高中学生追随我而来，便与他们在什刹海租房共住同读，互相敬勉，讲求策励，极为认真。值得一提的是朝会，即清早静坐共读，由我即兴讲授心得。这一形式开始于此，而后在河南、山东，坚持了多年，并出版了我在朝会上讲话的《朝话》一书。在什刹海居住期间举行朝会，特别是冬季，天将明未明时，大家起床后在月台上团坐。其时疏星残月，悠悬空际；山河大地，一片寂静；惟间闻更鸡喔喔作啼。此情此景，特别使人感觉心地清明，精神振奋，仿佛世人都在睡梦中，唯我独清醒，更感到自身于世人于社会责任之重大。此时亦不一定讲话，即讲话亦不在多，主要的是反省自己，利用这生命中最可宝贵的一刹那，抑扬朝气，锻炼心志。至1926年初，我又偕王平叔、黄艮庸、张俶知诸先生及学生十余人，与德国学人卫西琴先生同住北京西郊大有庄，共研分析心理学与儒家哲学，约一年有余。1927年5月，我偕王平叔、黄艮庸两先生南游，先在上海会到陈真如先生，他特意陪我们到西湖南高峰住数日，为的是好谈话，同谈的还有熊十力、严立三、张难先诸先生。随即应约赴广东会见李任潮（济深）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