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前我在理论认识上与中共之差异——以民盟秘书长身份参与国共和谈为国事奔忙——二赴延安会见毛泽东——调查李公朴、闻一多被刺杀案——周恩来的批评及我在拟订第三方面提出的国共停战折中方案铸成错误之始末——我退出和谈并脱离了民盟——1949年初我“只言论，不行动”，对国共“各打五十板”纪实
问：自抗战爆发之后，梁先生即以无党派人士和民盟负责人的身份参与政治和社会活动，为国事奔忙。梁先生在这一时期的言论和行动，还有什么补充？
答：我从抗战初期起，即为团结抗敌而奔走于各方，抗战胜利后又为争取和平建国而代表第三方面的民盟参预国共两党和谈，总计前后有八九年之久。有人曾经在气头上说我梁某人一生没有做过一件好事，这当然不合事实。一个人的政治言论和行动，一旦成为事实，便涂抹不了，今人和后世自有公正的评说。诚然，在我的一生中，做不成的事，没做通的事，做错的事，都不少。即从抗战至国共两党和谈及破裂这一段历史看，亦是如此。
现在回顾，我静心反省，自己不贪安逸，不图享受，自十九岁起粗衣素食，并无私产，教书著述所得亦几乎全用之于兴办教育，接济若干志同道合而经济拮据之友人。至敌寇入侵，为救国难而奔走四方，甚至自愿深入敌后，跟着抗日游击队昼行夜宿于荒山野岭之中，颇有些不怕苦、不怕死的样子。究竟是一股什么力量在支配着自己呢？扪心自问，则源于自幼立志要改造中国，为国家民族做事，并确有自己为国家民族设置之理想。简言之，自己深怀爱国之情，对祖国的责任感远远超过自己的小家小我，有时甚至无我。举例说，在新中国建立之前，我与共产党之间显然有很大的距离。在理论主张上，他们有他们的一套，我亦自有一套。这距离不易泯没，但根本上却有相通之处。这就是我对民族前途以至于整个人类的前途，有自己的看法和理想；舍弃理想，便没有我。而共产党人恰是一个以远大理想为性命（即最高利益）的集团，他们当中的许多人都是为这个远大理想而置个人生死于度外的。虽然远大理想的内涵距离很大，但都抱着一颗为国家为民族之心，却是相通的。正是这，决定了我与共产党人合作之可能。我素常有自勉而勉人的两句话：一曰在人格上不轻于怀疑人家，二曰在识见上不过于相信自己。因此我在人格上从不敢菲薄共产党人；相反地，我历来敬重包括毛泽东、周恩来等许许多多我认识的、不认识的共产党朋友。至于彼此见解主张之不同，我以为不妨“宽以居之”，一切从头商量，异中求同，确有同可求。多少年来，共产党人是赞同我持此见解，并把我作为一共产党外之朋友的。远如李大钊先生与我相知相交，至我建国前两次赴延安与毛泽东等先生之交往；近如建国初期毛泽东曾一度与我相交，把我和章士钊先生一同作为中南海他家中的座上客，以至毛故去之后，中国共产党自身结束了十年“文革”的大动乱，走上了复兴之路，我又成为共产党人的一位朋友。众所周知，我曾经被排除在朋友行列之外，那就是自毛泽东先生本人1953年发动的对我的批判开始，我长时期成为一名不戴帽子的“反面教员”，一有言论，甚至是零星杂感，片言只语，亦成为众矢之“的”，动不动便对我进行有组织的批判。对于1953年因我自己的荒唐而闯下的大祸，以及这以后一场场政治运动中我的言论和遭遇，当留待以后冷静地、实事求是地慢慢儿细说。
但是，就我个人而论，不论是解放前如抗战胜利后国共两党和谈，还是解放后我在各个时期的一言一行，其对也，其错也，都与我最早形成的理论主张和行为准则密切相关。因此，在我叙述自己于国共两党和谈发生的一桩错误以及这期间某些独特的言行之前，我得扼要地讲一讲我当时已经形成的思想和主张。
目睹旧中国贫穷落后的现状，中国社会的出路何在？远在20世纪20年代初，我即认识应走向社会主义而非重走欧美资本主义老路；而为了走向社会主义，则必须先有全国统一稳定的革命政权之建立，以从事现代化经济建设。以上两点，我同中共的主张和愿望是一致的。所不同者在如何实现革命的第一个目标即建立统一政权问题上，中共主张走一般革命之路即阶级斗争之路，并由阶级斗争引导出武装斗争，即武力统一中国，“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而我则根据我对中国几千年社会之认识和近百年中国问题之认识，判断此路走不通。这正是1938年初我赴延安与毛泽东通宵达旦争辩问题的焦点所在。
从我亲身经历的中国社会事实，得出了哪些思想理论认识上的对中国问题认识之特殊性呢？
第一，中国自20世纪初以来几十年间的军阀内战而造成的分裂局面，如与外国的历史相对照（如爱尔兰从英国分裂出来及美国的南北战争等），则外国的这些分裂或战争都是基于其深刻的社会背景（民族夙怨、宗教不合、政治不平、经济矛盾等等）；而我们呢，都不过是此一政府（此一军阀）彼一政府（彼一军阀）间的冲突罢了，于社会的种种背景并不相干。几十年的军阀内战和分裂，没有一次是因社会问题而发生的。因此，从社会这面看，虽然贫穷落后，问题繁杂，但全国各地区之间却并无隔阂，原是统一的。不统一的只不过是浮在上面而无根无源的所谓政府（军阀）罢了。这在外国所没有的事情，却一直见于数十年间的中国，能说不特殊吗？
第二，在没完没了的军阀内战，分裂和不断破坏下，广大中国社会（即全中国的平民百姓）陷于一种绝望的境地，非一般社会之所恒有。一个国家必有其秩序，有秩序就有保全，有保全即有生息长养。其故即在一个统治力下，统治的一面，被统治的一面，总不过是两面；两面彼此对立而又互相依存，成为一个结构。人类尽管在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经历着凶狠残酷的剥削，而社会还是逐步向前发展，并没有绝望，就为此。但中国的社会在20世纪初以来则不然了，它不是两面，而仿佛是三面或多面。此一军阀彼一军阀形成对立的两面，被统治的社会（百姓）便成了第三者。在彼此两方对立中各以应付对方为急，是顾不得第三者的。无秩序的破坏代替了有秩序的剥削，此广大社会（百姓）乃落于被牺牲的地位而无可救。特别是乡村破坏得最烈、最惨。军阀各方彼此为备战而竞争着购械增兵，以致全国养兵之多，甲于全世界，却无一家讲国家对外防御。兵多而益乱，战乱相寻，迄无了日。假若索性分裂成几个国家，各干各的事，倒也不会如此纠缠在无休止的战争之中。无奈中国之广大社会因其历史、文化、自然等原因，早已融合为一个庞大的统一体，分又分不开，合又合不拢，长期的自相砍杀，日趋毁灭。请问，中国社会这种特殊性在当今世界何处有之？
若问此古今中外所少见之中国社会畸形病态从何而来？我认为是：老中国是融国家于社会，以天下而兼国家的；其内部虽有剥削被剥削、统治被统治之分，但散漫流动，缺乏固定成形之阶级，以武力为主体而形成阶级统治，即不属于西方国家通常的一般国家类型。辛亥革命后，旧秩序既失，新秩序又无，此散漫流动者更陷入混乱，武力更无所统属，失其工具性之故。于是武力（军队）即变成了为存在而存在，为发展而发展。军阀为占地盘吃饭而扩大军队，发展军队又为了再扩大地盘。军队与国家、民族不相干，而供一些野心家任意利用，合纵连横，忽彼忽此，忽敌忽友，陷中国社会于分裂混乱之深渊而不得出，延续达数十年之久。且各方军阀还因国外各帝国主义竞相勾结利用，而其分裂与战争乃更加严重，无法休止。1924年孙中山先生改组国民党，提出“以党建军、以党建国”“联俄、联共、扶助农工”和“打倒帝国主义，铲除军阀”等口号，原想以武力统一来结束这局面的，但结果却不过是以新军阀代替旧军阀，中国之分裂与内战则依然如故。
中国前途如何，怎样统一？我潜心研究中国几千年之文化史、经济史、社会史，对当前的社会结构和状况也进行过调查摸索，提出了乡村建设的理论。“伦理本位，职业分途”八个字，融伦理、经济、文化、教育、科技、政治、治安于一体，以乡村为基地，从普及民众教育入手，先搞实验，一个县，一个省，逐步扩大，而避免武力，结束内战。结果呢，我的设想蓝图当然落空了。1949年由共产党、毛主席解放了全中国，无产阶级先锋队掌握了武装，以武力统一了中国。
我自己静心反省上述理论认识之差异和错误，是在全国解放、新中国建立之后，许多问题以后细说。现在先讲这一段，是为了说明我在抗战胜利后至全国解放前发生的错误和独特的言行，是有其理论认识之差异和内在的思想根源的。
问：梁先生在这段时期，都有过什么错误呢？
答：这个提法并不妥当，也不确切因为我在这段时期留下的言行，在我自身来讲，都是在同一思想认识下产生的，无论是对的，错的，我都恪守自己的信条，并不人云亦云，随风飘流。所谓错误，也是事后，特别是全国解放后自身静心反省的结果，而在当时我自己是并不认识的。我在这个时期的一桩错误，是我脱离民盟的直接原因。在讲述这桩错误之前，我还要补充一些当时经历的重要的人和事。
我在民盟决定派我去香港主办《光明报》之前，曾到曾家岩五十号拜访周恩来。在我向周恩来汇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成立和将去香港创办报纸之后，周表示关切和支持。他告诉我，到香港后，即找廖承志接头，他是中共在香港的负责人之一。我到香港后即与廖见了面，以后经常来找我的是范长江，他当时是《华商报》的社长，《华商报》实际是中共在香港办的报纸。
民盟办报，最大的困难是经费无着，因此拖了几个月才在香港创刊。在我离开重庆之前，民盟的负责人如黄炎培、张君劢、左舜生等都出了钱，记得是每人（即各派各方）一万元法币。我经济能力弱，也出了六千元，这当然是杯水车薪。后来通过联络，四川的刘文辉愿意资助四万元，云南的龙云愿意资助六万元。我就是带着这些钱去香港的。无奈办报开销很大，要与印刷厂订合同，得先付一笔款；还得请一名律师作法律顾问，这在香港是少不得的，又得花一笔钱。而重庆带出来的，龙云、刘文辉资助的，都是法币，到香港兑换成港元，又打了折扣。如果创刊开印，头几期没有问题，但往后则难以为继，因此迟迟不敢出版。这期间范长江经常来我处，我告以苦衷。一天范告我，有位南洋侨领愿意资助我办报，只要写个收据就行。我说写个收据有何难，这太好了。第二天长江把钱送来了，还是港元，总有四五千元吧。实际呢，心照不宣，我估摸这笔款是中共给的。这时候，又正巧湖南人李国卿的弟弟在美国成了大富翁，李家与梁家是世交，他们也给了我们一点钱，资助办报。于是，《光明报》得以创刊，并维持到太平洋战争爆发。但我们几个办报的，在香港生活一直是拮据的。萨空了是报社的经理，里里外外地忙，又带了家眷，经济开支大，我给他定了月工资二百元。我是社长，因为一个人在香港，月薪只定了一百元。我因为开支小，每月一百元中有一半得资补萨空了的生活。那时候，大家都为了办报，为了民盟的共同事业，生活、钱财上的事是不分彼此的。
1941年12月香港沦陷后，我回到广西桂林。在乘舟离港，安抵广西梧州时，我曾写有《寄宽恕两儿书》，叙述脱险经过，后来发表并收进《最近文录》。这封家书，很能说明自己当时充满自信、一派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状态。书中有云：
假如我所行所为，止求一个人的享受，那么，我的安危止是我一人之事而已。又如我止顾一家人的生活安宁，那么我的安危亦不过关系一家而已。但我不谋温饱，不谋家室，人所共见。我自有知识以来，便不知不觉，萦心于人生问题、社会问题或中国问题。而今年近五十，积年所得，似将成熟一样。这成熟的果实，一是基于人类生命的认识，而于孔孟之学、中国文化，有所领会，并自信能为之说明。一是基于中国社会的认识，而于解决当前问题，以至复兴民族的途径，确有所见，信其为事实之所不易。前贤所为“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此为我一生使命。《人心与人生》等书写成，我乃可以死，现在则不能死。又今后中国大局，建国工作，正需要我，我亦不能死。……我相信安危自有天命，我把我的安危，付之于天。……
这些话，读来颇有狂妄之嫌，但却是我当时心理状态的真实写照。实际上我能在香港脱险，许多地方是得力于中共地下党组织的帮助。沿途每逢危难之际，总有不相识的人出来帮忙。这些不相识的人，正是中共地下工作者。这是我后来才知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