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百里（1882-1938）
军事教育家。原名方震。浙江海宁人。1899年考入求是书院（浙江大学前身）。1905年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步兵科，名列第一，与蔡锷、张孝准被日本人视为“中国三杰”。1903年主编《浙江潮》杂志，宣传革命。蒋方震是把近代西方先进军事理论系统地介绍到中国来的第一人，他创立的国防经济学成为中国近代军事思想上的重要篇章。他先后几次主持军官学校，都积极革除弊端，醉心军事教育。其代表作《国防论》凝聚着他一生军事着作的精华，是中国近代国防理论的奠基之作。其他着作有《欧洲文艺复兴》、《东方文化史及哲学》等，后又辑为《蒋百里先生全集》。
“五四”新文化运动时，蒋百里写了一部《欧洲文艺复兴史》，后来他请梁启超作序，梁启超下笔如神，汪洋恣肆，却写出一篇中国学术史的名篇——《清代学术概论》，文章中，梁启超把清代三百年的学术史和欧洲文艺复兴运动相比较，以为“从19世纪末期的维新革命起，以迄‘五四’前后的思想波澜、人物性格，颇和文艺复兴时代的气氛相似”，而后来曹聚仁则认为，这其中“蒋百里先生倒像是那时代的达·芬奇”。如果说西方文艺复兴运动时期的达·芬奇是集画家、雕刻家、工程师、音乐家、格物学家集于一身，那么，蒋百里呢？曹聚仁说：“百里先生也正是这样一种人物，一生既为军事学家，又为政论家，也擅长文史研究，诗词都不错，字也写得很好。”此外他还是一个“舌辩之士”。这样一位的“人中龙”，即求学于浙江大学前身——杭州求是书院。
时代潮流下的“求是”学子
蒋百里少年聪慧，13岁时正值中日甲午战争，他深受中国战败的刺激，遂有弃文习武和建立国防的思想萌蘖。1900年，他被举荐到杭州求是书院读书。彼时蒋百里头角峥嵘，他勤奋学习，并与同学以敦品励行相勉，而书院的创立者林启也是民族意识极强的人，他嘱咐学子读《明夷待访录》、《天演论》、《求己录》以及曾、胡文集等着作，教师陈汉第、宋恕等也多是学问高深，且提倡革命不遗余力的知识分子，他们对“求是”学子道德学问的陶冶影响甚深。当时杭州还有一家“养正书塾”，两校中的学子蒋百里、蒋百器、马叙伦、汤尔和等是其中最优秀的学生。当时林纾是杭州“东城书舍”的山长，他每月向学生出试命题作文，而其中拔得头筹者，多是蒋百里。
时又正值“庚子之变”，蒋百里等秘密组织了“励志社”，决心以身报国，其中还有蒋百里的同窗钱均甫（钱学森之父）、许寿裳（鲁迅的密友）、蒋百器、蒋梦麟等，而“百里在同辈中最为知名，提倡革命最早”。此后唐才常在汉口组织自立军“勤王”失败，蒋百里慨然吟诗，所谓“君为苍生流血去，我从君后唱歌来”，一时传遍书院，结果为总监陆懋德所悉，拟将其开除，幸而监院（即校长）陈汉第为之缓颊，才免予开除的处分。后来陈汉第和林启密商，认为蒋百里有不虞之祸，不能久留此地，恰好当时官费派遣留学生，于是他们决定把机会给蒋百里。1901年，蒋百里买舟东渡，留学日本。果然，不久后书院因学生作《罪辫文》引发了“文字狱”，清兵包围了书院，幸好蒋百里已离校。
民族危亡下的弄潮儿
当时一同赴日留学的浙江学生共有35人，蒋百里遂发起组织同乡会，并出版、发行了风行一时的《浙江潮》杂志。
《浙江潮》是于1903年2月创刊的，它是当时东京革命倾向较为显着的一份杂志，前后共出了12期。蒋百里主持这份刊物，并将之标名为“浙江潮”，寓之“作革命潮汹涌的象征”。他在《发刊词》中感慨激荡地说：“可爱哉浙江潮，挟其万马奔腾排山倒海之气力，以日日刺激于吾国民之脑，以发其雄心，以养其气魄，二十世纪之大风潮中，或亦有起陆龙蛇，挟其气魄以奔入世界者乎？”
面对祖国的陆沉，不禁“忍将冷眼，睹亡国于生前，剩有雄魂，发大声于海上”，创办此刊，“独留此一纪念物，挟其无穷之恨，以为吾后人鉴”，“愿我青年之势力如浙江潮，我青年之气魄如浙江潮，我青年之声誉如浙江潮”。
蒋百里从西方资产阶级革命的思想宝库中撷取了民族主义和自由民权学说，论证了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合理性和正义性，倡导建立民族国家，并终生服膺于此。《浙江潮》所宣传的爱国主义和建立民族国家的呼吁在中国人民反帝反清的斗争中起到了极大的舆论作用，风行海内外。在它的示范下，当时其他各省的留学生也纷纷办起了《河南》、《江苏》、《汉声》等革命刊物。日俄战争爆发后，他主持中国留学生大会，议决派代表返国呼吁维护主权等。
蒋百里笃信救国必先习武，与友人蔡锷一同考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后，发愤求学，赢得“中国三杰”的称誉（还有一位是张孝准）。当时“求是”校友的蒋百器也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习，于是章太炎曾戏称他们为“浙之二蒋，倾国倾城”。1905年，蒋百里在陆军士官学校步兵科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为中国学生争了光。
蒋百里学成归国后服役军中，但受到张勋、张作霖等的排斥，遂又出国，赴德国学习军事。在德国，他以见习连长的身份在德军钻研西方军事，广泛披阅西方军事论着，还以会通的精神整理了商周以来的中国军事着述和战争战例，将中西军事思想融为一体，据此写成了《孙子新释》，堪为大气磅礴，奠定了他在近代中国军事学研究上的地位。在启程返国的前夕，他拜访了德国军事学家、《战略论》的作者伯卢麦，伯卢麦以法国拿破仑之语“东方将出伟大军事家”勉之。
保定军校校长和讨袁战争
1910年，蒋百里回国，任清军禁卫军管带（营长）。当时清廷已是风雨飘摇，蒋百里的许多同学如吴禄贞、蓝天蔚等都已成为同盟会的秘密成员，蒋百里也参与了密谋独立的活动，失败后脱身南下，出任浙江都督府参谋长。民国成立后，保定军校发生了驱逐校长的风潮，袁世凯遂派蒋百里出任保定军校校长。
蒋百里执掌保定军校后，以日本、德国和中国传统精神为资源，强调军人的武德在于作风的严肃、认真并以身作则，身体力行，上任伊始，即明言：“方震本人如不称职，当自杀以明责任。”后来果真因申请学校经费不得，竟在两千多人的师生大会上引咎而饮弹，写下遗书：“仆之殉职虽轻若鸿毛，而与军人之风气有关。”所幸伤不及死，此事震动全国，更为人所敬重。
此后蒋百里因伤离开保定军校。当时袁世凯拟称帝而欲借重于蔡锷等军人，蔡锷和蒋百里却早欲打入北洋军阀内部，将北洋势力由军阀争权攘利的工具改造为国家国防的“钢城”，在种种努力失败后，两人走上了反袁的道路，共同投身于反袁的军事斗争中，蒋百里担任了两广护国军司令部参谋长。
罕有其俦的军事家和“日本通”
袁世凯死后，百里至交蔡锷也因沉疴在日本病故，此后的蒋百里痛感英雄无用武之地，埋头从事于军事研究和着述。这期间，他既以“军事学家”的名声大噪于时，又参与了新文化运动等，举凡当时中国资产阶级的政治改良运动和思潮，如“基尔特社会主义”、“废督裁兵”、“自治运动”、“省宪运动”等，蒋百里均是个中之重要人物。
不在其位，甚至是身陷囹圄，蒋百里仍时刻不忘要以其所学来报效祖国。
1931年上海“一·二八”战事打响，当时身处前线的他的学生张襄（十九路军参谋长）、林建铭（淞沪警备司令部参谋长）上门来讨教抵御日本的战略。因为蒋百里曾在此结果前即断言：“从中国现状言，吾侪所最危险者，即邻近富有侵略性的国家。”他实在是太熟悉日本了。曹聚仁后来回忆说：“在我的师友中能够断然论定中日之间非战争不可，而且断定这一场是长期战争，战场一定在平汉、粤汉线以东的，只有蒋百里先生一人。”蒋百里分析了战争的整个趋势和特点，并提出了相应的战略和具体的规划。可惜国民党当局对他提出的国防计划、战术方案、军备建议竟束之高阁，而蒋百里也因此赍志而没。
今天我们还可以看到的，是蒋百里的传世名作——《国防论》和《日本人——一个外国人的日本研究》。前者出版于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的前夕，在书中，蒋百里预言：“现代战争倘不基于国民之自发性，决不能战至一兵一卒。”其实，这就是“全民抗战”的端倪了。他认为：“我国家之根本组织不根据于贵族帝王而根据于人民，我国民军事之天才不发展于侵略霸占而发展于自卫”，未来中日战事也非旧日单纯的“军队打仗”，而是现代民族战争的“国民拼命”在人和物的战争条件中，最终取决于人的因素，即“大概以战士对于其作战之意义有亲切认识而从内心发出力量者为最后制胜的基本条件”，也即人的“坚强不屈的意志”。当然，这种战争“不是短时间的冲突而是长时间的竞走”，“彼利速战，我持之以久，使其疲敝；彼之武力中心在第一线，我则置之第二线，使其时时有力无用处。”蒋百里以其对中日两国国力的洞察，也预见到了“唯武器论者”（即“失败论者”）的一时嚣张。
他还从历史上的战例说明战争中人与物的辩证关系：“假如说我们机器武力不如人就决不能取胜，那么复国英雄与革命志士起事的时候、弱国对抗强权的时候，武力与机器总是不如人，但终究获得最后胜利，这是什么原因呢？”此外，蒋百里还从战略入手，主张通过发展国民经济来建立现代国防并提出了许多具体的方案和计划，比如钢铁，拟在安徽马鞍山一带设厂，这样可充分利用大冶的铁和淮南的煤；假如战事兴起，则宜以南岳为核心，即于株州至郴州一线布局，可利用萍乡的煤和资兴、醴陵的铁；此外，根据“战斗与生活一致”的原则，农业实有急起直追之必要，则湖南不啻是“中国的乌克兰”；至于炼油（开发西北石油等）、交通、空军（现代战争将从平面转为立体）等事项，蒋百里都曾提出过许多切实可行的方案。他预言并得出中日之战将是持久性的，但我方最后必将取得胜利。这些见解，后来都得到了事实的回应，并与毛泽东《论持久战》的思想不谋而合，也因此，他的《国防论》一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个中名句也经常被人吟诵，比如竺可桢校长在对学生演讲时，就曾引用了“牺牲为量爱之寒暑表”等。
蒋百里还是着名的“日本通”，在《日本人》一书中，他深入剖析日本的国民性格，又从自然、地理、风土、人种特征等各方面入手，并对历史、政治、经济等方面的代表人物进行分析和比较，从而得出结论：日本民族会走到极端，欲征服亚洲进而称霸世界，所谓诛求无厌，但最终“缺少像长江、黄河这样宽阔的胸怀，乃总是很难如愿以偿”。此书一出，即成为一本社会人类学的范本。
宜山传来的噩耗
蒋百里的一生，总的来说是空负怀抱，壮志难酬，他始终得不到当局的器重，晚年则只好从旁佐助当局发展国防和开展外交。
1935年，蒋百里受命出使欧洲，考察各国的战争总动员法；1937年国共联合抗战告成，他又临危受命，奉使出国，争取西方对华援助并分化法西斯“轴心国”。期间的1936年12月，蒋百里随蒋介石赴西安，正好遇上“西安事变”，所幸事变以和平方式解决，而蒋百里也有其贡献，如他说服张学良先放回蒋鼎文，以此表示西安方面和平解决时局的诚意。此后全国达成一致对外的局面，蒋百里又奉命视察各地的防务，可谓宵旰忧劳。
蒋百里晚年负责向当局提供军事、外交咨询，后又受任为当时中国最高军事学府——陆军大学的代校长。上任不久，他操劳于学校的迁址（拟迁遵义），竟于广西宜山突然发病。1938年11月4日，蒋百里逝世，年仅56岁。
当时正值浙大西迁至此，蒋百里病故前，竺可桢校长曾专门看望过他，浙大校医还为其进行诊治。1939年，当时的国民政府因蒋百里“精研兵法，着述宏富”，“入参戎幕，多所擘划和匡扶”，追赠其为陆军上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