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年后，我毅然走进了医院，成了一名护士，开始了只有上帝和天使才可以做的工作。每当我想抱怨想偷懒想打退堂鼓时，右手上总有一种温暖的灼热和捻发感在提醒我，有一位病痛中的老人说过：我们在等着你们呐！
大人世界是办公室，童年世界是自己的家。
——朱德庸
女儿
冰暑
下午3时，接到先生电话，说他单位里临时有点急事，能否将女儿带到我科室里呆一会。
女儿5岁，很顽皮。接了电话，我不禁有些担忧，今天科室里重病人很多，真的很忙，何况制度本来就不允许这样做……先生见我犹豫，试探性地问我：
“要不就让小家伙呆在你们更衣室里，我告诉她不要出来。”听先生这么一说，我觉得也有些不忍，心想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就一次嘛。“好吧。”我答应了。
和先生一起把女儿带到更衣室，先生不断地叮嘱她：“你在这里画画，妈妈上班，你不要去找妈妈。”女儿拍拍胸脯，表示她一定管住自己。先生离开了，我回到5号病房继续给病人穿刺。
“妈妈，这是什么东西呀？”刚从病房里走出，就听到女儿奶声奶气地问我。
天哪，小家伙怎么没到5分钟就跑出来了？走廊上推过来一张病床，是6床的急诊病人来了，后面跟着很多家属。连拖带挟把女儿带进更衣室，厉声说：“妈妈很忙，你不要出来了，乖！”
赶紧回到病房开始收接新病人。这是一位急性消化道出血的患者，病情很重，评估、记录、抽血，联系医生，一切在头也不抬中有序地进行。
“小石，你去看一下你女儿吧，这里我来。”同事梅总是那么善解人意。
我实在觉得不好意思，大家都很忙。一抬眼看到女儿怯生生地站在护士站大门边东张西望，目光和我一接触，她便甩腿就跑。同事们看了都笑，为女儿的童真，也为女儿的半懂不懂。
如此反复了几次，女儿乐此不疲，越来越起劲，每每我一看到她，她立即跑开。我真是捏了一把汗，一边暗自祈祷先生快点来接她，一边担心护士长不知道会怎样想。我继续做事，无暇顾及女儿，只好听之任之。
说曹操，曹操到，梅告诉我，匆忙中，女儿差点撞到病人，护士长已经把她带到更衣室了，还给了她一些糖果。我真的很紧张，护士长的管理很严格，她对自己的要求也严格得让大家无话可说，这下怎么办呢？接下来的时间里，我忐忑不安。梅看出了我的心事，拍拍我：“没关系的，就这么一次，你又不是经常带女儿来的。”听了她的安慰，我的心才放一些下来。
终于下班了，我如释重负，急急忙忙往更衣室里赶。途中，护士长把我叫到了她的办公室。她并没有多说什么，只是希望我工作安排有困难时要让她知道，告诉我医院的环境对女儿不安全，女儿在这里跑来跑去也会影响到病人，希望下次尽量不要在上班时间将女儿带到科室里来。
从护士长办公室出来后，又看到女儿探头探脑地站在更衣室门口，我再也止不住我的眼泪。
回家的路上，女儿感觉到我的不快，小家伙小心翼翼地找着各种无关紧要的话题和我攀谈，而我的思绪则一直游走在刚才的谈话之中。
看着天真的女儿，我多么希望护士长今天没有找我谈过话，然而似乎又渴望护士长和我再多谈点什么，一种难以言状的情绪深深地困扰了我。
人生如音乐，要用听觉、感情和本能谱成，不能只凭规律。
——Samuel butlev
车上
Summer
监护室的夜班的确是比较熬人的，摆在病人床尾的椅子成了摆饰，一个晚上几乎没有坐下来的时候。等到东方发白，我的两条腿就如灌了铅一样沉重，下班换鞋时感觉鞋子像小了一码似的。
下了班，我换好衣服，直奔公交车站去……
距离住所还有一段时间，我利用它来养神。于是，坐在车上的我闭上了眼睛，这样，可以让熬了一夜的双眼享受一下黑暗给予的舒坦。也许真的是疲劳了吧，整个人变得迟钝起来，没有力气睁开眼睛，只隐约听到点声音。
“采荷新村到了，下车时请走人行道……”公车上的自动机发出的声音，是采荷新村这一站到了吧，接着是一阵杂乱的脚步声。随着这脚步声逐渐消失，车子又开动了。
开了不久。“采荷站到了吗？”发出一个男孩稚嫩的声音。
“我先过去看一下站牌，宝宝要坐好哦！”
“爸爸，已经过站了吗？”
“嗯，过了，那我们下一站下吧……”
“司机叔叔，可不可以帮我们开一下门，我们要下车了……”小孩向司机请求帮助。不过好像司机没有什么反应。也许是他专注于工作，加上车子发出的机器转动声音，没有注意到这个小孩的请求。
我睁开眼睛。映入眼帘的是这样一个情景：一位身高一米七余的中年男子，手牵着约四五岁的小男孩，站在公车的出口处……
“宝宝，我们不要叫司机叔叔了，我们可以在下一站下车的啊，你看，我们可以在车上看到很多以前没有看到的东西哦。看，那边的房子很高呢，那里还有在放风筝，是一只老虎……”
“我们要谢谢司机叔叔，给我们这个机会！”
我依稀看到这小男孩在长大以后，会是一个很开朗乐观的人，因为他有一个这么教导他的爸爸。
公车过站了，没有关系，因为可以欣赏到更多更美的以前没有看到过的风景。
要相信世界上所发生的一切事情都是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感受，生活也是这样。
就算我现在疲惫地躺在公车上也是如此，就算我的工作再辛苦也是如此……
你以为我贫穷、低微，长得不美，就没有灵魂，没有尊严了吗？
你想错了！我的灵魂和你的一样，我的尊严也和你的完全一样。
——摘自《简·爱》
人淡如兰
听雪
每次去食堂吃饭，总能看到这样一些人：他们不关心悬挂在上方的价格表，也不扫视面前琳琅满目的菜肴，只是小声地、羞涩地报出一种蔬菜的名字，例如：包心菜、大白菜或是青菜。然后打上数量惊人的米饭：四两、五两、六两。偶尔他们还会遭遇食堂工作人员抛来的白眼，或是一句无聊的盘问：
“打这么多饭，吃得下吗你？”“吃得下，吃得下。”他们结巴而腼腆地点着头，傻傻地笑着，端着他们的午饭走到角落的位子坐下。对于他们其中瘦小的几个来说，五六两米饭似乎是多了些，然而他们总能吃完。他们穿着各式制服：有家政公司、清洁部或者发送部的。每一天，他们在偌大的医院里穿梭，洒下汗水，换来一叠薄薄的薪水。没有几个人在路上遇到他们时会给予热情的问候，更没有几个人能记住他们的名字。在大多数人眼里，他们只是工人甲、保姆乙。在接过他们送来的药时，我们也许会朝他们点一点头、笑一笑，转眼便忘记了他们的存在。工作不那么忙的时候，我们也会问起他们的家乡和孩子，这时，他们会绽放出格外柔软温和的笑容。大多数时候，他们的表情是平静而隐忍的，看不出喜怒哀乐。
我们楼层的清洁工阿姨是个开朗的重庆女人，40多岁，有黑亮的大眼睛和长发，喜欢唱歌喜欢笑。她唯一的娱乐活动就是每逢周六，去广场上看免费的演出，那天她会换上最好看的连衣裙，洗个头，黑亮的长发湿湿地披在肩上，胖胖的腰肢竟也生出几分妩媚。我们赞她漂亮，她便大大方方地一笑，用略带得意和期待的语气说：“我要去听演唱会喽！”当然，每周的绝大多数时间，她都穿着粗布制服，在病房清理垃圾筒，扫地拖地打开水，疏通抽水马桶。
她的午饭和晚饭都是从九堡的出租房带来的，那里是她在杭州的小小港湾。
有一次我正在更衣室换衣服，她径直开门进来用微波炉热玉米，被惊到的我有点不快于她的素养不够，便低头迅速地换好衣服走了，第二天她看到我便说：“你昨天怎么走的那样快，本来你可以拿一个玉米吃，香得很！”我一愣，也只有笑笑。她嗓门很大，晚上无论我们怎么提示她“嘘”，她总是做出和我们一样的手指竖在嘴上“嘘”的姿势，然后大笑几声，嗓门没有减轻半分。我只听到过一次她温和的低语，那时她正在清洁工的小房间里和丈夫一起吃饭，她说：“我对娃儿讲，只要你好好读书，爸妈在外头辛苦点也没啥子关系。”有时候，病人误会她工作没有到位，她会像个孩子一样一脸委屈地扯着嗓子与其辩论。大多数病人很喜欢她，她也会在工作难得的空隙和病人及家属聊聊家常。病人总是问她：“小李，你为什么每天都这么开心啊？”她总是以哈哈大笑来代替回答。走廊里，时常传来她悠扬的歌声，虽然不是什么名曲，但却别有韵味，也许是重庆民歌，也许是四川戏曲，我没有问过她，我并不关心唱的到底是什么，只要能听到就觉得很好。我们楼层换过好几个清洁工阿姨，她是性格最鲜明的一个，虽然和她交谈不多，但我觉得她很特别很可爱，有时候在她面前，我会感到自己的肤浅浮躁。我真心希望她能一直做下去。
这位阿姨有个美丽的名字叫小兰，更多的工人我不知道名字，我想，下次见到他们，我至少应该问问他们姓什么，因为他们每次见到我，都能叫出我的名字。以前我未曾注意到这一点，以后我会用心做到，让他们感觉在这个陌生的城市，又多了一个朋友。
婚姻是种艺术，如果两个人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模式，那么就一起厮守吧，无论贫穷与富贵，无论健康与疾病，我都与你相伴永不分离。
另一半
木木
病房里住着一个身患腹膜黏液腺癌的老太太，平日里觉得她挺难相处的，每次巡视病房，不是她愁眉苦脸，就是埋怨这埋怨那，仿佛没有什么事儿能让她满意的。一次她为了换病房，竟然在护士站号啕大哭，以达到目的，我们还真有点怵她。
这天，我巡视病房，见她躺在床上默默流泪，起初还以为是因为疾病的迁延不愈而黯然神伤呢，问她怎么了，她就是红着眼睛不说话。她床旁站了一个皮肤黝黑年逾七十的老汉，看他的打扮是个庄稼人。老汉拿着一块毛巾擦着脸上的汗，看样子是刚从外面进来。老汉也没和我打招呼，只顾低头大声地和老太太说话，说着我听不懂的方言，像个老师一样教育着学生。说完了，把毛巾往肩上一搭，弯腰收拾着带来的行李。而老太太呢，则像受了委屈的孩子一样嘤嘤抽泣。我纳闷地看着这老汉，也不知道他是老太太的什么人。
就仔细听着外语似的方言，老汉好像在劝慰老太太，让她好好治病，要听医生的话，不要惦记家里，老太太哭得更伤心了。
我赶紧问坐在一边若无其事地看报纸的病人女儿：“你妈妈怎么了？她在哭鼻子呢。”女儿笑眯眯地抬头看了看这俩老人，说：“老公来了，她当然要哭一下啦。”老头子似乎听懂了女儿的调侃，朝女儿嘟囔了一句。原来是老太太生病后，老爷子忙于家里的事情，一直不能进城探望。这不，家里的事情可以放一放了，老爷子来看老太太来了，难怪老太太哭鼻子。
过会，我又进病房巡视，老太太因为昨天化疗，胃肠道反应很重。进去时，老太太正在哇啦哇啦大吐，一边吐还一边哭。老爷子一手拿着一个小脸盆接着呕吐物，一只手轻轻地拍着老太太的背，嘴巴里轻声地说着安慰的话语。接着，他拿着毛巾给老太太擦脸，扶她躺下，握着她的手坐在一旁，一点不像刚才那个粗悍的老农。看见我进来，他还憨厚地朝我笑了笑，说老太太吃苦了。我没有打扰老太太的休息，轻轻退出病房。
人啊，尤其是在生病时，面对自己的另一半，那颗心永远是那么柔软的，即使是到了耄耋之年也如此。
惟贤惟德，能服于人。
——刘备
一杯冰淇淋
木木
都说我们医院特别人性化，我作为第一批进院的员工，见证了他的成长，体会爱的理念如何在这里播种、生根、发芽和壮大。
那是建院不久，我在ICU工作时，每天面对病情危重的病人，谁都需要加倍地被关注。
这是一个从高处坠落致重伤的19岁民工，他极其不合作，曾经挣脱约束带，要自行拔除气管插管，对任何治疗都表现为一种抗拒，因为欠费很多，家人也很少露面。护理他一天，你就得头痛一天，随时提防着他又闹腾出什么事情来。
那天，查房队列里多了一位罗马琳达大学医学中心派驻邵逸夫医院的美籍医生，当查至这位民工兄弟时，他一直嚷着：“我要吃冰淇淋，我要吃冰淇淋。”看到医生来查房，我们使劲示意病人要安静，不要再闹了。
主治医生用英语介绍该病人的病情，这位民工诧异地盯着眼前的美籍医生，很合作，没有胡闹。快离开该病床时，这位医生也轻轻颔首向他微笑致意。这位民工又大声嚷着：“我要吃冰淇淋，我要吃！”美籍医生停下，转身问我们：“What蚕s wrong？（有什么不对吗）”我们无奈地摇摇头，说：“他想吃冰淇淋，可是他家属不在，现在是冬天，医院的小店里也没冰淇淋卖。”
他“哦”了一声，看了看这个还是孩子一样的民工兄弟，问我们“他确定要吃冰淇淋吗？”我们转头问病人：“你真的想吃冰淇淋？”他很认真地点头“嗯”了一声。这时美籍医生让大家稍等他一会，走到护士站拨了一个电话号码，轻声地说了一些英语，又回到查房的队伍。
这位病人依旧像原来那样和我们作对，嘴里仍旧念叨着他的冰淇淋，我们不再理会，告诉他要懂事点，他的父母为了他的医疗费都愁死了，也无济于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