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柏拉图的“哲人”定义及其先例
希腊最早思想家的故事
“哲学之前的哲学”，这些属于爱智慧一族的词汇，事实上直到公元前5世纪才出现，而爱智慧这个术语本身直到公元前4世纪才由柏拉图规定出来。但是，亚里士多德和与他一道的整个哲学史传统，把“哲学家”这个词用于希腊最早的思想家。[23]这些思想家在公元前6世纪开始时，在小亚细亚的殖民地、受希腊影响的地区周边出现。更准确地说，他们出现在米利都城镇：第一个是数学家和工程师泰勒斯。他是七贤之一，因预测公元前585年5月28日的日蚀而闻名。接下来，有阿那克西曼德和阿那克西米尼。然后，这个思想运动扩展到其他希腊殖民地，如西西里岛和南意大利。公元前6世纪，科洛封的色诺芬尼移居到爱利亚。公元前6世纪晚期，最先是来自离米利都不远的萨摩斯岛的毕达哥拉斯，在克罗顿纳住下，然后又安家在墨塔蓬通。逐渐地，南意大利和西西里岛成为一个异常活跃的智性文化中心，巴门尼德和恩培多克勒等人都在该地区活动。
所有这些思想家主张对世界进行理性的解释——这是思想史上的一个里程碑。确实，在他们之前，在近东和古希腊别的地方，已经有各种宇宙演化论。但是，那些已经是神话化的了——就是说，它们把世界历史描述为在各种拟人实体之间的一场战斗。他们是圣经“创世记”[或者“族谱书”（livre des générations）]意义上的“创世人”（genèses），因为这些经文希望把一个民族带回到对自己先民的回忆，使这个民族与宇宙力量和神谱重新连接起来。世界、人、民族的创造：这些都曾经是宇宙演化论的对象。正如纳达夫已经指出的那样，[24]虽然最早的希腊思想家用一种理性的世界理论取代如此神话的叙述，他们仍然保留构成更古的宇宙演化论的三分图式。他们提出一种理论来解释世界、人和城邦的起源。这种理论是理性的，因为它试图不把世界说成是在拟人化元素中的一场战斗，而是在“本然的”实在事物之间的战斗，而且这些实在事物中的一个支配其他。这个彻底的转变被用希腊词本然（phusis）加以概括，它本来指开端、发展和一个事物由此构造自己的过程。这个他们叫历史[25]的智性劳作的对象，就是普遍的本然。
贯穿希腊哲学传统，思想家提出了受到这种宇宙演化论图式影响的理性理论。这里，我们将只是以柏拉图为例。因为，柏拉图在一系列题为《蒂迈欧篇》、《克力提亚斯篇》（或《大西岛的故事》）、《赫谟克拉特斯》（计划的这最后一篇，却被《法律篇》所代替）的对话中，希望写一篇长文来论述本然的整个范围，从世界、人到雅典的起源。这里，我们再次发现一部“族谱”书，它把雅典人带回到对他们的起源和先辈的回忆，以便使他们植根于宇宙秩序和创造神灵的根本活动中。柏拉图揭示这种活动：在《蒂迈欧篇》中，他提出自己叫做“寓言”的东西，其中，巨匠造物主的神话人物创造世界，正如柏拉图着眼于由理念构造的永恒模范一样。[26]但是，在《法律篇》卷十里，柏拉图不再满足于提出一个神话的故事；他要在一种大家可以接受的严格证明上，找到自己的宇宙演化论。通过这种理性努力，柏拉图清晰地回归到那个本然的概念，因为早期的希腊思想家都把它视为“自然过程”。而且，他强调这个过程的原初性、本原性质。但是，对于柏拉图来说，[27]原初的、本原的东西是运动，即产生自身和作为自身运动——就是说——灵魂。因此，一种创造论的图式被进化论图式所取代。宇宙不再来源于本然的自动作用，而是灵魂理性的产物；灵魂作为第一原则，先于别的一切事物，由此与本然等同。
教化
我们也可以谈论关于另一种前苏格拉底的希腊思潮——与希腊人精神性根本要求有关的实践和理论：渴望塑造和教育，[28]或者希腊人叫做教化（Paideia）的东西。[29]自从遥远的荷马时代的希腊以来，年轻人的教育便成了贵族阶级或者是拥有卓越德性之人的当务之急。这是血统高贵所要求的卓越德性，[30]稍后在哲人中则成为美德，或者灵魂的高贵。幸亏泰奥格尼斯用诗歌汇集起各种道德规条，我们才能够获得关于这种贵族教育的观念。[31]这种教育由成年人传授，囿于社会团体本身。根据其规矩，年轻人要努力获得的品质——身体力量、勇气、责任意识和荣誉感——都是勇士及体现伟大和被视为神圣先驱的人们所具备的。公元前5世纪开始，正如民主开始繁荣一样，城邦国家同样要通过身体操练、体育、音乐和灵性修炼来塑造自己的未来公民。但是，民主生活产生权力斗争，这就要求有人要懂得如何劝导人民，如何促使他们在公民大会上作出自己的决定。假如一个人想成为人民的领袖，他得要掌握语言——智者派运动要满足的正是这样的需要。
公元前5世纪的智者派哲学家
随着公元前5世纪雅典民主的高涨，已经遍及希腊殖民地、小亚细亚和南意大利的所有智性活动都在雅典开门立户。思想家、教授和学者云集该城，引入了直到那时还不为人所知的、为各种不同爱好的人所接受的思想模式。例如，来自希腊殖民地爱奥尼亚的安那克萨哥拉被雅典人指控为无神论者而流亡海外，[32]这个事实表明，在希腊的小亚细亚殖民地内发展起来的探索精神，令雅典人深感不安。公元前5世纪著名的智者派哲学家也常常是外来人：普罗塔戈拉和普罗迪库斯来自希腊殖民地；高尔吉亚来自南意大利。他们所代表的思想运动，既表现为对前人的继续，亦是一种中断。就继续方面来说，巴门尼德、爱利亚的芝诺和麦里梭的论证方法也许可以在智者派的悖论中看到；智者派试图汇集所有由他们之前的思想家已经累积起来的科学及历史的知识。但是，也有中断的情况，因为他们要对这种累积起来的知识加以批判，他们中每个人都用自己的方式强调本然和人类习俗之间的冲突。此外，他们的活动特别着重于青年人的塑造，着眼于政治生活的成功。因此，智者派的教育是对某种需要的回应。民主生活的繁荣要求它的公民，尤其是那些希望取得权力位置的人，要熟练掌握语言。在这一点上面，青年人被用对话教学的方法[33]，或者与成年人世界没有特别接触的情况下，被训练去获得卓越德性。相比之下，智者派发明了一种人工环境下的教育——一种保持我们文明特征之一的体系。[34]他们是专业的教师，首先是教育家，当然我们也同样欣赏普罗塔戈拉、高尔吉亚和安梯丰非凡的原创性。他们为了薪酬教自己的学生简洁表达，使他们容易说服自己的听众，用相同技巧为某个论证的正方和反方加以辩护。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批评他们是知识的贩卖者，是零售批发的生意人。[35]但他们教的不仅是劝服别人的技艺，还有一切可以帮助某个人获得总是能吸引听众的崇高能力——换言之，整个教养。这不仅需要大量科学、几何学和天文学，还需要大量历史、社会学和法学理论。他们没有找到固定的学派；相反，他们为了交换报酬而开设一系列课程。为了吸引听众，他们通过公开讲座为自己做广告，由此展示自己的知识和技艺。他们是巡回讲学的教授；不仅在雅典，而且也在别的城市，他们从自己的教学技艺里得益。
因此，卓越德性——被认为是着眼于使年轻人在城市中扮演角色的竞争力——现在是一个学徒的任务，只要学生有合适的自然天资，能够勤奋练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