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至今的30年间，民营企业作为中国增量经济改革的产物，逐渐从一种“草根经济”发展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增长动力源泉。伴随着民营经济的迅速崛起，有关中国民营经济发展的发展模式、内在动因等问题，也逐渐成为国内外学者关注的焦点，并产生了一大批有价值的经典文献。在这些研究中，关于中国民营企业生产率的研究，近年来更是逐渐成为一个热点问题，备受人们关注。
本书是从实证角度来研究中国民营企业生产率的一部着作，全书共分12章，从省际水平、行业水平及区域水平三个角度，运用不同数据和方法对中国民营企业生产率问题进行了较为全面、系统的阐述与解释。
第一章是“民营企业的生产率研究：文献综述”。在这一部分，文章从生产率的研究方法、民营企业生产率现状、民营企业生产率的影响因素、企业生产率提高的微观机制、研究展望等五个方面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文献梳理，认为现有的文献从理论和实证两个方面，为这一主题的研究提供了方法论和研究经验的支持。
本书的第二章至第六章，主要是从省际角度和所有制角度对中国民营企业生产效率的状况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第二章“中国民营企业的生产率表现和投资效率”，基于2004年第一次全国经济普查数据，运用计量经济学方法对中国民营企业的生产率表现和投资效率给予了全面分析。研究结果表明，东部地区材料和机械设备制造业的民营企业在劳动生产率和资本生产率上都明显领先于其他地区，然而这种优势主要集中表现在规模较大的企业上。对生产率方差的分解表明，地区和行业内部接近90%的生产率差异来自TFP的差异，劳均资本的差异只占贡献来源的13%左右。资本边际产出在地区间和行业间的不均衡分布意味着部门间存在资本配置的非效率。
模拟实验还发现，省际资本重置给民营制造业带来的潜在产出增长效果比行业间的资本重置要更加明显，这意味着民营制造业资本的地区间流动障碍比行业间障碍要更为严重。
第三章“外资溢出对中国民营企业生产率的异质性影响”，基于第一次全国经济普查的企业微观数据，对中国民营企业生产率的异质性对吸收外资溢出的影响进行了系统研究。研究发现，企业层面外资份额及其控股与否对企业生产率的积极影响随生产率水平递增；民营企业存在着吸收外资水平溢出和后向溢出的生产率“门槛”效应，即吸收能力的差别；下游外资控股企业的溢出促进了上游大部分民营企业的生产率，而非外资控股的合资企业则对上游生产率较低的民营企业有负的净效应。民营企业面临的外资竞争格局正从各方面形成，而民营部门内部生产能力分化也日渐明显。文章的研究结果对如何加快构建合理的法律实施和产权保护的制度环境，从而引导民营企业走上自主研发、提高吸收和创新能力的可持续发展轨道，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为了加深人们对FDI溢出效应问题的理解，第四章“地区间接融资市场和外商直接投资的正溢出效应”从另外一个视角对FDI的溢出效应问题进行了研究。本章运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1985-2004年的面板数据，分析了FDI在地区经济发展中的贡献的差异。研究结果表明，单纯的FDI对我国地区经济增长并没有产生必然的正外部性，而金融市场发展比较良好的地区，FDI对经济却能产生显着的正效应。因此，当务之急是要摆脱目前各地区为吸引外资而盲目竞争的处境，而更多地关注如何提高FDI在地区经济增长中的使用效率。
第五章“对外开放与TFP增长”，试图对理论界一直争论的话题——开放是否促进生产率提高这一命题给予实证研究。针对过去研究的不足，本章通过运用数据包络分析技术，以我国28个省域经济1986-2003年的数据为样本，研究了对外开放对技术效率、技术进步和TFP增长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人力资本和出口对我国技术效率的提高有正向作用，人力资本对技术效率的影响要大于出口，进口对技术效率的变化产生负向作用，FDI的影响不显着。出口对技术进步及TFP增长具有轻微的反向影响；人力资本、进口及FDI对技术进步和TFP增长具有正向的推动作用；人力资本、FDI对技术进步和TFP增长的正向影响要大于进口。
转轨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一个主要结构特征是增长的严重地区性不平衡，对这种不平衡进行有效度量并分析产生不平衡的原因是众多学者关注的热点之一。第六章“市场结构、投资替代与资本边际产出”，以吉林、陕西、山东、四川、福建和广东六个省区为样本，基于1982-2002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对资本边际产出的区际变动进行了研究。研究发现，投资结构与市场结构变化是导致转轨时期我国不同发展水平省份资本边际产出变化过程中所表现出的某些特殊性的主因，而且投资结构变化对资本边际产出的影响还进一步影响了经济中资本的长期积累特征。
与前几章不同，本书的第七章至第九章是基于行业数据，以要素市场扭曲为视角对中国民营企业生产效率的一组研究。
第七章“所有制约束与要素价格扭曲”，通过运用2001-2003年全国工业行业数据，对资本和劳动力两要素的价格扭曲问题进行了实证分析。
研究发现，在考察期内资本要素的价格扭曲程度总体来看要高于劳动力要素；国有经济部门中要素相对价格的扭曲程度要高于非国有经济部门；由于资本要素过多地配置在了国有经济部门，这导致了其产出效率远低于非国有经济部门。研究还发现，虽然经历了一系列改革，国有经济部门中劳动力冗员现象仍然存在。在当前和未来较长一段时间内，私营企业和集体企业仍是吸收劳动力就业的主要部门，但这需要相关的制度作保障，其中如何实现“第三方权力最优化”从而有效保证劳动契约的正常履行，将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
中国要素市场化改革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通过改革提高要素在地区间和行业间的配置效率。但由于种种原因，中国要素市场化进程相对滞后。这种由要素市场扭曲导致的产业效率损失问题，近年来引起了学者的关注。第八章“中国要素市场扭曲的产业效率损失”，通过运用1999-2005年全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制造业数据，基于DEA方法对这一问题提供了解释。研究发现，在考察期内，产业组合的技术效率没有出现明显改善的迹象，存在着不同程度技术效率损失现象。如果消除产业组合的技术非效率，则可以使全国制造业总产出提高近30个百分点；如果消除要素市场扭曲对技术效率损失的影响，则在投入保持不变的条件下，可以使全国制造业总产出至少提高11个百分点。由于要素市场扭曲造成了扭曲的要素比价关系，从而导致产业结构扭曲和规模效率损失。因此，加快制度创新，推进区域市场一体化是提高区域技术效率水平的有效途径。
第九章“要素市场扭曲与地区经济差距”，试图从要素市场扭曲的角度对中国地区经济差距给予一个解释。通过运用1978-2004年全国2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Panel Data，文章的计量分析结果显示，在考察期内资本和劳动力市场的空间分割从而导致的资源配置扭曲对地区经济增长率起到了负面的影响作用。研究结果表明，相对于东部地区，我国中西部地区劳动力市场和资本市场发育落后，这在客观上造成了较低的资源配置效率，阻碍着地区经济增长，从而使得地区收入差距出现不断扩大的趋势。
因此，完善劳动力和资本要素市场，促进要素的跨地区和跨部门流动，是加快落后地区经济增长从而不断缩小地区间收入差距的政策选择。
改革开放后中国的经济在取得发展奇迹的同时，就业却出现了停滞的现象。对于中国经济发展与就业之间出现的这种非一致性，第十章“要素市场扭曲与劳动就业”，通过使用1995-2004年中国2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面板数据，文章的研究表明，中国要素市场扭曲是抑制劳动力就业的一个重要因素。研究还发现，在考察期内国有经济部门的资本深化不仅在绝对水平上，而且在变化速度上都明显高于非国有经济部门；同时，通过对国有与非国有两部门资本劳动替代弹性进行测度，研究发现非国有经济部门的替代弹性要高于国有经济部门，这说明在非国有经济部门中劳动要素更易于对资本要素进行替代。本章的研究给我们的启示是，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劳动力相对丰富的发展中国家，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是符合比较优势原则的，而偏向于发展资本密集型产业、过分地用资本替代劳动虽然会取得经济的快速增长，但并不能有效解决农村劳动力转移和城市就业问题。
因此，放松对劳动力市场和资本等要素市场的管制，加快由市场形成要素价格的步伐，促进要素在地区间和行业间优化配置，将会对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就业效应的提高发挥重要作用。
本书的第十一章至第十二章从区域角度，以中国民营经济最为发达的地区之一——浙江省为对象，对民营企业的生产效率进行了研究。
第十一章“浙江民营经济增长要素的实证分析”，以新古典增长模型为分析框架，运用1983-1997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对浙江省民营经济的增长要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显示，在考察期内，从增长贡献率来看，制度改进与技术进步是推动浙江民营经济高速增长的首要因素，资本积累的作用其次，而劳动投入贡献最少。研究还认为，近期浙江民营经济是以粗放型增长为主，且主要以高强度的资金投入来推动经济的增长；并且，浙江民营经济原有的制度优势正在逐渐淡化，未来增长必须寻求新的体制优势。
第十二章“不同增长路径下全要素生产率的差异性及其含义”，在一定程度上来说是对第十一章的一个注解。文章通过对浙江省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及其内部结构特征进行分析，并对其与全国的情况进行了比较。结论认为，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浙江省的全要素生产率水平高于全国且绝对水平也较高，但90年代中期以后，浙江省的全要素生产率有较大下降且基本与全国趋同。对于这一变化，文章认为主要可从制度变迁和外部技术的引入角度加以解释。这一结论的一个重要政策含义是，在浙江未来的经济增长过程中，应当特别重视加强自身的技术研发能力，只有这样，才有可能较快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绝对水平。对浙江全要素生产率的进一步分解结果表明，浙江省的教育发展对全要素生产率和产出的影响要大于全国平均情况，但不同的教育层次的影响效果有着很大的差异。从实现未来可持续增长的角度出发，在下一阶段的发展过程中，浙江省必须充分认识在质和量两方面进一步发展高等教育对产业结构升级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