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文献综述
转轨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一个主要结构特征是增长的严重地区性不平衡，对这种不平衡进行有效度量并分析产生不平衡的原因是众多学者关注的热点之一。关于这种不平衡的度量指标选择，大多数文献均选用以总量GDP数据为基础的指标。例如，林毅夫、刘培林（2003）选用GDP增长率作为不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指标，并通过建立技术选择偏离指数与经济增长率之间的线性模型，对比较优势所决定的自生能力假说进行了验证。王小鲁、樊纲（2004）也选用GDP增长率指标作为不同地区发展水平的度量，并从要素在不同地区的配置与流动、各地区市场化程度以及城市化与农村工业化水平等方面分析了产生这种区域性不平衡的原因。张焕明（2003）则通过建立GDP增长率与反映对外开放指标之间的计量模型，分析了对外开放度对地区经济差异的影响。
毋庸置疑，从国民收入核算指标体系以及反映速度差异的角度来说，这一指标的选取是正确的。但是从投入产出的角度来说，各地区增长速度的差异可能有两种原因：一是要素投入量的差异；二是要素产出效率的差异。正如Krugman（1994）所说，产出效率提高是经济保持可持续增长的决定性因素，因此从经济可持续增长的角度看，要素产出效率差异具有更重要的经济意义。实际上，对我国而言，至少还有对如下问题的困惑使得产出效率更值得我们关注：要素增加的两种效应——要素边际产出递减与要素质量提高所引致的要素边际产出提高的相对大小，决定了我国不同发展程度地区经济增长动态轨迹将呈现持续的差异性还是趋同性。因为根据微观的厂商理论与新古典增长理论（Solow，1956），要素的边际产出具有递减的趋势，因此欠发达地区的要素产出效率应高于发达地区，即经济具有趋同性。但是根据新增长理论（Romer，1986），要素增长同时也可以产生人力资本提升、资本替代和边干边学等效应，这些效应又使得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的经济差距扩大，因此地区间经济差距的持续性与趋同性就取决于这两种效应的对比。
龚六堂、谢丹阳（2004）对资本边际产出与劳动边际产出的动态变化轨迹进行了分析。利用构造的离差指标，他们的分析结果表明，我国各省份的资本与劳动边际产出在不同时段显示出了不同的特征。但对于其中的成因，正如他们所指出的，还需要进一步地作更为深入的解释。对此，JanP.Voon和Edward K.Y.Chen（2003）以香港为例分析了资本结构变化对产出效率的影响。他们的研究结果表明，随着时间的推移，资本结构变化贡献在全要素生产率（TFP）中所占比重越来越大。不过，资本结构变化产生正效应的前提应是所作技术选择是具有比较优势的。在一些情况下，尤其像我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政府通过对金融资源的基本垄断权和庞大的政府收入规模而对资源在各地区的分配具有很大的调配权。因此，一些不具有比较优势技术选择地区的资本更新可能并不会促进效率的有效提高。
本章的基本观点是，投资结构与市场结构变化是导致转轨时期我国不同发展水平省份资本边际产出变化过程中所表现出的某些特殊性的主因，而且投资结构变化对资本边际产出的影响还进一步影响了经济中资本的长期积累特征。为了逐步阐明这一观点，本章以下部分结构安排为：第二节分析不同发展程度样本省份的资本边际产出纵向变化与横向比较特征；第三节从理论上分析产生上述特征的原因；第四节分析由投资结构变化所规定的技术变迁特征对经济中长期资本积累的影响；第五节和第六节利用样本数据对第三、四两节的理论假设进行实证；第七节对本章的主要结论进行总结。
第二节不同省份资本边际产出的变化轨迹比较
资本边际产出是资本利用效率的集中体现，根据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生产函数往往被假定为严格正则拟凹或严格凹的，因此要素边际产出具有递减的趋势。当然，这一结论的成立要求相应的假设条件，条件的改变将使生产函数的特征有所不同。下面我们将对所选的不同发展程度的样本地区的资本边际产出变化轨迹进行比较，然后分析可能产生的一些特异性变化的原因。不过，由于对资本边际产出的度量存在争议，因此在此之前我们有必要先对此加以说明。
一、资本边际产出的计算
正如Banerjee和Duflo（2004）所总结的，对资本边际产出的计算有三种方法：一是基于竞争经济中的欧拉分配定理，直接将金融市场的利率作为对资本边际产出的近似；二是根据资本边际产出的定义，通过计算ΔY/ΔK或将ΔY关于ΔK进行回归来得到所需要的值；三是构造一个合适的生产函数，通过一系列的参数估计，将劳动和全要素生产率（TFP）等其他影响产出增长的因素剔除掉来求得资本边际产出的值。显然，对我国而言，由于体制内金融市场中的利率决定是非市场化的，而体制外民间金融市场占比较小且处于严重的分割状态，因此第一种方法是不合适的。关于第二、三两种方法的优劣，Banerjee和Duflo（2004）认为，第二种方法由于要求其他条件不变，因而这种方法是建立在不太现实的假设基础之上的；与此同时，第三种方法则由于很难剔除掉所有的其他影响因素，因而所得结果也是值得高度怀疑的。据此，他们的结论是，到目前为止，一个可靠的可以用于计算资本边际产出的方法尚未出现。
基于以上考虑，在本章中，我们将选择相对简单易行的第二种方法作为我们计算资本边际产出的方法选择。需要说明的是，除了尚不存在一个相对完善的方法以外，我们选择这种方法的理由还有两个：一是我国的资本存量数据缺乏，已有的各种估算结果也尚未取得一致（张军等，2004），这会进一步增大应用第三种方法的难度；二是这种计算方法可以从AK模型中获得一定的支持。因为从AK模型出发，将产出关于资本求偏导，其所得即是资本边际产出。但正如对AK模型的一种解释所指出的，这里的资本是广义的，它应当包含劳动等要素在内。根据这些分析，我们认为，对于我们所选择的计算方法的一个比较合理的解释是，我们所计算的资本边际产出也是广义的，其在一定程度上包含了劳动等其他因素对产出的影响。实际上，尽管这种计算方法不能精确地反映纯粹由资本变化所引起的产出的变化，但我们期望这样一个研究视角能够为我们提供一个关于转轨时期我国要素利用效率变化轨迹的一个近似认识。
二、指标选取与样本说明
按照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我们选取了吉林、陕西、山东、四川、福建和广东六个省份作为样本，样本的地域分布大致如下：东北地区一个，中西部地区两个、东部地区三个。我们的目的是首先计算出这些地区的资本边际产出值，并在此基础上考察这些地区资本边际产出值的差异性。
本节的计算涉及各省两个变量的原始数据——国民收入与投资，在实际中分别用GDP和全社会固定投资总额（K）来表示。数据来源：吉林、陕西、山东、福建、广东分别取自其相应省份的2003年统计年鉴，四川的数据则取自1986、1989、1995、1999和2003年的《四川统计年鉴》，变量样本区间均为1981-2002年。
三、计算结果
考虑到投资的时滞性，我们分别计算了当年投资的各省资本边际产出值与近三年平均投资的资本边际产出值。
可以发现各省资本边际产出变化的如下几个特征：一是从各省两种情况下的资本边际产出对比来看，当期投资的资本边际产出要小于近三年平均投资的资本边际产出，这主要是由各省的投资在绝大多数年份均不断递增所造成的。二是从两组数据的时间纵向变化来看，90年代中期以前各省的资本边际产出波动均比较大，其后则呈现基本平稳的走势。具体来说，90年代以前各省的资本边际产出大致经历了1983-1986、1986-1989和1992-1996几个波动比较剧烈的阶段。以广东省为例，在这三个时段，当年投资资本边际产出以及三年平均投资资本边际产出的区间范围分别为：［0.20，0.69]，［0.23，0.91]；［0.38，0.89]，［0.46，1.15]；［0.34，0.64]，［0.35，0.99]，波幅均达100%以上。另外，由可知，与经济增长率的变化相对比，广东省资本边际产出的波动周期要早于整个经济波动周期，这似乎表明资本边际产出的变化是经济周期波动最重要的内在成因之一。相似的分析表明，其他省份的情况也大致如此。三是1994年以后，各省的资本边际产出均同时经历一个大幅下降然后逐渐平稳的过程。具体来说，以当期投资的资本边际产出变化为例，四川、山东、福建、吉林、广东和陕西1994年的值分别为：0.90、0.51、1.02、0.83、0.51和0.55，至1998年则分别变为：0.22、0.23、0.30、0.26、0.23和0.15，降幅均达200%以上。各省资本边际产出的这种特殊的变化特征的确值得我们作进一步的思考。
为了进行横向比较，各省资本边际产出历年标准差的变化轨迹。可知，当期投资资本边际产出与三年平均投资资本边际产出的变化趋势基本相同，总体上看，在1994年以前，各省资本边际产出的差异还是比较大的。在这一时段内，1983年、1986年、1994年是三个奇异点，各省的资本边际产出在1983年、1994年差异性最大，两种情况下资本边际产出的标准差均超过了0.20；1986年则是各省资本边际产出差异性最不明显的时点，两种情况下资本边际产出标准差均小于0.07，最大与最小标准差值相差近3倍。在其余年份，两种情况下各省资本边际产出标准差大致在0.15左右比较平稳地波动。与1994年前的情况相比较，1994年以后各省资本边际产出的差异性迅速缩小。在1994年，各省当期投资资本边际产出与三年平均投资资本边际产出标准差分别为0.30、0.22，至1998年则均降至大约0.05，各省资本边际产出出现了强烈的趋同现象，这一点从广东省的例子中也可看出。
总结上述分析，我们对上述样本省份的考察表明，1994年以后各省的资本边际产出变化出现了一个特异的现象：在资本边际产出大幅下降的同时，各省资本边际产出迅速趋同。这似乎有悖于通常的直觉和一般的经济理论，因为按照新古典增长理论，资本边际产出随资本存量的增加而具有不断递减的趋势。从这一理论出发，由于发达省份的资本积累量要远大于欠发达省份，因此发达省份的资本边际产出应低于欠发达省份。关于这一问题，我们可以先尝试从如下两个角度进行解释：首先，如果存在发达省份向欠发达省份的大量要素流动，那么各省资本边际产出的差异将会逐渐消失。不过，王小鲁、樊纲等（2004）的研究结果表明，这种情况并没有出现。
根据他们的研究，从国内资本流动来看，尽管总量上东中部地区在90年代是资本净流出者，但这主要是政策与体制引导的结果，民间的资本流向则是由中西部流向东部。由于民间资本更注重资本边际收益率，因此我们似乎并不能用这种总量资本的流动来解释地区间资本边际产出的趋同。对这种现象的另一种解释是Romer（1986）等提出的新增长理论。在Aghion和Howitt（1992）等构建的模型中，研发部门（R&；Dsector）被引入经济并被用于解释知识的生产。这一模型的分析结果表明，由于要素投入不同等因素所造成的发达国家与欠发达国家研发部门产出效率的差异是不同发展程度国家资本边际报酬趋同的主因。不过，这一理论也难以用于解释我国的现象。实际上，像吉林、陕西、四川这些欠发达省份高等教育的规模与质量均不低于甚至要高于其余三个东部省份（欠发达地区大学生就业更难表明即使考虑高级人才的跨地区流动也是如此）。对于资本边际产出的迅速下降，一种解释认为这是过度资本深化的结果（张军，2002），但是不同发展程度地区的资本积累差距是很大的，因此仅仅用资本深化来解释各省资本边际产出同时下降的情况恐不能令人信服。可见，对上述两个问题的解释还须寻求其他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