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庞大的官吏机构网络自上向下的层层蔓生扩展，百姓承担的赋税徭役的名目和数量也随之无限递增，这个规律被王毅（2007，第940页）称之为“赋税徭役随官吏网络的扩展而激增律”。
吴思认为，寻租者（吴思称之为“白员”，即官吏和强盗）一旦超过人口的某个比例，便吞噬了生产者（即良民）的扩大在生产能力；寻租者（即官吏和强盗）在人口中的比例继续扩大，还将吞噬生产者（良民）的简单再生产能力。越过这个转折点之后，生产者（良民）的数量便开始下降。这正是本文租金耗散的一般均衡模型所证明的过程。
（二）中国历史上的人口周期波动
首先，我们以明末四川为例来看看与租金完全耗散相对应的真实场景。由于战乱，在三十多年的时间里四川人口从三百万锐减到不到十万，近乎人口灭绝。很多学者将这一惨剧归之于张献忠的屠杀政策，但事实上在这场惨剧中真正死于张献忠之手的只是其中一小部分，大部分人死于在完全混乱的无政府状态下所发生的大面积饥荒、抢劫、瘟疫（张宏杰，2006）。
而这样的灾难在四川却并非第一次发生。元末也同样如此，朱元璋大力移民才逐渐使四川人口恢复。再往前追溯，南宋末年、唐末、魏晋南北朝、东汉西汉，无不如此。
不独四川如此，在改朝换代的大混乱下，全国无一处净土。
中国人口史专家葛剑雄（2005，第191页）估计，在中国历史上改朝换代的战乱时期，总人口的损失大都在一半到三分之二之间。如两汉之际人口减少了约50%，自三国至隋期间的战乱多次使人口下降一半或更多，金元之际北方的人口骤减80%，明清之际跌幅也达40%；吴松弟的研究表明，宋金之际北方人口的损失高达总数的十分之四。清末的太平天国战争在十四年的时间里竟然使中国的人口锐减一个亿。肖晓珍（2005）认为：“中国人口变化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人口的兴衰与朝代的兴亡具有同步性和周期性的大起大落。封建王朝的初期，人民生活安定，有保障，人口开始缓慢增长；王朝中期人口增长加快，人口总量达到高峰；王朝后期人口增长停滞；新旧王朝交替之际人口则急剧下降。这种人口时而猛增，进而锐减的状况成为中国人口缓慢增长中的鲜明特点。”
从秦代直到清代的两千一百多年的时间里几乎每隔两百年左右就会在全国范围内出现这样一次天崩地裂般的大混乱。类似的事件一再发生，成为中国人耳熟能详的老套，所谓“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所谓“治乱相循”，这很容易把这种经验归纳当作历史发展的自然定律来接受。在这一点上“顶呱呱的历史学家和一般只从演义小说中看到朝代兴亡故事的人没有太了不起的区别”（王亚南，1981，第136页）。
当然，尽管改朝换代时的战乱导致财富大量毁灭、人口大量减少，但就全国而言但并没有像模型所预测的那样租金被完全耗散。这是因为本文的租金耗散一般均衡模型的一个重要假设是寻租者是同质的，而且寻租竞争不受任何限制。而事实上寻租者不是同质的，即他们在寻租时所投入的资本和劳动力的比较优势各异，而且存在着进入寻租业的成本壁垒（如对官吏的资格限制、数量限制等）。中国皇权时代一直存在旨在限制官员人数的制度安排如科举考试以及对官僚的寻租行为进行一定约束的监察、考评制度等，所以租金就不会完全耗散。
六、结语
正如吴思（2004，第239页）所说：“（官僚集团的）低成本的伤害能力或合法伤害权之类的东西，（再加上民众‘无尺寸之治柄，无丝毫应有必不可夺之权利’、一盘散沙的状态）就好比是一个利薮，一块培养基，一个生态位，白员（以及‘正役’官僚、强盗等寻租者）就是这个生态位的必然产物。尽管这是一个以害人为生的大物种，我们却不好痛骂人家。资本和劳动力总要无孔不入地流向收益比较高的领域，不消除这块培养基，单骂跑来繁殖的细菌觉悟不高，还要挡人家的财路，就有点不大讲理。”
从租金耗散的一般均衡模型我们知道：只要民众“无尺寸之治柄，无丝毫应有必不可夺之权利”，只要民众被看做是“民如六畜，在牧养者耳”，而统治者（代表皇权的官僚集团）的权力不受约束，可以对民众“有田则税之，有身则役之”的寻租，那么，寻租业的收益必然大于生产业，根据经济学中的经济人假设，每个人都会在约束条件下最大化其收益，所以寻租者的数量必然增加，而这又会带来生产者的收益率（社会生产工资率）继续下降，会使寻租者继续增加，这是一个恶性循环的正反馈过程，其最终的结局必然导致租金完全耗散。所以，防止租金耗散的关键是社会中每个公民的权利意识的觉醒，以及公民为维护自己的权利而采取行动，如通过立法、选举、新闻舆论等手段对官僚集团的寻租行为构成刚性的制度约束，而这正是自16世纪后西方世界兴起的主要原因。
布坎南（Buchanan，Tollison和Tullock，1980）在《关于寻租社会的理论》一书中运用现代寻租理论重新剖析重商主义时期英国、法国的寻租活动，进而揭示出：①专制政体乃是寻租活动原因的原因，即垄断的根源。专制政体中寻租活动盛行，严重影响了国家的长期经济发展，使法国落后英国长达两百年之久。②从君主专制到民主政体的擅变转换，正是寻租活动由兴至衰的一个历史软迹。
塔洛克（Tullock，1984）从寻租角度重新解释了工业革命为什么在英国爆发，他认为，工业革命只是克伦威尔革命的副产品：革命前，都铎王朝利用皇室垄断权力分派租金，成本很低；革命胜利后，权力由国会执掌，国会人数多，寻租成本高，于是有才干的人转而从事发明创造并中请专利保护，这才是工业革命在英国首先爆发的真正原因。
奥尔森（2005，第78页）也认为：无论是在最近还是在以前，专制社会的经济绩效通常是表现平庸甚至是灾难性的。民主国家的长期经济绩效远远超过专制国家。奥尔森以他惯有的简洁风格指出，解释国家间贫富差别的道理虽然有千条万絮，只有一条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在任何一个社会里，只要巧取豪夺比生产建设来得容易，掠夺（即利益集团的寻租）就会使投资、分工、合作等创造活动萎缩，经济就不发达，社会就贫穷。他认为，除非一个国家经历了诸如战争等瓦解这些集团的突然的制度变革（一些人称这些变革为“奥尔森冲击”），社会将会出现“制度硬化症”，经济增长将会变得越来越慢，直至停止。
综观从秦至清的整个中国皇权时代，国民的个人权利意识始终无法得到张扬，皇权至高无上不受约束，国民的人身自由权和财产权缺乏有效保护，因此中国皇权专制社会始终无法有效地约束官僚集团的寻租活动，而寻租活动盛行造成官僚集团恶性膨胀，国家开支不断增大，税负不断加重，最终把农民推向饥饿死亡的边缘，导致国家全面崩溃。改朝换代的作用不过是更换已严重阻碍社会正常发展的官僚集团而已。在改朝换代后，新的王朝依然面临同样的法权结构，皇权依然至高无上、不受任何制约，国民的权利依然无法得到有效保护，官僚集团的寻租活动必将愈演愈烈，直至下一个轮回。这是对中国皇权社会治乱循环现象以及为什么中国自16世纪以后逐渐落后于西方的一个解释。
主要参考文献
1.奥尔森：权力与繁荣，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