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从区域宏观调控以及或有政府外债的角度，也有必要将浙江的非政府外债与政府外债一起考察，以评判全省综合外债（即包含政府外债和非政府外债）的风险情况。自1984年浙江开始对外借款以来，当年对外借款只有4005万美元，到2004年浙江的对外借款额已达298657万美元，总体上呈现不断增长的态势，并在20年间增长了74.6倍，可见，外债已成为浙江引进外资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对浙江社会经济发展发挥了重要的推进作用。从分析不难得出如下两点：①政府外债只是全省综合外债的微小部分，但部分非政府外债在理论上具有转化为政府外债的可能；②虽然浙江综合外债或对外借款的规模不断增长，但相对于浙江经济总量来看，综合外债规模并不显得庞大。例如，15年来浙江GDP平均增长率为19.47%，同期对外借款的平均增长率为19.43%，两者的增速基本同步；从相对指标看，浙江综合外债或对外借款占GDP的比重仅为2.2%。
还应指出，根据可获得的数据，与全国其他省份的综合外债或对外借款相比，2004年浙江省是14个省份中外债数量最多的省份，占样本总体的比重约56%。
当然，参与比较的大多数省份都属中西部经济较落后地区，因此，这既说明浙江非政府外债规模较大，也说明利用外债方面的巨大区域差异。
总之，浙江政府外债规模偏小，外债风险微弱，处于可控的“安全区”。由于浙江政府外债管理较为公开透明，因此，上述分析结论具有较高的可信度。但从风险控制角度讲，我们必须关注和重视政府内债、非政府外债对政府债务风险的放大效应。
（二）浙江政府外债及其负担的结构分析：基本合理、有所失衡
1.浙江政府外债的地区分布结构
根据实际调查资料，2005年浙江政府外债主要集中在嘉兴（39%）、杭州（26%）、绍兴（16%）三个经济相对发达地区，其他地区的政府外债仅占总量的19%，区域分布的差异性和不平衡性十分明显，统计分析发现浙江各市地政府外债余额与GDP之间的相关系数为0.5189，两者之间具有一定的相关性（即经济发展水平对浙江各地区政府外债余额的大小具有一定的影响和预测作用）。从2005年新增外债来看，浙江有杭州、绍兴和金华三地新增外债，分别为844.34万美元、1083万美元和259.98万美元，其他地区当年则几乎没有新增外债。2005年浙江各地当年外债还本付息额共计3474.24万美元，其中嘉兴是浙江当年外债还本付息额对多的地区，达1138.9万美元；2005年浙江当年逾期外债额为1746.05万美元，主要分布地区是：嘉兴1364.27万美元，丽水211.5万美元，金华158.23万美元，湖州12.05万美元，杭州、绍兴等地区逾期外债为零。由于债务逾期率与本地GDP的相关性系数仅为0.03，可见，外债逾期的地区差异相当大，且与经济发展水平并无明显的相关性。
可知，浙江政府外债及其风险负担存在着较大的地区性差异。相对而言，嘉兴（6.44）和丽水（6.07）的政府外债风险水平处于相对较高水平；金华（2.41）、绍兴（1.48）、湖州（0.89）、杭州（0.79）、舟山（0.52）的政府外债风险水平处于相对的中游水平；温州（0.22）、衢州（0.04）、台州（0.01）则处于风险最低甚至可忽略不计的水平。理论上，浙江省各地市政府外债风险都属于风险偏低状态，但地区性差异较大。
但是，若将政府外债与政府内债相比，就会发现浙江各级地方政府的内债风险远远大于外债风险，特别是债务清偿率或债务率指标。在一定程度上，政府内债和政府外债一起往往使某些地方政府陷入较高的风险运行状态。
当然，上述风险分析结果只具有相对意义，但基本能够描述政府外债风险以及综合债务风险的区域分布不平衡特征。
2.浙江省政府外债币种结构分析
根据省财政厅有关资料，1984年以来浙江政府外债项目主要源自外国政府和国际金融组织的多元化币种贷款。2005年浙江政府外债项目的币种结构情况。
主要有：美元51.42亿美元，占82.36%；日元折合7.61亿美元，占12.19%；加拿大元折合2.26亿美元，占3.62%；特别提款权折合0.55亿美元，占0.88%，其他货币所占的比重很小，可以忽略不计。因此，从浙江的实际情况来看，浙江政府外债的币种来源渠道虽较复杂和多样，但主要是美元和日元，两者合计达94%左右。这意味着：美元和日元的汇率变动会直接影响到浙江政府外债的实际偿债负担的大小。
3.浙江省政府外债的期限结构分析
期限结构分析对加强政府外债项目的动态管理、促进外债资金供求的平衡和对称具有重要意义。根据调研资料，由于浙江政府外债主要源自外国政府和国际金融组织的贷款，因此，大部分政府外债项目都属于中长期贷款，即期限较长。从借款期限来看，5年以内的有1.09亿美元，占1.75%；5~10年的有3.10亿美元，占4.97%；10~15年的有5.64亿美元，占9.03%；15~20年的有22.99亿美元，占36.83%；20~25年的有25.42亿美元，占40.72%；25年以上的4.189亿美元，占6.70%。其中10年以上的借款占总借款金额的93.28%。
基于以上分析得出，浙江的政府外债的期限结构呈现长期借款和中长期借款为主的特点，短期借款只占少数部分，而长期和中长期借款的利息负担较低、期限搭配较为合理。不难发现，这样的期限分布有利于缓解地方财政的当期偿债压力，对保障和建设地方社会经济发展中重大的公共项目具有相对的优势。
4.浙江省政府外债的资金投向结构分析
通过对资金投向结构的分析，对评价政府外债项目是否是实现区域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根据省财政厅有关资料，在2005年底138075.13万美元的浙江省政府外债余额中，资金主要投向于：能源（28.13%）、交通（27.47%）、社会发展（16.5%）、通讯（12.35%）、农林水利（9.08%）、卫生保健（1.38%）、教育发展（1.09%）。能源领域是浙江政府外债投放最多的领域，这与浙江在“资源小省”的约束条件下，打造世界先进制造业基地、创建“浙江制造”品牌以实现经济大省战略的目标定位具有一定的关联。例如，浙江利用世界银行贷款（包括联合融资）9.4亿美元建设了北仑电厂（一期、二期），利用世界银行贷款建设的总装机容量180万千瓦的安吉天荒坪抽水蓄能电站。与此同时，交通也是浙江借用国外贷款的重点领域之一，协议利用各类国外贷款9.30亿美元，占借款总额的14.89%，建设项目涵盖了从高速公路、内河航运、国际机场、集装箱运输到农村道路等水、路、空全方位的交通方式，由此建设的许多“黄金通道”、“交通动脉”对推动浙江经济的快速发展发挥了十分重要的基础性和综合性作用。值得指出的是，浙江引进比利时、加拿大、法国、美国、瑞典、西班牙、日本九国的政府贷款共计1.7亿美元，主要投向程控交换机扩容、长途光缆、二级光缆数据传输干线网建设等方面，对推动浙江信息产业的现代化和先进性具有重要意义。此外，在浙江城市公共基础设施以及综合治理项目（如供水、土地开发、道路改造以及污水处理、垃圾填埋场等）、农林水利建设（如人工造林、红壤开发、小流域治理等）、社会发展方面（包括科技、教育、卫生医疗、文化事业等）等各领域都有政府外债项目的“影子”和贡献。
通过上述分析，不难发现：浙江政府外债资金主要投向于投资规模大、投资周期长、社会效益明显的公共基础设施或公共事业领域，基本符合公共财政的内在要求。
三、几点值得探讨的现实问题
尽管浙江政府外债的总体风险安全可控、结构分布也较为合理，但目前仍存在一些值得关注和警惕的现实问题。
1.地方政府外债规模及其风险：偏大还是偏小
前面分析已经证明，浙江政府外债的总体规模仍然偏小（如外债负担率仅为0.86），外债风险处于完全可控的发展阶段。但对本省不同区域的市级政府来说，情况可能会略有不同。对于特定区域的地方政府外债来说，其规模是否适度以及风险是否可控主要取决于三个因素的综合影响：①外债规模的大小，即外债规模越大，在其他情况不变的情况下，外债风险通常也会越大（如嘉兴市的政府外债情形）。②地方经济实力的强弱，即地方经济越不发达，承受和抵御外债风险的能力就越弱（如丽水市的政府外债情形）。③防范外债风险的准备措施（风险准备金）是否充分，即准备越充分，就越有备无患。显然，尽管浙江各市地方政府的外债风险总体上仍然属于偏低的可控范围，但上述三个方面的共同作用会导致不同地区抵抗债务风险的能力的明显差异。例如，2005年杭州市政府外债余额规模在浙江省同类市地中处于第2位（占总量的26%），但其总体外债风险值仅为0.79，在全省处于第6位，即政府外债风险相当地弱小；金华的情形则恰恰相反。总之，尽管浙江各地方政府外债规模偏小、风险可控，总体上的还本付息正常，但对地方政府外债风险评判必须保持全面的、动态的思维模式。
2.政府外债使用效益：较高还是较低
根据本文对浙江政府外债使用效益情况的调查结果，发现：①从外债项目的数量来看，效益一般和效益差的比重达57%。全省利用政府外债项目中效益很好的有20个，占项目总数的21%；效益好的有21个，占项目总数的22%；效益一般的有35个，占35%；效益差的项目有21个，占22%。②但从外债投资规模来考察，发现79%以上的外债资金发挥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只有21%的外债资金效益一般或差。上述分析说明：经济效益好的外债项目数量虽少，但规模较大，相反，经济效益差或一般的外债项目数量虽多，但规模偏小。结合上述两种不同视角的不同观点，不难得出浙江省政府外债资金总体使用效益较高的研究结论。
实践中，政府外债项目的经济效益不理想或较差，主要是以下原因所致：①投资领域的制约，即外债资金投向于纯公益性项目，因而经济效益欠佳（如淳安森林资源保护项目）；②项目决策失误，即政府外债项目投向市场竞争性行业且融资决策缺乏充分的科学论证，因而导致效益一般或较差（如金华佳乐乳业灭菌奶生产线项目）；③外部不可抗力风险事件的冲击（如杭州“黑字还流”日元贷款项目中的汇率风险事件）；④政府突发性政策调整的影响。例如，由于还定的收费还贷政策在1999年收费清理时取消，湖州内河航运外债项目的经济效益就陷入困境，外债还款就成了问题，目前只能依靠财政预算来安排还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