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论者总结“宁波帮”的文化特征为“勇于拓展、敢于冒险、善于创新、同舟共济”，其实这些商业文化特质的内核还是“经世致用”，只是有了更多适应外部环境，顺时而变的成分。晚清到民国时期的宁波商人在海外取得商业成功后，纷纷积极投身家乡建设，捐资兴办教育、医疗卫生、公益福利和文化体育等社会公共事业，也是“经世致用”思想观念的一个佐证。比如，有“华夏捐资兴教第一人”之称的邵逸夫先生，自1985年至2003年，向内地教育事业捐赠共计400多个项目，遍及全国所有省、市、自治区，累计达31.5亿港元。近代甬商的另一着名代表人物——船王包玉刚先生也积极捐资建图书馆（上海交通大学包兆龙图书馆、宁波市公共图书馆、宁波大学图书馆），设立留学生基金（包兆龙、包玉刚中国留学生奖学金，主要用于浙江大学和浙江省高校），并于1984年直接投资创建了宁波大学。
1949年后，尽管宁波民营工商业发展受阻于国家经济政策，但作为一种有着浓厚地域色彩和悠久传统的商业文化不可能轻易断根，一旦遇到适宜的气候环境必定重新开花结果。改革开放后，新时代的宁波人重拾甬商开拓进取、敢于冒险的商业精神，起于草根白手创业，背靠逐步开放的经济政策，走南闯北寻找商机，终于开拓出一番天地，并与海外的“宁波帮”遥相呼应，谱写了一系列新老甬商在家乡联手创业的感人篇章。改革开放以来的新甬商一方面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商业成就，为宁波地区的社会发展和整体进步打下了良好的经济基础；另一方面，也在一定程度上传承了以“经世致用”为核心的甬商文化及精神。
2.“经世致用”观念内涵的萎缩
有人将“经世致用”的精神内涵概括为：务当世之务；勇于任事；倡导致力于创新；注重调查研究，主张实事求是，深入实际，亲历亲为（辽宁科技大学校训）。
这一概括用来解释先贤们的美意也许稍有拔高，但若作为当代人的追求无疑还是很有见地的。
前文已述及，“经世致用”文化观源于儒家强烈的入世精神和重实践轻思辨的实用理性追求，它的精神实质既在浙东学者的学术研究中得以彰显，又在学术思想与民众生活的结合中以及儒生向商人转化的过程中对甬商的文化品质构成直接影响，直至成为甬商文化的精神内核。但问题是，作为其精神来源的传统儒学自民国以来迅速衰落，并在1949年后受到政治文化的强势否定与剧烈冲击，改革开放后又遭到市场经济和新兴商业文化的挑战，传统甬商的“经世致用”文化与精神传到新甬商手上还剩多少？起了什么新变化？
一个基本事实是，五四以来，儒学无论是作为一种学术思想、道德教化手段还是治国的政治方略都面临江河日下般的窘境。学术研究上，它只是被当作一个曾经辉煌的门类归入了传统国学，并且无论在研究上还是理论传播上都风光不再；道德教化上，它既无力通过“仁义礼智信”的道德信条和一套伦理纲常维持或恢复原有的社会秩序，也无法顺应时势对现今的社会无序和道德滑坡给出符合人心人性的解释与改变；政治上，现代政治伦理与政治哲学的发展使中国的政治家们连公开支持国学传播都显得底气不足，更遑论拿出一套儒家思想来治国施政了。
在这种境况下，发端于儒学的“经世致用”精神更多只可能留下较狭隘的“用”的一面，其原有的包含责任、道德、创新求变和经邦济世高远理想的一面就早已在近百年的风云变幻里暗中流逝了。“经世致用”这个本是为纠正宋代儒生空谈心性天理的风气，转而避虚就实的务实追求，却被当代更加“务实”的理论与社会实践无情地抛在了身后。在整个社会因转型期的法治不够、监督不力、官商勾结而导致商业氛围不佳，商业信用水平不高的大环境下，虽然甬商的整体水准的确高于许多商人群体（这一点从许多对当代甬商成功经验的总结和对甬商文化进行提炼的文章及讲话中可以知道），但整体上仍无法回到传统甬商的水平。
作为“经世致用”之学的发祥地的金华、温州两地在上世纪90年代是国人眼中假冒伪劣产品的代名词，同样以小商品制造业起家的宁波当然不可能独善其身。
当然，这种局面更主要是由制度性因素造成的，非一代“新甬商”可以独立承担并有能力改变。
三、创造力与文化辐射力不足现实制度环境下的商人理性
传统“宁波帮”被人赞誉较多的是其创新求变精神，还有走南闯北甚至将商业理念远播海外的文化辐射能力，前者是浙东“经世致用”之学中提倡学以致用，反对清谈的题中之义，后者既有海洋文化重冒险的成分，也有一些为时势所迫的无奈（因人均资源少或时局动荡）。但在当前政治及文化环境下，当代“新甬商”的商业创新精神及文化影响力却不可能有长足进展，甚至短期内还无法与传统甬商相比肩。
上面的断语首先是基于一个基本事实，即当今中国的政治文化过于强势。
这是存在于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和后社会主义国家的一个普遍现象。政治文化太强，又缺少相应的政治制衡力量和舆论监督的制度性安排，就必然会挤压民间文化和商业文化的生存空间（比如民营企业长期受歧视、贷款难等），使其日见逼仄甚至变异。官商勾结盛行、权力寻租泛滥就是商业文化变异的具体表现。虽然目前中国各地政商关系的健康程度也并非整齐划一，但政治文化的强势却是一个由来已久的全局性、制度性问题，同一政治制度下的不同地方并无本质区别这是可以大致肯定的。在这种政强商弱格局长期维持的条件下，加上劳动力资源的充足和“世界工厂”生产模式的长期存在，希望商人有很强的商业创新动力是不现实的。
对“新甬商”创新求变能力无法乐观估计的另一个原因还在于，“经世致用”这个长期以来习惯了接受赞美的观念与追求存在自身无法克服的缺陷。存在即合理，一种学术思想和观念的流行必然有它的长处或适应社会现实需要的地方，比如浙东学派对“经世致用”旗帜的高扬本是为了反叛和纠正宋儒空谈心性天理、过分重思辨轻实用的弊端，但千年儒学自身存在的一个最大不足恰恰就在过于事功，重实用而轻思辨，不愿或无力引导人们对人生与世界的本源和终极问题深入思考，宋代程朱理学的出现正是在佛、道二学的刺激下试图填补作为社会主导思想的儒学存在的这一重大缺陷。换句话说，“经世致用”的学术追求虽然回归了传统儒学实用理性的本位，但不小心否定并抛弃了从内部医治儒学痼疾的伟大尝试。当今儒学虽已不是伦理规范和社会思潮之主流，但二千余年的道德教化与家国伦常形成的文化惯性作用不可能一朝扫尽，儒学在发挥了积极入世，强调秩序等正面作用的同时，其负面作用——由于思辨力不足，终极思考与批判精神欠缺所导致的过分追求事功，人际关系和政治行为的功利化——同样显露无遗。所以，尽管当代“新甬商”的文化精神在根本上仍是“经世致用”，但因为儒家“经世致用”精神自身的局限，加上当前社会转型期商业环境欠佳，只会使“经世致用”的传统文化精神变得更加狭隘和保守——过分关注眼前利益、多做少说甚至只做不说、因考虑商业成败而谨小慎微、不问或少问社会政治与文化，功利原则与犬儒主义就成了符合商业理性的选择。
与其他亚文化形态一样，商业文化同样存在物质的、制度的和精神的三个层面，当代“新甬商”利用天时、地利、人和诸因素，在短短30年时间里创造了物质财富的辉煌与成功，但在制度与精神层面，受国家整体政治、文化格局和商业环境的制约，“新甬商”取得的成果乏善可陈。其实，在一个正常的市场经济环境中，商业文化本应在自由竞争环境中通过提升自身的道德与责任水平与世俗文化及政治文化实现良性互动，并最终从制度和精神层面对后者施加影响。但目前的“新甬商”，甚至“新浙商”群体都无力担当这一重任，或者说他们更多是促进了世俗文化和政治文化中对物质利益追求的欲望与短视，却无法从整体上提升后者的水平与品位。改革开放以来，宁波甚至整个浙江省经济发展名列前茅，但在社会思潮的引领及社会文化的建树上并无可圈可点之处，就是一个明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