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实龙
（浙江万里学院，宁波315100）
摘要：从文化基础、经济基础、政治基础三个方面来对新老甬商进行比较。新甬商文化基础比老甬商好，这是时代的要求；新甬商有集体经济可依托，老甬商主要靠个人积累；新甬商经商有政府撑腰，老甬商却受外国势力欺压。
关键词：老甬商、新甬商、比较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宁波涌现出一大批新甬商。由当代的新甬商，我们自然联想到近代曾经叱咤风云的老甬商，情不自禁地要将他们进行一番比较。比较需要资料。有关新甬商的材料，浙江万里学院文化与传播学院组织了多名学生，分批对目前较为成功的新甬商进行了采访，形成了丰富且真实的文字材料。
有关老甬商的材料，主要源于两本书：浙江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的《宁波帮企业家的崛起》和鲍杰主编的《论近代宁波帮》。将新老甬商作全面的比较，实在超出一篇小文的容量。本文拟比较新老甬商的起点。
比较商人的起点，主要是考察他们经营商业的基础。这种基础包括文化基础、经济基础和政治基础。从这三方面对新老甬商进行比较，我们发现有如下的变化：
一、新甬商比老甬商文化素质高
新甬商中有不少人都受过高等教育。例如韵升有限公司董事长竺韵德，1974年浙江大学毕业；颐高集团董事长翁南道，1988年浙江大学毕业；贵州黔诚佳瑞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庆，1991年毕业于武汉理工大学。还有任多家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徐增海，先后获得有经济学学士、工商管理学硕士、法学博士等学位；多元集团总裁张坚，获得复旦大学工商管理学硕士学位；几家公司董事长舒曼，获得清华大学经济学硕士学位，并在美国进修过……这一类的例子几乎举不胜举，总之，新甬商大都受过很好的教育。
相比之下，老甬商所受教育就非常有限。被称为“‘宁波帮’奠基人”的严信厚，幼时只读过几年私塾，后来就到他人的钱铺中当学徒。被称为“五金大王”的叶澄衷，6岁丧父，9岁入学不久，就因学费不给而辍学，11岁去当学徒。还有上海滩赫赫有名的朱葆三，自小家境艰难，14岁就不得不到一家五金店当学徒。另外像李也亭、陈万运、虞洽卿等近代宁波帮一些有名人士，他们的文化程度都不是很高。
我们说新甬商文化基础比老甬商好，也是就一般情况而言。其实新甬商中也有受教育程度不高者，如沈阳实现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沈利峰只读完小学，宏润建设集团董事长郑宏舫只有初中文化。而老甬商中也有受过良好教育的，如被称为“企业大王”的刘鸿生曾就读于圣约翰大学，赵家蕃、赵家艺兄弟还曾日本留学。
新甬商比老甬商文化起点高，一方面说明时代的进步。现在人们受教育的水平普遍地提高，新甬商不过是随着水涨船高。另一方面也是时代的要求。现在是知识爆炸的时代，如果仍然保持老甬商那样的知识水平，不管他们怎样机灵和勤奋，恐怕也很难在今日之商界立足。这也就是说，我们不能因为老甬商文化水平低，照样可以在旧上海滩打出一片天地，就轻忽了商人的文化教育。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新甬商比老甬商文化水平高，受教育的程度深，老甬商能取得那样大的成就，新甬商就应该需要将自己的知识发挥出更大的效用。
二、新甬商比老甬商经济基础好
不少新甬商依托的是集体经济而崛起的。例如韵升有限公司董事长竺韵德，浙江大学毕业以后，分配到一家区办工厂，10时间由技术员提升为厂长。从此他有了大作为的舞台，取得许多骄人成绩。再如宁波第二百货公司总经理黄炎水，1983年任“二百”副总，1985年至今一直担任“二百”总经理，使“二百”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生存下来，并生意越做越好。还有如世纪华丰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王祉光、宁波浙东建材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邱兴祝、宁波天安集团董事局主席蒋保民等，基本上都是利用集体经济的平台，施展了自己的经商才华。在改革开放之前，在宁波的一些乡村，就活跃着一些乡村集体经济体。这些经济体虽然规模不大，科技含量不高，经济效益也并不理想，但是到了改革开放以后，就如鱼而得水了。这时候涌现了一批“能人”，他们把握着集体经济的方向，使集体经济发展壮大，盘活了地方经济，带富了一方百姓，同时也实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
老甬商却没有这样好的经济基础，他们大多是靠个人的积累获得经商资本。
例如朱葆三到上海以后，到了一家协记吃食五金店当学徒。凭着自己的聪明好学、勤快诚实，朱葆三用了7年时间从一个学徒做到经理，他也使自己变成一个有商业知识、稍有钱财的小商人。再如叶澄衷到上海以后，见海船泊在黄浦江中不能靠岸，船员上下都由舢板船接送，他专门做外国船上生意，随船贩卖烟酒罐头食品。靠这种方式积累一些钱，并熟悉外国人的语言和好尚，后在虹口百老汇路口设顺记洋货号。还有如虞洽卿、严信厚等，都是依靠自己的单打独斗，不断积累，然后才做大做强的，那时候也没有集体经济可以依靠。
值得注意的是，在近代商品经济，资本的意义占据着显着地位，而在现代商品经济，资本的重要性已有所减弱。有不少新甬商利用他人经济基础来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例如浙江吉利汽车有限公司总经理安聪慧，1996年才从湖北经济管理大学毕业，进入吉利集团以后，只用了五六年的时间，就当上了总经理，把一个企业搞得有声有色。
一方面有集体经济可以依托，另一方面资本的重要性减弱，与老甬商相比，新甬商经济基础确实要好得多。在这种情形下，剩下的就看商人自己的聪明才智了。
三、新甬商比老甬商政治环境好
老甬商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环境下艰难发展起来的。当时他们的经营活动常受外国人武力粗暴干涉。如宁波商人在上海的四明公所，曾两次遭到法租界公董局强拆，造成多名宁波人死亡和受伤。1941年，李康年开办在上海租界的中国国货公司受到日本军人的武力威胁。他们的经营活动还受到外国资本的挤压。最典型的例子是十九世纪后期，宁波人自己开办宁绍轮船公司，从事宁波到上海之间的客货运输。1911年，英商太古银行所属北京轮突然降价，并通过赠送毛巾、肥皂等手段，想凭英商雄厚的实力，挤垮宁绍轮船公司。后来还是在全体宁波商人的支持下，宁绍轮船公司在竞争中才取得胜利。老甬商在受到武力威胁或者不正当竞争时，却得不到当时政府的保护和支援，反而得到的是盘剥。众所周知，老甬商支持辛亥革命不遗余力，也帮过蒋介石不少的忙，但是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在蒋介石推行的私营银行国有化的过程中，甬商的财富逐步地变成了蒋宋孔陈四大家族的囊中之物。
新甬商的政治环境明显比老甬商好。现在中国人民政府决心实现民族复兴的宏伟目标，一直重视发展经济。因此，政府保护本国商人在国内或国外的一切合法经商活动，并且尽可能地通过出口补贴、贸易谈判等手段来支持中国企业。
许多地方官员也极力推动一些商贸活动。例如贵州黔诚佳瑞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庆说，2007年他们公司在贵州黔南州火车站一个15亿投资项目在宁波签约，宁波市委书记巴音朝鲁、宁波市市长毛光烈和贵州省委副书记黄瑶、副省长禄智明都到场参加签约仪式。
以上我们从起点处比较了新老甬商，所得出的结论是：无论是主观上还是客观上，新甬商比老甬商都有优越的地方。但是有了起点优越，并不代表一切都是优越。就从历史影响来说，新甬商仍然需要努力。具体从哪些方面努力，这需要比较新老甬商的其他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