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这些红帮人的经历中，人们不难看出，他们已经不再是“守土重迁”的传统农民、小手工业者，而是“见异思迁”，“得陇望蜀”的现代创业者，他们已经活学活用了“树挪死，人挪活”、“绝不在一棵树上吊死”的宁波人的人生哲学。而且，到这个群体真正成熟之后，他们的“见异思迁”，“得陇望蜀”的风范越发鲜明，到抗日战争时期，已经不再是某个人单飞了，而是整体性、群体性的大迁徙了，王宏卿、周永升等人组建的“华商”转战千里，李宗标的“李顺昌”游击中南各省，王惠英等人在四明山革命根据地组建四明被服厂经常搬迁，20世纪40年代上海红帮名店名师向香港的大转移等等，均是显例。到50年代，又进入了新的境界，完全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目的战略转移了，大批红帮名店整体进京，有一些则北上东三省，西进青海、宁夏、西藏。他们的迁徙已经是以中国服装现代化为目标的，颇有“衣被天下”之志了。从毛泽东、周恩来服装新形象的树立，到美国总统、日本首相的定制服装，从包玉刚、邵逸夫、李嘉诚、荣毅仁之子荣智健等大亨，到贩夫走卒；从各国政要、社会名流、文体明星，到工农兵学商各个阶层民众，都成为他们的服务对象。他们乐于“为天下人作嫁衣裳”。
曾有人说：宁波是红帮的第一故乡，上海、横滨是红帮的第二故乡，哈尔滨是红帮的第三故乡，香港是红帮的第四故乡……这实在是说不清楚的。在他们跨出创业第一步之后，他们就习惯于常认他乡作故乡了，东西南北中，每座城市都是他们创业的沃土、成“家”立业的宝地。不但四海为家，而且“所止必成名”，在他们所立足的每一个城市中，几乎都成为那个城市现代服装业的领唱者、领跑者。
这样，他们就向以往的社会学家提出挑战了：以往，社会学家一般均将移民分为两类：谋生型和发展型。红帮呢，却是介乎这两者之间的历史创造物。
他们开创了独特的事业之路。当他们的第一代父兄揖别故土的时候，也许和当年北方“走西口”、“闯关东”的人们一样，是在故乡难以谋生的窘迫环境的驱使下外出寻食的，但是他们却又不是只握着两只空拳出门的，他们多有一技之长，他们出发时目的地明确，都是走向城市的。进入城市之后，他们凭借自己的勤俭、技艺、重承诺、守信用的固有品格，很快就能找到立足之地，站稳脚跟；而站稳之后，他们绝不歇进，温饱之后，便策划开作坊，办公司。有了第一步就有第二步。城市化是第一步，第二步是国际化。这既和一般移民不同，也和本帮裁缝不同，从张尚义到后继者江良通、王睿谟，再到顾天云、陆成法、王庭淼、余元芳；进入新时期后，又涌现出李如成、郑永刚、盛静生等等。
他们出身于宁波农村，但他们不约而同，都走了城市化、国际化的发展道路，城市开阔了他们的眼界，拓展了他们的心胸，他们在取得发展的可能性之后，都能摆脱小家子气，其代表人物都能放眼世界，哪里有发展前途，就奔到哪里，主动接受异质文化，融入新的社会生活。万里关山尽家园，视险为夷，瞻程非邈，展示了红帮人的大家风范、“做大生意”的企业家气度。有了这种精神风范，他们便不以一时一地的成就为满足，于是，“见异思迁”，“得陇望蜀”了。
当然，这种“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之意”，是在长期实践中逐步形成、发展起来的。开始，他们是以血缘为组带的，继而扩大为乡缘，随着事业发展，眼界的扩大，他们便走向“五湖四海”的境界了。比如，第五代人除张姓外，还有陆成法、王庭淼、楼景康；第六代人，范围就更大了，有陈姓、李姓、江姓，在北上、西进、南下中，自然更没有乡土观念可言了，陈星法在西宁先后培养了几百名接班人。顾天云编撰《西服裁剪指南》更是适例。他编撰此书，绝不是小裁缝对宁波裁缝手艺的狭隘归结，也不是只为西服技艺的传授为旨归的，而是有思想、有远谋的。当初，他不过是个有自己作坊的小业主，他到日本、到欧洲去干什么，那可不是拿国家的钞票“出国考察”，观赏异域风光。
他是用自己辛辛苦苦攒积起来的那点钱去做专业考察的，他的专著是他在国外学习、考察的体会、总结，是他对中西服装对比研究的成果。19世纪末，他在上海裕昌祥西服店做学徒时，他已经意识到“华夷互市之秋”，国人绝不能只埋头干活了，“处于商战剧烈之世界”，必须纵观世界风云变幻，了解世界，认识世界，于是，他21岁时，便毅然自觉挤排时间，苦学英语，又学日语，到国外学习、考察，他说：“予在国外二十年，目察外人之业此者，莫不悉心研究。”
经过比较研究，他认识到传统的“峨冠博带，巨袖长袍，已不适于现代之潮流，日趋于淘汰之列”，而“西服既便于操作，又足观瞻”，因之他断定：“西服有蒸蒸日上之势。”回国后，在经营实践中，他发现同行中有种种陈规弊端，诸如“墨守旧法，不肯传授（经验）于人，又少匠心独运、精益求精之人，将此我业蒙有退无进之危险，予甚忧之”。于是他发愤著书，并将其作为教材，毫无保留地向同行、青年传授。没有忧国忧民之情，没有衣被天下之心，怎么会有如此广阔的眼界和襟怀？
（三）精诚敬业，风标自树
在伦理关系、道德精神方面，他们同时完成了一次群体性的转换。
他们既执守我国劳动人民传统伦理、道德的根本和精华部分，同时面向现代。在“五伦”中，他们强化了个人与国家民族的关系、同业同仁的关系，强化了诚信、互助，“同舟共济”，“有财大家发”，同行互利，抛弃了“祖传秘方，不传外人外姓”的陈规陋俗，共同总结本业金箴、诀窍，广为传播，“红帮传人”已不再限于宁波人，甚至不限于中国人，在道德精神方面，提倡并践履“义利合一，以理制欲”原则，利义统一，相得益彰，扼制了见利忘义、为富不仁之恶劣习气，坚守勤俭美德，热心行善积德、扶贫济危，报效桑梓，报效国家。这从《上海市西服商业同业公会章程》等公会、公所、会馆、工会章程中，从辛亥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和整体迁京、“支内”、“支边”等实践中，均鲜明而深刻地体现出来。
传统的旧观念往往像幽灵一样，总是藕断丝连，缠住人们的灵魂。以当代的某些史学家而言，他们往往把服饰史拒于通史、文化史之外，把红帮拒于服装史之外；再看某些领导者，在公开场合中，虽然可以以宁波“四张名片”为口头禅谈论服装，但在他们心目中，红帮似乎仍是“小裁缝”、“小儿科”。
红帮人在服装改革中，改变了自己的历史形象。
“培罗蒙”有一位老裁缝叫蒋家埜，此人相貌平常，瘦瘦黑黑的，又讷于言语，他在“培罗蒙”干了数十年，从上海到香港，凭借一手剪上工夫，无人不敬服他，包玉刚、邵逸夫等香港“大王”级的人物，都以恭敬态度待他，都是“培罗蒙”的常客。每逢蒋师傅“量体裁衣”，他们不但以礼待客，热忱招待，而且用家乡话和他寒暄，以示乡党之谊，工作结束，必亲自送客，以示敬意。香港媒体还以“裁神”称颂这位红帮裁缝。但这并非特例，在红帮近两百年的历史上，已经涌现出很多名重四海的人物，诸如被誉为“红帮鼻祖”的张尚义、被表彰为“模样商人”的王才运，以及“红帮名师”顾天云、“西服王子”陆成法、“东北第一剪”张定表，“西装国手”余元芳，被周恩来称为红帮“巧匠”、“海派西服”主创者之一的楼景康，还有“三庆”、“三宝”等等。在当代，始终以“红帮人”、“当代红帮裁缝”自许、自勉、自律的盛静生等等，亦举不胜举。他们都在以他们创造的“第一”为自己勒石记功，都在以他们对中国服装现代化的非凡贡献为现代裁缝树碑立传。
红帮不是什么人包装出来的。
红帮旗下无虚士，他们以“工商皆本”作为从业、择业依据。据此，他们崇本敬业，从业必精，尽心尽职，务实立功。在他们心目中，“职业无贵贱”（顾天云语），以职业分贵贱的传统的观念已被颠覆，百业并举，平起平坐；百业同出，各显神通；人工开物，自掘财富；正当牟利，天经地义。这种职业平等意识，崇实务实的价值观，引导他们自爱自尊，以实业实功为国家民族添彩增誉，为历史增添新精神。所以，到民国时，《鄞县通志·文献志·礼俗》已经明确写下了这样的论述：“商业为邑人所擅长。”“本邑为通商大埠，习与成性，兼之生计日绌，故高小毕业者，父兄即命之学贾。而肄业中学者，其志亦在通晓英、算，为异日得商界优越之位置，往往有毕业中学不逾时即改为商。即大学毕业或自欧美留学而归者，一遇有商业高等地位，亦尽弃其学而为之。故入仕途者既属寥寥，即愿拥皋皮而终身为教师者，十之中亦不过三四。”
因为红帮创业者、承传者的敬业崇工，并且不断有所发明，有所创新，事业日益辉煌，剪上科技、衣上文化日益精彩、精博、精深，不但立业立功，而且立德、立言者日多，推出了不少服务当代、传诸后世之著述；因为他们的子孙心无旁骛，承传祖业者，第二三四五代包括大专毕业的高学历者，亦承传祖业，乐此不怠，形成那么多红帮裁缝世家；在新的时代条件下，他们又精心致思，向着顾天云当年提出的方向不断前行：“尊重本业”，“匠心独运”“学无止境”；“对于学术，必须精益求精”，从而使产品“能轶出欧而上之”；“藉出品之精良，而争得国外市场”。
由于敬业至诚，把产业、科研、教育融为一体，锐思求精，他们便能不断开拓新业绩，取得新成果。牢记祖父初出道时奉行的“家有千金，不如一技在手”原始观念，先做纤微之事，有的从为人缝补修改旧衣开始，有的是带着剪刀走街串行寻求生意的，从饭中节约、衣上省俭，有点积蓄之后，在马路上摆个小摊；日积月累，办了小作坊。继而，他们引进了美国“铁车”——胜家牌缝纫机，开办缝纫机公司，开始迈上机械化道路，开办起服装公司，确如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所描述的那样：“卖浆者，小业也，而张氏万千；洒削（洒水磨刀剪），薄枝也，而郅氏鼎食……此皆诚壹之所致。”他们的敬业之诚，还表现为致力于服装科技文化研究，开发出一套套新科技新工艺“秘诀”，并以精当的语言进行表述，诸如“四功”、“九势”、“十六字诀”等等；对本帮裁缝的“量体裁衣”原则，他们也大加创新，不再单靠尺量、“目测”，不但能远距离测出尺寸，而且能测出人的心性气质，再参照个人爱好，设制出充分个性化服装来；并且研究出“服装结构的准确的函数关系”，为服装现代化提供科学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