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彻底打破平均主义，首次提出“要建立以按劳分配为主体，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收入分配制度”。（4）首次关注“三农”问题。认为“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我国经济发展和现代化建设的根本问题”。（5）明确承诺转变政府职能，建立健全宏观调控体系，政府“不直接干预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而要通过法律制度建设建立和完善市场经济体制。
十五届三中全会（1998年10月12日）：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全会根据十五大提出的战略部署，总结了20年农村改革的经验，提出了到2010年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奋斗目标。
全会所解决的重点问题有：（1）首次明确表示要“赋予农民长期而有保障的土地使用权”。全会要求将土地承包期再延长30年。（2）首次完整地表述了党的农村基本政策。即“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经营制度，以劳动所得为主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的分配制度，必须长期坚持”。
十六届三中全会（2003年10月11日）：科学发展观
十六届三中全会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改革的重点，强调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解决了“公有”和“私有”的问题，化解了“公平”和“效率”的争论，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全会所解决的重点问题有：（1）初步破除了完善市场经济的思想和政策性障碍。首次提出“大力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使股份制成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首次提出“允许非公有资本进入法律法规未禁入的基础设施、公用事业及其他行业和领域。非公有制企业在投融资、税收、土地使用和对外贸易等方面，与其他企业享有同等待遇”。首次提出“建立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现代产权制度”。
明确提出将“建立有利于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体制”作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一项重要任务。（2）对过去经济建设指导思想、发展观的局限性提出修正，对“公平”和“效率”的关系进一步做出界定。
首次提出“五个统筹”和“五个坚持”相统一的统筹兼顾理论以及“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新发展观。（3）改革更加注重制度建设、体制创新。首次提出“取消对农民进城就业的限制性规定，形成城乡劳动者平等就业的制度”。
十七届三中全会（2008年10月12日）：中国农村改革再出发
30年间，中国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到税费改革及农村综合改革，再到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中国农村经历了历史性的变革。
面对新的发展机遇和挑战，全会首次做出明确回应：（1）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首次允许农民以转包、出租、互换、转让、股份合作等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2）完善“乡镇治理机制”。要求在党的领导下充分发挥政府、社会组织、公民等多方面的积极性，通过完善相关制度，最广泛地动员农民群众依法管理乡镇事务。（3）试行省直管县体制。充分发挥县（市）在城乡一体化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扩大县域发展自主权，增强县域经济活力和实力。
（4）户籍制度改革。逐步放宽中小城市落户条件，使在城镇稳定就业和居住的农民有序转变为城镇居民。（5）重点加快发展农村中等职业教育并逐步实行免费。要大力发展农村教育、促进教育公平、提高农民科学文化素质、缩小城乡差距。（6）健全农业生态环境补偿制度。形成有利于保护耕地、水域、森林、草原、湿地等自然资源和物种资源的激励机制。
可以说，35年来7个三中全会的中心议题与关键词的变化，折射出党对于中国经济现代化、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中国发展模式的认识在不断发展，不断深入，不断成熟。从上述7次三中全会不难看出，“深化改革”始终是贯穿其中的不变主题。这7次三中全会，有5次议题直接是与深化改革相关，2次则和农村改革与发展相关。而尤为引人注目的，则是4次关系整个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进程的全会，它们分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十二届三中全会、十四届三中全会和十六届三中全会。它们都具有纲领性意义和时代性色彩，分别标志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四个阶段，即改革的启动阶段、改革的展开阶段、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框架的阶段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阶段。
过去35年，三中全会已成为“改革”的代名词，我们透过它读懂中国改革的逻辑；未来，三中全会还是观察中国变革的历史线索。
近年来，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经济体制改革或伴生或催生着一系列其他领域的改革，这些改革包括政治体制改革、社会体制改革、文化体制改革以及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等。事实上，从十一届三中全会至今，中国从未停止过多种层面改革的步伐，包括政治体制改革。现在的中国不用说与1949年相比，即使是与20世纪80年代相比，也已发生了全方位的巨大变化。无论是国家的财富积累、制度化和规则化建设，还是普通民众的生活质量、教育水平，均发生了巨大的进步。
事实上，中国执政党堪称世界上最善于变革的政党。贯穿于历届三中全会的永恒主题便是“改革”。不止经济体制改革，始于邓小平时代的内部变革，延续至今。任期制、责任制、差额选举制等执政党内部的改革步伐一直在向前行进。以党内民主为例，中国地方官员选举的差额比例越来越大，竞争性成分越来越高；中共代表大会党代表选举差额比例、公开透明程度均在不断增加。甚至，中国执政党开始引入以党内民主方式产生高层领导人和重大决策的机制。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学者李成就认为，党内民主等内部建设不仅反映了中国的精英政治需要制度化的新规则和新规范，而且还可能提供一个渐进的和可控的中国式民主的实验。
正如邓小平所说，“所有别人的东西都可以参考，但也只是参考。
世界上的问题不可能都用一个模式解决。中国有中国自己的模式”。换言之，世界上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世模式。当然，中国模式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中国体制模式的形成可能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中国政治经济发展的风风雨雨和执政党内部的经验教训，都将是改革的动力。
读懂中国，先要读懂中国改革的事实，读懂历次三中全会传递出的信号与其中的逻辑。
全面深化：十八届三中全会与中国新改革经济学的奠基
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起点，经过7届三中全会后，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又掀开了中国改革史新的一页。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这在党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是我国改革发展事业在历史新起点上进入全面深化新阶段的重要标志。
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和“全面推进党的建设”，勾画出全面深化改革的路线图和时间表，会议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成为35年来首个对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总体部署的纲领性文件，揭开了中国新改革周期的序幕，也为中国新改革经济学正式奠基。
“全面深化改革”标志着中国新改革周期拉开序幕
“改革”是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的共同意志。从2012年11月7日至11日习近平总书记的南方考察，到2012年12月31日主持第二次集体学习，强调改革开放是一项长期的、艰巨的、繁重的事业，必须一代又一代人接力干下去。可以说，关于改革的新共识已经达成，新一轮改革开放已经蓄势待发。
与30多年前的改革相比，新一轮改革的难度和阻力更大。时至今日，改革进入攻坚期，新旧问题交织、利益主体多样；改革越深入，就越要触及深层问题、体制弊端，各个领域的改革越是相互影响、相互推动、相互制约。作为一个庞大复杂的系统工程，任何一项改革举措都会对其他改革产生影响，每一项改革又都需要其他改革协同配合。面对这种形势，推进改革不能囿于一隅、执于一端，不能只是“马走日，相走田，炮打一溜烟”。零敲碎打式的调整，往往事倍功半；单兵突进式的改革，常常举步维艰。只有坚持全面改革，让各项改革综合配套、协同推进，才能在良性互动中形成整体合力。
一年前，中共十八大明确提出了“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即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新中国成立100周年时基本实现现代化，并进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开国领袖毛泽东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概括为两大阶段任务：
一是争取国家独立、民族解放；二是实现人民富裕、国家富强。完成第一个任务，中国用了100年多一点的时间；而完成第二个任务，中国要再用100年时间。1978年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开辟了“中国道路”，使中国实现历史大转折，摆脱濒临崩溃的危局，30余年后奇迹般地跃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然而，资源环境约束的紧张、民众利益诉求的多元、国际竞争压力的倒逼，使传统发展方式的空间几近穷尽。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前的一段时间里，各方面释放的密集信息中，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文明体制和党的建设制度的改革深化，均在会议议题之中而无一缺席，细到诸如财政、金融、价格、国企、保障、简政之类具体环节，范围之广、力度之大为历史空前。随着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我们迎来了又一个新的历史性转折——通过全面深化改革，成功推动经济社会转型，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全面开启“发展升级版”和“奇迹第二季”。
站在当下的历史节点，距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时间表仅余6年，距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间表还有35年。“改革盛会”——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中国进入向目标冲刺和决战的历史新时期。会议成果不仅决定中国未来较长时期发展，亦将深刻影响世界政治和经济格局。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深入研究“全面深化改革”的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明确提出总体方案、路线图，不仅为开辟“全面深化改革”的中国新局面奠定牢固基石，也标志着中国新改革周期正式拉开序幕。
“攻坚期”“深水区”是对中国即将掀起的新一轮改革的形象描述。
这意味着，阻力最小的路径已非最优的路径选择，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必须拿出更大的勇气和智慧，才能使堡垒式的、漩涡式的体制机制障碍和利益固化藩篱一个个地破除，不断趋进成功的彼岸。过往35年的实证研究表明，中国共产党已经积累了丰富的改革知识经验、认识到了改革内在规律，不会为风险所惧、不会为干扰所惑，其会给国内外以信心，拿出更加注重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蕴含着“最大公约数”“黄金平衡点”的全面深化改革总体方案。事实上，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履新以来，围绕改革这个决定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和决定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招，上下求索、全面突破，形成了日渐清晰和完整的新的改革思路，尤其是着眼于十八届三中全会，展开了前所未有的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总体研究，以统筹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五大领域的体制改革为重点，以机构改革和政府职能转变为抓手，在加强市场体系建设上迈出了最大步伐。2013年7月，习近平首次论述了全面深化改革的“五大关系”。他强调，把握全面深化改革的内在规律，特别是要把握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关系，处理好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的关系、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的关系、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的关系、胆子要大和步子要稳的关系、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总体而言，一个带有鲜明“新改革经济学”特征的思想体系正在孕育，并将由此开启中国经济提质增效的“第二季”。
全面深化改革，才能凝聚起广大人民群众对于改革的共识，这是我们党带领人民在中国道路上开拓新境界的重大抉择。当前，在总体目标指导下，尤需增强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通过各个领域的改革联动，提升全社会的造血功能，让社会活力迸发，发展成果更加惠及全体人民；让改革更充满动力、更富有效率。三中全会提出的“要紧紧围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等“六个紧紧围绕”，全面勾画出未来一个时期改革的内容和路径。我们只有聚合各项改革的正能量，形成推进改革的强大合力，并在全面深化改革中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才能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快速而健康地发展。
三中全会实现了中国改革理论的重大创新
中国的改革，在顶层设计之外，还必须有顶层理论、顶层思想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