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11月，山东兵团挥戈南下，参加了淮海战役。
12月15日，中野在双堆集全歼黄维兵团。中央军委和总前委连续发出关于加强火线政治攻势的指示，谭震林把这一工作全部交给谢有法去抓。谢有法迅速向各纵队政治部提出火线政治攻势的措施和要求，并到基层进行动员，保证部队士气始终旺盛。
在谢有法的组织下，部队人人都做政治宣传员，从思想上解除敌人武装，各部队利用多种形式，把政治攻势搞得热火朝天。
1949年1月2日，华野下达总攻令。谢有法昼夜都在作战室里，与谭震林等兵团领导共同研究，调兵遣将。1月6日下午，夕阳把淮海平原的积雪抹上一层淡淡的金黄色，淮海战役最后一场高潮大戏拉开了帷幕，当万炮轰鸣之后，我军如下山猛虎，直扑敌群。作战室里的谢有法眉宇舒展，声音沉稳，嘴角挂着胜利的微笑。1月10日，淮海战役胜利结束，国民党名将杜聿明也被俘获。
1949年1月下旬，在全军大整编中成立了第九兵团，宋时轮任司令员，郭化若任政委，覃健任参谋长，谢有法任政治部主任。
九兵团刚成立就移师长江边，接受渡江作战、进军江南的任务。
九兵团攻入上海后，不入民宅，露宿街头，谢绝馈赠，秋毫无犯，保护上海人民和外侨的生命财产，深得民心。这是人民解放军给上海人民的见面礼。作为主抓政治工作的首长，谢有法付出了巨大的心血。
上海解放后，九兵团奉命警备上海，对于多年疆场厮杀的部队，这是个严峻的考验。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扬言，共产党在上海这个大染缸里，将是红的进来、黑的出去。电影《霓虹灯下的哨兵》正是当年九兵团所亲历的故事。在警备上海的一年里，谢有法在错综复杂的局势下夜以继日，废寝忘食，坚守在部队政治工作的第一线，严格执行入城纪律，为稳定上海、保卫上海做出历史性的贡献。
朝鲜战争的爆发使形势突变。1950年10月，九兵团奉命北上，重返山东。在火车上，谢有法组织各部队开展生动灵活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动员和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
10月29日，朱德总司令亲临曲阜，对全兵团团以上干部作政治动员。11月中，九兵团开赴鸭绿江边，因美军狂妄推进，九兵团不得不仓促入朝，来不及换装防寒就投入战斗。宋时轮在过江前分析过敌情，他专门给高岗打电话，要求兵团推迟两天，换好装再过江；他还要求直接向毛主席打电话请示。高岗不同意，仍催促宋时轮按原计划入朝。九兵团的20军、27军大部没换装就仓促过江，突遇寒潮，大雪封路，全兵团因冻饿原因非战斗减员高达3万人，远超过战斗减员，这是九兵团入朝参战之初最令人悲痛的一页。谢有法洒泪写下日记，详细记述了当时全军陷于困境、战士活活冻死的惨状，他内心的痛苦难以言表。九兵团在如此严峻的考验下仍发扬大无畏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在彭德怀司令员的统一指挥下，激战一个月，取得巨大的胜利，在朝鲜东线战场上站稳了脚跟。谢有法在朝鲜前线五年，前后协助宋时轮、王建安、陶勇、王必成等兵团领导参与指挥了第二次战役至第五次战役、阵地坚守防御和夏季反击战役，他领导的兵团政治部发挥了我军政治工作的强大威力，保证部队战胜世界最强之敌和朝鲜半岛恶劣的气候，直到最后的胜利。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特授予谢有法将军一级、二级国旗勋章。
从八年抗战到朝鲜战争，在近20年的漫长岁月里，谢有法征衣未脱，征尘未洗，南征北战，驰骋疆场，成为我军政治工作的优秀领导者。
四、失误与反思
1955年，谢有法由朝鲜奉调回京，在总政治部任组织部副部长。9月，38岁的谢有法被授予中将军衔。
谢有法并不安心于总部机关工作，他老是想去学习，还为此上书彭德怀。1956年底，彭总批准他进中央党校研究班学习。谢有法喜形于色，他对已从中国人民大学毕业的贺伟说：“这一回该轮到我提高一下了！”
1957年11月，谢有法从中央党校学习结业，他万没想到，军委首长分配他去全军最高技术学府任职，心里有些忐忑不安，对贺伟说：“我这个放牛娃出身的当兵人，做梦也没敢想跨进大学的门槛，这一下可好了，让我去和大知识分子打交道，我心里没有底呀。”
贺伟鼓励他说：“不懂就学嘛，好在有陈赓院长掌舵，刘居英副院长又是咱们在山东根据地的老战友，你就大胆去干嘛！”
在“一天等于二十年”的“大跃进”年代之初，谢有法走马上任，第一次来到北国都市哈尔滨，迈进名扬全军的军事工程学院。刘居英、徐立行、张衍、李懋之等院领导到火车站热情地欢迎他，谢有法兴致勃勃，当天就请刘居英陪着他到学院各机关和各个系转转，和干部们见见面。学院宏大的规模令他心情激动，老战友刘居英的热忱周到又让他深感欣慰。他不禁豪情满怀，暗下决心，就在这所大学里好好干一番事业吧。
毕竟是初来乍到，谢有法将主要精力放在调查研究上，他渴望尽快熟悉情况，每天到基层和机关看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学院当前的主要工作，例如干部和学员下放、红专大辩论、右派分子的定案、第一期学员毕业，等等，都由刘居英等院领导去管，他表示支持就是了。
一开始，谢有法在一些政策性的问题上还比较谨慎，比如大批学员下放的问题，他就反对有人把“中右”的材料塞进下放学员的档案中。在3月4日的党委扩大会议上，他说过：“对中右要严格审查，要注意一贯的还是偶然的，要注意和历史条件联系起来，尽量要求准确。”“中右这个结论就不要带到农场去了，就说是上山下乡锻炼就可以了。”
看了一个多月的大字报，谢有法深感哈军工的问题不少，应该好好整顿整顿。2月份，总政已要求全军立即开展以反浪费、反保守为中心的“双反”运动；3月初，党中央又发出《关于开展反浪费反保守运动的指示》。另外，全国高校的勤工俭学运动热火朝天，哈军工也不能当观潮派呀！他又想起“反三风五气”的任务，中央指示要“揭露干部思想作风上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以迅速打掉官气、暮气、阔气、骄气和娇气”。哎呀，还有呢，总政规定的整风运动中的八项整改任务也得完成呀。这运动连着运动，任务套着任务，压得谢有法头昏脑涨，他对刘居英和张衍说：
“我看召集一个四级干部会吧，把我们没有完成的任务一勺烩，一揽子解决，否则一个一个地补课，一个一个地赶任务，我们就总是处于被动的局面。”
院党委同意谢有法的提议，决定于4月初召开院、系、专科、年级四级干部的大会。这是谢有法上任以来第一个由他主持的重要大会。
4月4日，谢有法在军人俱乐部向四级干部们作动员报告，他在总结哈军工“双反”运动的成绩时非常高兴地肯定了全院人员的跃进精神：“不到20天，大字报贴了25万余张，展览会达216处，全院人员从四面八方向浪费保守现象展开猛烈攻击。”关于如何开好四级干部会议，谢有法说：“总的精神就是要解决领导问题，解决领导干部的思想、作风、工作方法问题，会议的目的在于整顿‘三风’，提高思想；打掉‘五气’，鼓起干劲；调整关系，增强团结；又红又专，全面跃进。会议的开法是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要运用整风运动中所创造的社会主义民主的新形式来横扫五个‘邪气’，猛攻三个‘坏主义’，彻底反掉浪费和保守现象。要求所有到会的干部要有破旧我，立新我的决心，本着‘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自我批评，闻过则喜’的精神，掌握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的原则，毫无顾虑地深入揭发，提出问题，开展争辩……”
然而，会议进入大鸣大放阶段不久，出现了戏剧性的变化，在哈军工又重演了一幕反右运动。
4月中旬，会议的风向大变，会议的民主气氛已消散一空。四级干部们由给院领导提意见转而批判起五系三位科主任的“反党右派言行”。这三位科主任即少校林铁锋、中校高峰和中校赵志善，是清一色的“三八式”抗战老干部，都有光荣的革命历史。他们做梦也没想到自己居然会被打成“右派”。
四级干部会上“枪打出头鸟”，同时又重点批判了炮兵工程系主任赵唯刚。
老资格的赵唯刚不是没有错误和缺点，但对赵唯刚的批判同样存在无限上纲的问题，院整风办公室甚至把赵唯刚在解放初期的自我鉴定材料从档案中翻出来供大家批判，这就不是与人为善而是存心整人了。
5月1日，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任命谢有法为学院的政治委员，同时免去陈赓兼任的政委之职。
6月9日，开了两个多月的四级干部会议结束了，谢有法以“收获与教训”为题，做了长篇的总结报告。他宣布停止林、高、赵三人的党内职务，同时报请总政，要求停止赵唯刚的院党委委员的职务。
7月8日，哈军工向总政上报了“党内右派分子”林、高、赵三人的材料，出乎谢有法的意料，不久总政复函哈军工，不同意把林、高、赵划为右派分子。这又是一个戏剧性的转折。谢有法阅过总政的复函后双眉紧锁，陷入深深的思索之中。
1958年5月27日开幕的军委扩大会议，在毛泽东的指示下，以反教条主义作为会议的中心内容，把反教条主义上升到“两条军事路线斗争”的高度，一场声势浩大的激烈的政治运动冲击全军。
8月12日至11月28日，哈军工召开学院第一届第二次党代表大会，贯彻军委扩大会议精神，以反教条主义为纲，总结五年工作和整风运动。有中央军委扩大会议“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为样板，大会很快找到斗争的主要靶标——主管全院教学科研工作的教育长徐立行。党代会迅速形成一个狠揭猛批、万炮齐轰徐立行的火爆场面。
高压之下，哈军工的院部系领导干部人人检查个人错误，众口一词猛批徐立行。
9月底，总政领导带领工作组来哈军工蹲点，他在全院大会上点名批判徐立行。
作为大会的主持者，谢有法以“一身清白”的心态对哈军工来了一个“总清算”。
他不了解建院之初陈赓领导“两老”办学是何等艰辛，学习了苏联的经验才得以在一年之内举行开学典礼，有一点教条主义是难免的。他不体谅徐立行兢兢业业抓教学，苦心孤诣保教学，成绩应是主要的。诚然，在中央“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埋葬教条主义”的统一指挥下，在总政领导亲临学院的形势下，一贯服从命令、视组织观念为生命的谢有法坚决执行军委反教条主义，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他对徐立行的批评态度有点过火。
11月22日，谢有法作大会总结发言，虽然他简短地说，“学院的成绩是主要的、基本的”，但他指出“院党委领导工作中犯了严重的教条主义错误”，“造成的损失是很严重的”，“首先就是对于徐立行同志的资产阶级教学思想和教育路线的错误没有展开尖锐的、群众性的批判”。
徐立行由此被戴上了“资产阶级教育思想和教育路线”的大帽子。
秋去冬来，哈军工这场反教条主义大战终于画上一个歪斜的句号。
历史证明，谢有法初到哈军工的1958年，在无法超脱的大政治环境下头脑发热，身不由己，犯了两个“左”的错误；但是，谢有法的可贵之处在于他在晚年能认真反思自己，一旦认识到自己错了就老老实实承认错误，改正错误，绝不文过饰非，诿过于人。这是很不容易的。
1959年的庐山会议，让谢有法震惊不已，他素来敬重的老首长彭德怀和黄克诚无端身陷冤海。他感到困惑、惆怅、无奈和痛苦，内心产生“昨日功臣，今日祸首”的感慨，对“左”倾路线有了初步认识。此后，他虽然不得不执行上级的指示，但从他在哈军工的表现看，他头脑越来越清醒，处事越来越冷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