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我与朔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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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7章 朔师情怀

张博文

我于1961年考入朔县师范。重阳节那天,我背着行李,步行70多里来到学校。那年中师招生三个班,23班、24班、25班,我被编到24班,班主任是李尧老师。经上届校友的带领进入宿舍。从此开始了三年的学习生活。

师范生培养目标是毕业后做一名合格的小学教师。学校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使受教育者在德、智、体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劳动者。巩固专业思想教育是学校的一项重要工作。党委书记李殿元、校长刘志英定期为学生作报告,讲国内外形势,讲教育发展的重要性,讲小学教师无上光荣、受人尊敬,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要学生们既来之,则安之,又红又专、全面发展。“要做人民的先生,先做人民的学生。”为人师表、做人表率。还用头悬梁、锥刺股、孟母择邻、贤妻断杼等故事,教育学生刻苦学习、掌握技能。当时毛主席发出了“向雷锋同志学习”的号召,全校师生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学习雷锋同志事迹、学习雷锋同志日记活动;学校还以全国模范小学教师张瑾瑶同志的事迹教育学生,忠诚党的教育事业。每次讲话后,学生们都要认真讨论发言,各班发倡议、表决心、提挑战、忙应战。

师范老师们的敬业精神令人非常敬佩。我们记忆中三年的学习从未出现过空堂。各科的作业全部批改,备、讲、批、辅,十分认真。语文老师除了授课本知识,还有语文作业,每周一次作文、周记,毛笔字天天写,这些作业全部批改。那时的教材相对稳定,本学期老师们已把下学期的教材全部熟悉并写好教案,开学后集中研究教法。我们班的数学老师张国琛,年过半百,属雁北地区的名师,身体不太好,可是他一登上讲台,便精神抖擞、声音洪亮、面带笑容,讲授知识深入浅出,不仅教给学生怎么解题,还要教给为什么要这样解。记得教我们解三角函数时,每节课总要把那几个公式写在黑板左上角,不等这部分内容讲完,我们就把这些公式记得滚瓜烂熟、运用自如了。

同学们的学习也很刻苦,当天的作业当天完成。那时作文、周记要求用毛笔字写,当堂交卷。学生们均能按要求做到。星期天教室里也是座无虚席。有的老师称赞说:这届学生真服了,不管布置多少作业也总要完成。晚自习时校园里一片寂静,各个教室灯光通明,每四个人一盏煤油灯,前后两个双人桌并在一起,共同照明。

那时学生考试很平凡,有月考、期中考、期末考。学生的成绩评定:月考占30%,期中占30%,期末占40%。

六十年代初,我国正处于困难时期,学校的生活条件是比较艰苦的。学生每人每月10元钱的助学金,学校统一管理支配,伙食费每人每月7元,其余为课本、抄本、取暖、电影等支出,不用学生从家里拿钱这对于周围的农村娃已是十分幸福了。每人月供33斤粮,15%的细粮,其余为粗粮。蔬菜很少,大部分是学校自产的。学生每10人一组吃份饭。记得一个星期天,请假回家的人多,学校没有停伙食,一个同学竟然吃了七个高粱窝窝头,传为笑话。因为平常每人只分一个。

我们住的宿舍全是土炕,一个家住七八个人或十几个人不等,按家大小分一灶或两灶。到了烤火期,按灶每周发炭,每天只烧一灶火。家里温度很低,经常会出现湿毛巾冻硬,脸盆水结冰等现象。

学校认真贯彻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开展勤工俭学。学校农场春种夏锄秋收,田间管理都是学生操作。学校负责生产的员工仅一两人,只做任务安排指导检查。当时学校有农牧场,种地也较多,校园外种大田作物,校园内按季节种植各种蔬菜,以保证伙食。当时学校里果杏树多,树底下也栽种青菜。劳动中最脏的活是掏厕所。学校的厕所是洋人搞得,很难掏,往往会弄得一身粪,即使这样,同学们也从不发怨气,还乐哈哈地说:“没有大粪臭,哪有五谷香。”记得毕业离校的前一天,我们为学校收割油科作物,还是一样认真负责,身后丢了几株,还要返回去拣起来。

学校在管理方面相当严格。学生的日常学习生活基本是一条线:宿舍—教室—操场。学生们无事不出校门,也不到校门口逗留。学校有团委会、学生会,班里有团支部、班委会。大的活动由校团委、学生会安排,班委会团支部实施完成,到时检查、评比,并将评比结果公布。每项活动同学们的积极性很高,生怕自己班里落后,形成了积极向上的氛围。当时的媒体没有如今先进,宣传主要靠黑板报,学校把校园所有的黑板分给各班,定时换版面。稿件由各班通讯组提供。黑板报办的形式多样,内容新颖、丰富,引来众多学生观赏。学校还安排值周班,负责检查学生的生活纪律和卫生情况。每周一由学校的生活督导员老师和学生会,在小广场集中全体学生进行总结训话。各班对此十分重视,就担心在这种场合批评自己的班级。班里某个方面或某个学生一旦被点名批评,其他所有同学都感到脸红汗颜。正因为学校的纪律严明,才使学生养成了遵守纪律的自觉性。当时学校的桃、李、杏等果树很多,果实成熟后掉下来,学生看见只是拣起来放在窗台上,或交给学校,从不自己吃掉,这一点也不夸张。

学校的课外活动丰富多彩。如每年一次的校运会,不定期的篮球赛、足球赛、歌咏比赛、诗歌朗诵等活动,全部由班级组织,有时老师也提供资料,提一些指导性意见。我们班演出的《七一赞歌》就是李尧老师编写的,由李尧老师和高济民老师共同指导排练的。我们班还演出过晋剧片段《杨六郎斩子》、自编自导的《实习见闻》等,在演出中多次赢得师生的热烈掌声。

学校对实习工作也很重视。二年级时我们轮流到附小整日实习,跟班体验小学教学工作,随堂听附小老师讲课,为学生批改作业,和学生活动在一起,学习在一起。三年级老师带领我们到学校附近南泉村小学听课。最后一个学期,学校对应届毕业生提出:要面向山区面向农村,到最艰苦的地方,实习要体现这一方向。我们班被派到朔县利民。同学们背着行李,徒步爬上榆七岭,来到利民学校;后又分成七个小组,分赴各个小学。我到了安子坪学校,住窑洞、吃派饭,教学之余,帮助村民锄地、割草、打柴、挑水、扫院等,还动员失学儿童重返学校。当一个月的实习结束时,我们又为各个实习点的村民组织了小型晚会,演出文娱节目,受到了当地群众的一致好评。

毕业座谈会上,班主任李老师为我们赠诗一首,时隔近半个世纪,我至今还记忆犹新:

五十婴儿聚一堂,受党培育同成长。

三年同窗一日别,待看诸身上红榜。

这赠言是对我们三年来学生生活的总结,也是对我们今后工作、成长的指导和希望,更是对我们每个人的鼓励和鞭策,使我们终生难以忘怀。

离校的前一天,李老师告诉我,让我留在师范附小工作。当时我非常惊喜,因为这是我做梦也没有想到的。

三年的学习生活结束了,我不禁发出无限感慨:小花吐出芬芳,靠辛勤园丁的培育。师范的“园丁”红烛风骨、执着精神,用人格引领人格,以智慧点燃智慧,用心良苦,铺就道路,这种大爱永驻我的心田。

1964年7月30日,我到附小报到,任教直到1975年。

附小属师范领导,人事调动、任免由师范决定,是师范的一个单位,相当于一个科室,只是经费相对独立。福利医药费由师范统一管理。附小教师不足,常由师范老师代课。当时附小有教职工二十三人,八个教学班。六年级双班,其他年级是单班。生源是教职工子女,新安庄村民子女。五六年级学生吸收附近村里的学生。学生大部分跑校,较远的学生(大莲花村、北旺庄农场等)住校。

附小的教职工(一个炊事员除外)大都是留校生,工作认真,十分敬业,有吃苦精神。为了教育好学生,老师们经常到村里家访,遇到天气有大的变化,学生不能到校,老师们就分组下到附近村里为学生送课上门。这种做法使学生和家长很受感动,家长自觉和学校配合,共同教育好孩子。每年升初中考试,学生升学率在朔县排名第一,多次受到师范学校、县里有关部门的表扬。

附小的老师在音乐方面都有“两下子”,吹拉弹唱人人能行。每到晚饭后,同志们聚在一起,要进行一番音乐合奏,吸引了不少村里的年轻人也参与这一活动,那场面真是其乐融融。我们还组织学生排练文艺节目,利用星期天节假日带领学生为附近村民演出,宣传党的方针政策。

1975年至1984年我在师范教语文兼任班主任,并担任语文教研组组长,先后代32班、43班、52班(后改为93班)、113班、125班。所带班多次被学校、地区、省里评为先进班集体,我被评为全国优秀班主任,获金质奖章,由省劳动竞赛委员会记三等功。

1984年至1990年底,我担任附校(增设初中后由附小改为附校)副校长、校长、师范党委委员。1990年底任师范副校长,负责学校财务、后勤、新校迁建等工作。在学校的迁建工作中,尽管前任领导做了大量工作,立下汗马功劳,但因朔州市刚“建立”,师范由雁北划归朔州市,延误了迁建投资的极好时光。因为师范的工程定为省市两家投资,当时省里的资金投入重点已转向中等职业学校,资金由原来省里负担60%变为40%,市里承担60%。朔州市是新建市,资金十分紧缺。市里资金不到位,省里的资金也不给下拨。因此学校领导把落实资金作为头等大事,齐心协力,不辞劳苦,顶酷暑,冒严寒,跑省城,求市里,落实计划,落实资金。其间深深体会到个别领导的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有几次我们刚进门,立马被推出门外,连说话的机会都不给。即使这样,过上几天,我们又去找人家。因资金不到位,使工程多次停工。我们想方设法找关系,托熟人让企业作担保向银行贷款,才解了燃眉之急。经过四年努力,1994年师生终于搬入新校,尽管我们设施很不完善,还是为师生带来了喜悦。时隔16年,师范又一次迁入新校,校舍更宏伟宽敞、设备齐全。师生心情更舒畅。

社会在发展,朔师在发展。从三尺讲台到多媒体教学,从一二百学子到五六千人,从肩挑吃水到开关自来水,从平房火炉到高楼暖气,从马拉胶车到广州本田……我是师范的学生,又是师范建设的参与者,也是师范发展壮大的见证人。我坚信,在新的形势下,师范一定会创新奋进,更加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