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悬梁，锥刺股。挂角读书，凿壁偷光。车胤囊萤，孙康映雪。这些刻苦读书的例子被乡村社会树为榜样。“孤村到晓犹灯火，知有人家夜读书。”乡村民居村落里那些日后将成为国家精英的士子，营造出别样的乡村风景，这些人有的是豪门世家，更多的则是寒门子弟，但在科举制度面前，他们都处于同一条起跑线上。乡村社会，从宗族到家族的积极性被调动起来，将巨大的热情倾注到乡村文教建设上。乡村社会的每一个角落都揣着“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梦想，少年初登第，皇都得意回，禹门三尺浪，平地一声雷。这个梦想化为一场又一场传奇好戏，伴随着激动人心的喜悦在乡野山居次第上演。
前些年，我有一个朋友搞陈永贵的专题片，写脚本，发现了什么新大陆似的，说永贵大叔是中国五千年来第一位农民宰相。我一看就笑了。数千年来，从田野登上庙堂的精英士子，哪一个鞋帮子上不沾着泥土？又有几个不是传统的农民？
张：这样的话题，应该非常有意义。西方当今这一套保障民主自由的制度建造起来之前，中国的文官政治成为当时全世界最先进的政治制度。“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不是纸上的诗句，曾经是活生生的事实。历史上，布衣而取卿相者，比比皆是。平民子弟，通过察举或是科举，进入国家官僚队伍，形成了“君臣共治天下”那样的格局。这样的客观存在，形成了对帝王独裁的强力制衡。
与科举选官的古老体制相比，如今的干部是怎样的一个选拔程序？不在我们的对谈范畴，我们来个“子不语怪”好了。我们希望的是，不要人为将自己民族的历史全部抹黑抹杀。礼失求诸野，如何遴选人才、入仕者如何从政，本来就是古礼的重大内容，这里面可资借鉴的东西非常多。
鲁：科举制度的影响，具体体现在乡村建筑中。前面我们说过广大乡村有村必有庙，无庙不成村。而庙宇中间，关帝庙、文昌阁是最普遍的重要建筑。关庙倡导忠义仁勇信，文昌则关乎一村文脉。与文昌阁相呼应，尚有魁星楼。这两座建筑，规制或有大小，但位置无不醒目。有的建在公共空间的中心位置，有的以阁楼形制悬置于村落主干道街巷之上。有实力的村落，乃至要花大力气仿照州县城建规制，建造一座缩小版的文庙。文庙里专供孔圣，与文昌阁、魁星阁配合起来，在村落空间视觉到心理启迪，给人以润物无声的潜移默化。
像孙家村那样拥有独立“书房院”的村落并不在少数。即便不是专门建筑，每一个村子也会想方设法让子弟有一个诵读诗书的地方。前年曾有一位在呼市居住的老人回乡，他上了我们村的护城楼后，百般感慨，他说小时候几户人家集资，曾共同延请一位塾师在这里教过书，他在楼上读书一待就是五年。抗战军兴，老人随父出口逃到绥远，上的是傅作义创办的绥远奋斗中学。
我大学毕业教书，校园所处曾是河曲城关富户聚集之地。四合院院连院，虽经过战火洗礼，但当年建筑规制大致还在，每几户必有一个书房院。事实上，山西民居村落，学堂建筑必不可少。或作为私家宅院的配属建筑，延请塾师教育本家子弟；或者，独立于民居建筑之外，作为村社公共学堂，供本村子弟进学就读。有的还收外村子弟来学习，我曾在你们盂县一个村子看到一段残墙，上面有“义塾”两个字，想来就是这样的建筑。
风气绵延习染，乡村人当年对文字崇拜有加。凡带字的只张片纸都不允许随便丢弃，更不可以随意亵渎，家居院落的某一墙壁要筑一小小窑阁，专供焚烧字纸之用，窑阁额首，镌有“敬惜字纸”四字。村落庙宇和学堂、书院，则建有惜字亭，学子必须将用废了的纸张带到惜字亭前，恭恭敬敬点燃，仿佛让文字在火焰中得到重生。
耕读为本，诗礼传家，化民成俗。文教兴，巫觋止。子不语怪力乱神。科举当是正途，其他则为左道，乡村社会的浓厚文教传统从另外一个层面保证了乡村的理性秩序。
张：科举制度布衣而取卿相者毕竟是少数。但因应这一制度的存在，以科举为功利目标的广大民间私塾，却生出了超越功利的意义。孔子倡导的富而教之，果然达成了“务民之义”的效果。广大民众尊师重教，懂得礼义廉耻，这是一个多么文明的伟大民族。有人说，重要的任务是教育农民，有人说，要改造中国的国民性，只是传统文明不合某些人的要求罢了。
城乡二元化已然多年，乡村的败落，近几年变得格外突出，败落的速度愈加惊人起来。几十年来，从乡村考取大学的农家子弟数量不能算少。他们中一定有人早已步入仕途乃至身居高位，读书考学，除了改变个人命运之外，还报反哺乡野的情形，较之过去却是太少了。
父辈读书的冬学，只留下一个传说。我这一代读书的小学，只剩下几段残墙。我们父子出钱赞助过的新建的小学，没有了一名学生。
有个张石山，尚且能够多少说说当年红崖底的文教历史，追述一点尊师重教的村下传统，往后，会有谁也说说什么吗？而他又能说出些什么呢？
鲁：是啊，聊以自慰的是我们至少还能说点什么。
我就干脆再敞开来，说得宏观一点。山西历史上的官方办学一贯非常突出。春秋时代有孔门高足子夏在西河即如今山西晋南讲学授徒；汉代有郭泰罢官回乡办学；隋唐时代有著名的文中子王通，于河汾聚徒授业，来自各地的门徒达千人以上。进入明代，与晋商崛起同步，山西省官办学堂数量始终居全国第一位；到清代，山西各县学堂数量猛增，日后统治山西三十八年之久的阎锡山的家乡五台县，散落于各民居村落的学塾达二百多所，入学人数达三千多人。
官学之外的私学，更不可小视，遍布全省各地的“书院”，该是个中翘楚。有名的如平定州的冠山书院、石楼书院，太谷凤山书院，平遥超山书院，汾阳卜山书院，这些有名的书院，不过是山西明清两代众多书院中的数所而已。山西从辽代开始创办书院，到明朝山西书院共达七十五所，到清朝末年，全省书院的数量增加到一百六十九所。几乎每一个县有一座书院，就连偏远的河曲县，还有一所拥有百年历史的河阴书院。
书院高于散落于村落民居的学堂和私塾，建筑格局与学术程度绝非普通学堂可比。设有讲堂、学舍以及藏书楼，有着浓郁的学术气氛。延请博学硕儒担任山长、院长，授业解惑，切磋学术。当晋商的脚步踏遍欧亚大陆的时候，山西出现了如傅山、阎若璩、白孕彩、戴廷栻等博学多才的大学者，还有通过科举荣身、位高权重的学问家陈廷敬、祁寯藻、徐继畬等朝廷名臣。清朝初期，山西不仅是富可敌国的晋商故里，而且是全国的学术重镇，江南大儒顾炎武慕山西浓厚的学术氛围，涉江渡河来到山西，游遍晋山晋水，去世之后葬在了司马光墓旁。1902年，山西大学堂正式成立，为近代中国最早创办的三所大学之一，是中国省一级创办的第一所大学。
张：顺民滔滔不绝如数家珍，说出了我们山西关于文教的若干史上辉煌。
我虽不是教员，但有时会想一点关于教育的话题。一个应试教育，什么都统一，将老师和学生都束缚住了。山西的教师，无论教语文还是历史的，把你上述这些有关山西文教的常识，给学生们讲授讲授，有何不可有何不好有何不妥呢？恐怕这也是很难办到。教育不是给人插上翅膀，倒是给人套上了锁镣。于是，我们不得不相信“学术在民间”，我们还是只得“礼失求诸野”。
鲁：礼失求诸野，其实正说明宏观概念的教育尚存在着高考指挥棒之外的各种可能。
我记得你让张溥从小背诵《三字经》，两三岁的小人儿背得滚瓜烂熟，她十二三岁就能做一手好文章，这无疑是来自另外一种教育的成果。我宁可乐观地认为：尊师重教的传统，流淌在我们的血脉之中，续而未断。
张：你们护城楼紧靠县城，恐怕难以抵挡城市的扩张拆迁；我们红崖底偏僻山沟，恐怕也暂时无法转捩日益破败的趋势。回到我们对谈的本题主旨，故乡大地曾经负载的历史不会消亡，曾经氤氲在村庄上空的文明气息不会消亡。至少还有我们两个在，这叫“人还在，心不死”。
拿我们省作协所处的南华门来说，比起大学、社科院等文化人相对集中的单位，我们巷子里走出的大学生、留洋生、博士生所占比例是最高的。这绝不是偶然的。这儿聚集了许多有担当的文人学子，仅就教育子弟后人这一条而言，大家人自为战，战果堪称辉煌。文明的传承，包括尊师重教的传统存在，以我们难以深究不可量化的方式在起作用。
鲁：前面你谈到农民们培养子弟不易，我曾经做过一些具体调查。在进入21世纪之后，农家日常的最大支出就是教育，可以占到一个农户全年收入的百分之六十以上，这还仅是基础教育。如果子弟考上大学，那负担就更重了。我有一个朋友，他家在我们县南部山区，地广人稀，他和他弟弟考上学校之后，娘老子两个人把别人撂荒不种的地包种了不少。种了多少？种了整整一百亩；种了几年？种了整整四年。有一次我同他一起回乡收割庄稼，远远看见山梁上老两口背着比他们身量大几倍的庄禾，缓慢移动的身影在秋天的天穹之下特别显眼，朋友不由得珠泪滚落双腮。
我们那一个人口不足十三万人的蕞尔小县，县城人口由本世纪初的不足两万人，在短短的十年间，常住人口达到将近十万。城镇化口号之下，政治、经济、文化诸多资源大踏步从乡村撤出，乡下人不得不离别家乡进入城市，租房赁屋陪子女读书上学。而教育产业化之后，又将农民的教育投入放在与城市人口一样的水平线上，其负担之重可想而知。
要知道，教育仍在产业化，大学生毕业之后就业的形势仍然严峻。尽管如此，底层广大民众到底不甘舍弃供子弟高考读书走出乡村这几乎唯一的通道。有如飞蛾扑火，这不能不说是另外一种悲壮。
张：文峰塔可能垮塌，魁星楼可能拆毁，广大民众向往文明的心志永在，古老的乡野传承千载的文明灯火不灭。
我读小学的药王庙的庙院里有几块残碑。其中一块残碑，提到了“学堂地”。在我们红崖底的所有耕地中，老者们还能指出那块具体的学堂地。地块不大，面积三亩出头。那曾是建国前村中公有的专用土地，其出产专供村中学堂花用。
冬学不存，小学破败倾圮，那块残碑也终将字迹磨损的吧。但学堂地的名堂还在，留在人们的记忆里，留在我的文字记录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