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夫子兴办私学，传授经典，打破了上古“学在官府”的既定格局，开创了中华民间教育风气之先河。从此，代代读书人学而教之，培植了“学术在民间”这一世界文化史上独一无二的奇葩。而无论官办太学、州府庠序，还是民间私塾，先生传授、学子捧读的，首先必然是四书五经。于是，服膺仁道、鼓吹仁政，成了广大士君子自觉尊奉的天职。换言之，传统学术关乎世道人心，读书人秉持民间立场、主张民本思想，天然地成为了大众百姓的代言。
千百年来，老百姓一贯尊重读书人，绝非偶然。尊师重教，在乡野民间蔚然成风，绝非偶然。秦始皇焚书坑儒，不曾焚尽诗书、杀绝读书士子，这一定与亿万老百姓崇拜经书、尊重爱护读书人有关。
建国后，针对知识分子读书人的运动不断，我们曾有的宝贵的尊师重教传统，遭到了极大破坏。预测这一传统能否真正、完全恢复，非常困难。我们能做的，或许只是尽量捡拾这方面的若干记忆碎片、尽量搜寻一点珍稀的风习遗存。民间几分悲壮的守望，或许正是整个民族的希望。
所谓“先生”
张：我们这一回对谈的话题是“尊师重教”。这一话题，顺民你应该比我有优势。一点，我念书只到高中毕业，不曾正式进过大学，不若你是正牌大学科班出身；一点，大学毕业后，你又进入中学教书，自身就当过老师，从教师的角度来谈论关乎教育的话题，该有一点特定优势。譬如饮水，冷暖自知。
当然，我也照例有我的优势。我比你年长，有着建国之初农村合作化之前的一段经历记忆。那时，若干整治打击知识分子的运动还没有大规模开展，乡间尊师重教的风习还相对淳厚。亲历亲见，对照判然。
建国前，我们红崖底的乡土教育状况，至少我听父辈们讲过若干。建国后，红崖底正式成立了小学，我就有了亲身经历和非常清晰的记忆了。
红崖底正式成立小学，在1952年。此前，我们村没有正规的私塾。于是，集镇大村，颇是小瞧鄙视。苌池镇，不过离红崖底十来里，在我姥爷的口吻里，也是“你们那山沟里”如何如何，好像北京人小瞧山西家似的。山沟里的村民当然也不愿自己孩子都是睁眼瞎，村人集资协议公办，始终坚持下来的公益教育，是举办“冬学”。春耕、夏锄、秋收，农家孩子都是小小下地上山，参与生产劳作；到冬闲时分，从外村请一个老秀才前来教书，整个冬天，学期三个月，是为冬学。当然，即便仅仅是冬学，适龄孩童失学的状况也难免存在。比方我父亲老弟兄七个，爷爷就供不起他们人人念书读冬学。我那爷爷也有趣，自己定一个家庭政策章程出来，叫做“一三五念书，二四六受苦”。二伯、四伯，根本不识字，成了扛起老张家种地下苦全套农活的人物。我父亲十来岁上，得过一次副伤寒，几乎丧命，方才赢得去读一季冬学的机会。他就是抓住那唯一的机会，认了几个字。从此，自己半猜半蒙，随时请教别人，渐渐读得了评书话本；到我记事，他又学会了查字典，认字更多了，能通读“三国”“水浒”。于是，老爷子免不了要说起那一季冬学，说起当初教书的先生。那是他童年的珍贵记忆，言谈之中，感情浓浓。
再从奶奶大伯平素说起教书先生的口吻、礼敬村中教师的做派，我自小便深深感触到乡间尊师重教的浓厚风习。
文化落后的山村，或许正因教育稀缺，没有几个称得起的读书人，尊师重教的风习转而格外浓重。
鲁：记得1987年毕业参加工作，护城楼辛彦老和尚已经往九十岁活，听说我毕业回乡，就问：委哪儿啦？
老旧的时光仍然储存在老人的脑子里。我说教书了。老人粲然一笑，说从此就是先生啦！老人这么一说，真把我吓得不轻。从此之后，村里老一些人的见了面总要叫我“先生”，执礼恭敬。别人恭敬，自家当然不敢造次。
在乡村社会里，“先生”只是给两种人准备的专用称谓，一是教书的教员，一是乡间的医生。尽管说的是职业的专称，但这种称谓却又绝不仅仅为了区别职业。在以宗族和亲缘为号召的乡村社会里，这样的呼称怎么说都有一种别样的意味在里头。
小时候，村里只有两人拥有这样的称谓。一位，是住在东门上的王三，人称三先生。其实他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但善针灸，能施药，外带还懂一些阴阳八卦，这本事八成来自祖传。小时候村里没有什么医疗设施，一茬孩子十几二十个，除了接种牛痘，就没有跟正规医院打过交道，童年和少年的保健医疗都交给了三先生。三先生的针灸是真的“灸”，银针扎进去，在针头上燃一点艾叶，慢慢灸。病痛孩子的额头或者两腮就留下两个圆形的疤痕。这法子不知道救过多少孩子的命。三先生在祖母她们那一代女人中很有信誉，我们一有头疼脑热，必定叫三先生，说是“好医道，好脉道，一看眉眼就知道”。其实三先生年纪并不大，也就我父亲他们那一辈人。
张：称呼看病的医生和教书的老师都是“先生”，这样的传统不仅历史悠久，抑且覆盖广泛。过去读书人通文识字，读经的士子看得懂医书，乃至研究精通《黄帝内经》的不在少数。换言之，坐堂诊病的医生，一定在同时是读过四书五经的。包括若干退休丁忧官员，“不为良相而成良医”，替人诊脉看病济世救民的在在多有。傅山先生不惟是著名的抗清义士，伟大的学者和书法家，同时又是医术高超的医生。《易经》讲阴阳五行，精深博大的中医尊奉天人合一，也讲人体生命的阴阳五行。经书、医道，育人救人，大道相通。便是西方，在英语当中，医生与博士也是同一词汇。甚至医生博士在法庭上出具证词，庭上都是要不加怀疑予以采信的，社会尊重知识分子，知识分子的道德自律为人品格表率，达到了那样的高度。
——这儿，我小小商榷一下你刚才谈及针灸的“针头”一词。针头指的该是针尖，手执的另一端，农妇都叫做“针冠”。普通缝衣针，也有叫“针鼻”的，用于针灸的针具则不如“针冠”准确。
而你记录辛彦老人那句问话“委哪儿啦”，这个“委”字抓捕得真好。时代特色鲜明，文化含量隽永。你接着说另一位先生。
鲁：呵呵，三先生施的是银针，有别于农妇用的缝衣针，一端扎进穴位，另一端则燃艾。怎么称呼准确，尚待请教“先生”。
另外一个先生，是真正的先生，大名贺章甫，字士端。他毕业于民国初期的山西第五国民师范学校（初师），毕业之后回乡教书；遭逢乱世，就业、失业，再就业，再失业，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我们县里已经有五所完全新式小学，他就走了三所。后来担任过二完小的校长，过得也挺不容易。贺先生家境一般，教书之余也用薪金来放贷。逐渐攒下一些钱，买了地，还在我们护城楼买房定居下来。过去讲高利贷，是阶级剥削表现之一种，其实那个时候的河曲县，虽是航运码头，但根本没有现代金融机构，民间借贷普遍存在。就是寒门小户的女人，也用体己钱来放贷，那是一种市场需求。1947年开始土改的时候，不少放贷者把自己放成个地主成分，被斗死的人有的是。
贺先生在护城楼买房定居的时候还不是地主。抗日民主政权进入河曲县是1940年的事情，他被选为县参议会副议长，属于开明士绅，帮助民主政府做事，做了很长时间。在村里在县里都有很高的威望，女儿女婿都是抗日政府里的官员，后来进京做了大官。
1947年，因为跟伴种的伙计发生了一些矛盾，听村里人说是因为一头毛驴，半道死掉了，两个人分配秋后庄稼收成，因那头毛驴分多分少有了争执，伙计记了仇。到土改的时候，给斗了个九死一生。
所谓伴种，不同于土地出租或雇工耕种，相当于合股经营土地，一方出土地、肥料、种子、牲畜，一方出力气，秋后按事先约定分配粮食。属于某种特定契约关系。1947年土改的时候，那个伙计当了行政村的民兵小队长。贺先生放贷，自然定性是剥削，再加上是开明士绅，顺理成章定下个地主成分。行政村开斗争会，把老汉打了个半死。正是大雪封门，血糊拉渣扔在雪堆里单等狗来啃吃尸体。村里一个叫二拴柱的后生，趁人不注意才将他背回家里，捡了一条命。
其实他就是一个教书先生，土改过后，村里人依然称他为贺先生。说起他从来不直呼其名，一说就是贺先生如何如何。如果是同辈，也不称其名，而称字，说贺士端怎么样怎么样。他的故事就这样在童年时期一点一点听来，然后一点一点拼凑成形，他对于我就是一个传说，人去了，传说还在。
张：上古没有文字的时代极长，我们不能否认传说就是历史。只有疑古学派跟在殖民主义屁股后头，怪嗔华夏民族的历史怎么能比欧洲的历史古久？竭力矮化自身，诬蔑尧舜禹都是古人造假虚拟。而如果将神话传说排除于历史之外，中国许多没有文字只有古歌流传的少数民族岂不就没有历史啦？包括我们这次对谈的内容，相当多的成分来之于乡野口头传说，挑毛病的人或许就会硬要让我们拿出“村史记载”和“地下考古实物”，否则他就不相信。我们也只能随它去。蝲蝲蛄尽管鸣叫，农民照样种地罢啦。
红崖底立起初级小学，村里开天辟地第一次有了正规学堂。我当时不够读书年龄，但也跟上堂姐堂兄们天天到校。耕者有其田，还没有合作化来胡折腾，村人情绪高昂。奶奶给我们兄弟姐妹拿出布料，让各家回去缝制书包。大娘的奶闺女含玉儿，比我大九岁，开始上小学，奶奶照样给分了布料，一视同仁。村里十八九将近二十岁的小后生们，统统入学开始念一年级。家长们不再把孩子仅仅看成劳动力，甘心情愿让他们读书认字。
整理我的记忆，红崖底小学当时属于国家编制的教员，只是一位梁贵明老师。我爹他们置办回洋鼓洋号，请到阎锡山军乐队的教官来教授军乐，那位“洋老师”则是村人自个出资雇用的。另外，当初的教学内容尚没有将珠算列入，村人动议还请到一位韩老师专门教大家打算盘。药王庙东西厢房整修一新，颜料粉画，西厢做了教室，东厢是老师们的宿舍。南面两孔窑洞，便是厨房。村里还特别指派一位在买卖行当过厨师的，负责给老师们做饭。梁老师和后来的武国才老师，毛笔字写得一般，村人又公推锁爷负责，教老师练毛笔字。当时，由老师题写仿影，学生们是人人写大楷，天天一张，然后老师用红笔给画圈打杠子。而梁老师和武老师他们的大楷功课，是由锁爷来画圈打杠子。教师在乡间，有那样一个“教学相长”的事实，说来有趣。
头一天上学，我自个就出了一个大洋相。课堂有纪律，下课才能上厕所。我急尿，又不敢也不懂请假，结果尿了裤子。自己羞得要命，裤子湿漉漉又无法遮掩。梁贵明老师重皮儿大眼的，笑呵呵地将我抱到厨房的高火炉台上，帮我烤裤裆。那时他也不过二十岁，对一个编外的尿裤子学生那样耐心。
消息回到奶奶炕头，老太太连连赞叹：看看人家这先生，看看人家这先生！
那是我平生第一次听人这么说话，除了医生，还把老师称作“先生”。
鲁：我说的三先生，年龄和我父亲相仿，自是经常见。贺先生按说也应该见过，但哪里记得住？贺先生在1968年去世，当时我四岁。但他给我的印象特别特别深。听祖母讲，父亲当年念书很迟，比同龄的孩子晚个两三年，是贺先生亲自上门来劝说祖母，说让娃娃念书哇，能念出个气候来的。父亲初通文字，一生都感激贺先生。贺先生去世之后，贺奶奶家有什么事情，总愿意请父亲前去帮忙，父亲则是有求必应。
河曲县城三面环水，黄河正好绕城而过。当年建城的时候，因为背水而筑，所以没有设立北门。我读书的时候，却不必绕东门，可以直接从北城墙一个洞子里穿过去进城上学。那个洞子哪里来的？原来是村里人专门为贺先生掏挖的。贺先生常年劳累，土改受过拷打，身体羸弱，绕城行路很不方便。晚年的时候，走路都得拿一个小凳子，走上一截得坐下来歇一会儿。村里人看他实在不方便，也没有请示谁，在丈数厚的城墙上打开一个洞子，以方便贺先生出入上班。那时候，他是我们河曲中学的副校长。
前面说过，我们村里都是围绕码头讨生活的船工、小生意人、小手工艺匠、连同农民组成的一个杂姓村子，自轻自贱自不必说。但从打贺先生迁入村落，村里人顿时感到腰杆硬气不少，也贵气不少。仿佛我村有了文化标杆人物，村子有了文气。
在河边长大，人小淘气，夏天里赤脚板子踩住船帮子如履平地，六七岁就跳进河里耍水游泳。但沿河上下，每年都要有几个孩子溺死在河里。一到中午歇晌睡觉，做娘的在弟兄几个手腕上拴一根细麻绳，另一头则攥在娘手里，娘睡一会儿就揪一揪，怕我们半道跑下河去。但等娘睡醒一觉，身边哪还有几个秃小子？麻绳的另一端早被拴到磨扇把子上，人却是下河耍水去了。村民禁不得娃娃下河耍水，但有办法，冲河里凫水的孩子喊上一声：贺先生下来呀！
也不知道贺先生是谁，但“贺先生”三字像是一道法咒，吓得孩子们慌失失都爬上岸来。
听我父亲讲，贺先生在临去世的1968年，人躺在炕上已是一丝两气，但到了夏天数伏天气，还是不由要爬起来挪到河边察看，看有没有学生下到河里。实在爬不动了，就让老伴贺奶奶下河边去看一看才放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