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主人主，就是给人做主
鲁：乡间礼俗，只是本族人出面的场合还罢了。要是母族出面的，母族为长；妻族出面的，妻族为长。我们那里有说法，称之为“翻桌子的”。
比如孩子结婚，家里举办婚宴，拿我来说，我的母族也就是父亲的妻族必须首先请到。请到之后得在大门外迎接，迎接之后不管还有什么客人，要先让妻族一行进门，进门之后稳稳坐定整个宴会的正席。妻族一支，从上往下数三辈都是坐正席的主儿。我们那儿，舅舅家这面的表兄表弟，称之为“上榜姑舅”。姑姑家这面的表兄表弟，因为属于父族亲友，只能称为“下榜姑舅”。乡间婚宴，领东管家最最小心的就是“上榜姑舅”，事先要一而再、再而三了解透彻这层关系，礼数不敢怠慢。稍有差池，上榜姑舅说不定毫不客气将桌子掀掉。是谓“翻桌子的”。当然这种情况少之又少，只不过说明其权威罢了。
若是丧事，更不了得。母族一支，俱是“人主”。母亲去世当日，子女要披麻戴孝前往泣告，跪在门外细说去世前后经过，咽气当口表情安详与否。到准备入殓，人主要来看过死者体征情形、殓衣是否够规格，得到允许，主家才可以入殓。包括何时下葬，睡什么棺木，请什么吹打，都需要得到“人主”同意。否则，“翻桌子”没商量。
去年，我静乐一个同学的父亲过世。老人生前已经将后事安排妥帖，给自己准备的是一口杨木棺，还有一副松木棺。老人临终前嘱咐子女，自己睡那一口杨木的，留下松木的给你们的母亲吧——我是没有“人主”的人，没人寻你们麻烦，你妈妈是有“人主”的人，怕将来有麻烦呢。
我同学细说当时，哭得死去活来。
张：上榜姑舅、下榜姑舅，这名堂多有趣？包含了多少礼仪文化的内容？不说别的，乡间各种亲戚的称谓，城里人首先就闹不清爽。比如，父亲的姑姑，我们称呼老姑姑；母亲的姑姑，要叫姑姥姥；同理，父亲的姨姨，称呼老姨姨；母亲的姨姨，称呼姨姥姥。正是孔夫子说的“必也正名乎”，名正而能言顺。
说到丧礼人主的话题，比如我父母去世，我奶奶的娘家人、父亲的母族，姥姥的娘家人、母亲的母族，统称为老人主，也是必须请到的。而父母去世，我母亲的娘家人，那是当事的正宗人主，那得专门去人报丧、送孝，最是要礼仪周全。
在亲戚往来场合，古礼强调尊重母族、妻族，那实在是体现“三族共和”的重大礼仪。
咱俩后面会辟出专章来对谈乡间最庄严的丧礼，许多内容到那时再细说。现在，我想就关于“人主”的话题，先谈几句。
我父亲有句话总结得好：人主人主，就是给人做主的。
妇女受压迫，社会地位低下，人们最爱引用的，莫过是说丈夫抛弃妻子的“七出之条”。其实，从古代律法到乡俗，讲究的是人情天理。女人不孝顺、不贤良，屡教不改，为什么不可以解除婚约？反过来讲，丈夫无故休妻，同样会受到律法的制裁。古代的律法，并不只是一边倒，注意到了律法的公正与均衡。
而且，在乡俗层面，从来不乏维护妇女权益的内容。比如，一家的闺女出嫁后，在婆家如果受欺负，闺女可以回娘家。盂县人称作“住主子家”。娘家当然容留女儿，便是给女儿做主。媳妇住到娘家不回来，夫家会派人去说合；一般人说合不成，夫家宗族里会派出代表，专程登门去“说事”。还是说不成，丈夫就得出面，上丈人家去赔情道歉说好话，让女方宗族方面点着鼻子数落六够。实在还请不回女人来，婆婆最后出马，上门拜见亲家母，乃至两个家族摊牌。
平日，谁家丈夫打老婆啦，哪个婆婆虐待媳妇啦，实在过分的，娘家人会出面到男方村里来。或则说合，或则便是数落质问。这样事体的出现，称之为“人主”出面给出嫁的闺女做主。而谁家一旦发生了“人主”前来做主的事儿，谁家那是大大丢人，在自己宗族里就抬不起头。从此，丈夫你得改改脾气，婆婆你得待承媳妇好一些。
当然，中国人讲中庸，礼法讲究中和有节，凡事都有个限度。咱的闺女有缺点，有毛病，娘家一味护短，也不成。除非决意不交这门亲戚了，干脆解除婚约了事。不到离婚的份上，娘家太撑架子，往往会适得其反，自己下不来台。
我的六堂弟李山，刚结婚时媳妇就跑回过娘家。家里差人、宗族里托人，几番说合，不见效果。李山登门，受了数落，说了好话，丈母娘还是“冻死不下驴”。最终，是我的三大娘亲自出马。三大娘有个外号，人称“霍雷氏”。翻译出来，就是雷母娘娘。说话声儿大，随便聊天，回音震得红崖头上嗡嗡响。而且，她这霍雷，属于那种接连不断的拉磨霍雷，中间不加任何逗号、顿号，能一气儿响三四个钟头。
且说我三大娘进了李山媳妇村子，离亲家母院落还有半里多地，从村口就开始数落上了。媳妇是如何不贤惠、自己是怎样宽厚仁义、李山又如何疼爱老婆有了老婆忘了娘、公公老三又怎样偏待媳妇，你家是什么人家、你村是什么村子，生出这号不说理的女子来。等等如何，文不加点、排山倒海，拉磨霍雷惊动了整个村落。结果怎么样？霍雷氏还没有抵达亲家门上，亲家母将闺女活生生推出来：罢罢罢，快快快，咱算惹不起人家红崖底的霍雷氏！
满村人笑成一团，女方宗族里反倒认为自家人太过分了，让红崖底老张家这么数落了一回。
我的意思是说，中国妇女自古以来何尝缺少人权、女权？硬要说红崖底的妇女，没有巴黎沙龙里的妇女那样的女权，这叫抬杠，本身没有可比性。
我们老家和顺民你的老家，古礼一概最尊重母族、妻族亦即“人主”们，这说明了什么？那绝不仅仅是空壳化的仪式，其间的内核是对女权的保护与尊重，是“三族共和”的和谐理念。
鲁：张老师你讲的这个霍雷氏太生动了。这个外号也准确得很。这不是你创作的吧？
张：哪里哪里，我是爱给人起外号，一般也还生动准确。不过，这霍雷氏确实不是我的创作。
鲁：这也就说到我们护城楼。邻家一户泥匠，非常老实，生有两个儿子，家里穷。生产队的时候，常常炒一锅玉米粒就是一顿饭，后来老婆离婚跟了一个吃供应粮的。两个儿子娶亲，都是师兄师弟帮忙张罗。大儿子的丈母娘厉害，吃准这家人软处，住闺女家不出三天准要臭骂女婿一通，臭骂女婿一通捎带连亲家骂上半天。因为隔一条巷子，常常听见叫骂，那个女人的记忆力常常让我目瞪口呆，某年某月某日，几时几刻几分，什么什么事件，记得清清楚楚，盐咸醋酸。编年史，断代史，整整一部血泪史。有一次，太过分，上手就打了女婿两个耳光，但骂着骂着突然噤了声，抬起头看时，墙头上，房顶上站满了人，甚至有的邻居已经破门而入闯到院子里，满眼都是愤怒的目光。那女人慌失失回去收拾东西回了自家村子，从此再不敢踏进我们村半步。
比起那霍雷氏，我们村里众人的愤怒也异曲同工。
地缘亲邻
鲁：跟张老师你们红崖底不同，我们护城楼村拢共三十几户人家，就有十几姓，是个杂姓村。没有人多势众的大家族，宗族概念相对要弱一些。村民大体上以小手工业者居多，船工、木匠、泥匠、铁匠、毛毡匠、皮匠、口袋匠、卖小吃喝的小生意人、吹鼓手，当然，也有种地的，多是菜农。所以，老一茬人说，咱村是碎砖烂瓦弥砌的一个村子。直到1940年代，县参议会副议长贺璋甫先生来村里定居，才算给护城楼村增添了一些贵气。
从村民的职业构成不难发现，当年我们这个村子的形成，仍然跟黄河航运码头的出现有关系。我曾经考察过山西境内几乎所有的黄河古渡口，从上游河曲城一直到下游茅津渡，一千多里沿河撒布因渡口而兴起的城镇情形都差不多。
先说我们村，表面上各家各姓，经过历代勾扯连挂，大都沾亲带故。七竿子打不着，八竿子总能打着。邻里相处，地缘因素之外，你家嫁出去的姑姑，或者就成了我的丈母娘，捎带着也就有了一定的血缘亲缘关系。或者说，这一个“碎砖烂瓦弥砌”的村子，又是顺着血缘亲缘关系重新聚集在一起。这也正是乡村人口流动的一个规律。
当然，这也与大家自来的谋生方式有关系。船工自不必说，浪林里讨生活，七八条命系在同一条船上，命交阴阳界，船令如军令。不是亲兄弟，情谊胜如亲兄弟。而其他小手工业者都围绕一座码头讨生活，各种信息交流与合作也必不可少。具体到生活日常，取水，同饮一条黄河水，下河去担水的坡道，村里人会格外一致爱护；冬天砸冰取水，则要几个后生合力才能穿透三尺厚的冰层；村里有公用的碾房，有公用的碓臼。护城楼人在县城周围，虽是杂姓村，却是一个十分抱团的村子。头天邻里纠纷打得狗血喷头，二天外头人欺负本村人，不需谁来号令，大家会一齐上阵、一致对外。
我们村子夹在县城城墙与黄河边的长城之间，两城夹一村，在我小的时候，还常常见上一茬年轻人跟外村人隔着那么高的城墙干仗。
外村的年轻人在城墙或边墙探头探脑挑衅：
护城楼家吃菠菜，
稀屎拉下两锅盖。
护城楼家不善，一疙瘩三尖子石头悠地扔上三丈高的城墙，城头之上顿时有人红头血面哭爹喊娘开了酱油铺子。
到夏天汛期，河里鱼多。鲶鱼、鲤鱼正肥，我们一茬后生识得水情，午后会相约到黄河里捞鱼。村里过去的船家都有一种“二人抬”渔网，可以在岸边顺水流方向打捞。一中午几个后生可以网到三四斤鱼，运气好的话可以拉六七斤，当然，也会常常拉上几网芦草。就在上大学暑假期间，我还和弟弟两个人每天下河网鱼。六七斤鱼，什么概念？短缺年代，那是一刀肥肉。网上鱼，养在缸里，一周之后，秋收在望。届时，母亲就支起锅做一锅“闷鱼”。将鱼切段，葱姜蒜盐醋煨上半小时，裹鸡蛋面油炸，然后下锅“闷”，加粉条、韭菜，满满一大锅，一定会就近叫邻居们前来一道尝鲜。
村里的明叔做的“闷鱼”最好。明叔叫我父亲是叔，比我父亲小一些，但我又得叫他叔，可见这层亲戚关系也是攀扯不清。
明叔的父亲去世得早，据说是让他娘给气死的。明叔的父亲是个小买卖人，卖些针头线脑。而他母亲有大烟瘾，大烟瘾一犯，能将煮在锅里的米捞出来卖了抽大烟。明叔的父亲担货郎担子回家来，母亲趁着给男人扫身上尘土的工夫，顺手将一匹布扔到房顶上，等丈夫发现丢了布，她早就将布换大烟抽了。老人就这么气死的。所以明叔老大不小没成家。
上世纪80年代初，父亲一茬外姓“长辈”张罗，帮他成了家。想做小买卖，又没有资本，父亲他们又帮他垫资撑起一个小摊子。明叔现在儿女双全，男婚女嫁，过成了红红火火一家人。
前面说过，谁谁家盖房起屋，家家户户都会出一个壮劳力来换工。谁家有婚丧大事，邻里除走礼之外，都跑到厨下来帮忙。大致上说，我们村虽然不是一家村，还保持着相当融洽的人际关系，而且不乏温情。
这种温情，我的理解，其实仍然与你们那里由一族一姓构成的村落一样。各家能够保持相对独立的生存空间的同时，生活日常中又少不得合作与融通。比方盖房起厦，需要合力完成；比方婚丧大事，更少不得相互帮忙；还有职业工种互换，等等。比方一些并不经常使用的日常用品，如大型宴席所需的桌椅餐具，如起屋盖屋所需的模板支架，需要全村人共同筹集，谁家使用时集中起来等等。
这里头有一个默契，谁对谁都没有必要承担义务与责任，但谁对谁又都脱不开此种义务与责任。
这种默契或曰乡俗，后来有些变味。护城楼是一个靠近县城的村子，这些年村里渐渐有上班的干部入住。这些人身份自高，尤其居一官半职者，指手画脚惯了，吆喝农民就跟吆喝自己的部下。好像农民低人一等，天生欠干部十斗八斗，村邻帮了忙连个谢字都没有。他的地位与农民不同，不需要太多邻里合作，也不受乡间礼俗约束，自然表现出的是为富不仁。他们哪里像是我们传统文化定义上的乡绅。到他们退休之后，无职无权，立即成了一个孙子，走哪哪讨人嫌。
因为这样一种自幼的成长环境，我对“远亲不如近邻”的理解更深一些。
张：涉及邻里关系，多少年报章杂志上都说到过城市居民邻里之间那种冷漠。城市生活，与乡村社会没有可比性。城市化程度越高，越现代，种种应运而生的现代病越严重。人的符号化、平面化，人际关系的荒漠化，愈演愈烈。
但在我父亲的叙述中，在我少年时代的记忆中，城市人际关系也并不全然是当今的样子。
有人客观归纳说，1927年到1937年，是中华民国的黄金十年。我父亲1937年之前来太原，这座省城给他的印象，首先是夜不闭户。夜晚，要落雨了，巡街的警察会管自步入大杂院，用警棍来敲居民的窗户：要下雨啦，谁家晾着的衣服收回去啦！
1944年，我爹被发展为地下工作者，在南肖墙开了一间店铺掩护工作。同时与我母亲成家，租房居住，家里成了交通站。开店开的是杂货铺，我爹是注册东家，左边有鞋店“步云斋”、斜对过是棺材铺“英成厚”。几家店铺，相互照应往来，关系十分融洽。无论店庆，还是老板娘生日、孩子周岁，上礼祝贺、出席宴会、请客看戏，礼尚往来，一如乡间。哪家店铺遭了事儿，除了商会出面，大家一道街上的也会伸出援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