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与我相依为命一生
一
今年，我虚度七十五岁，与诗结交近六十个年头了。回忆起来，有两段时间我与诗患难相交，真正到了狂热的地步，诗成为我的第二生命。
一九四一年和一九四二年，想奔赴陕北未成，卜居在天水城外北山的一座古寺万寿庵里，青灯黄卷，很像莱蒙托夫怜爱的那个追求自由世界的童僧，经历了一段死寂而又躁动不安的生活。
诗成为我反抗命运的救星。企望能在创作的梦境中解脱苦难，心灵得到抚慰。在后汉将军李广故里的一片树林里，写下了《鄂尔多斯草原》、《智慧的悲哀》（诗剧）等长长短短的几十首诗。诗似乎也哺育和激励着我的身躯，由一米六猛长到了一米九以上。
另一段时间是“文革”后期一九七一年到一九七四年。管制放松了，成天幽灵般游荡在日渐空茫的文化部干校附近的山林湖泊，咀嚼苦难，反刍人生，诗突然从心中觉醒和冲动上来。并不是我清醒地立意要把诗找寻回来，是诗如钟锤般提醒了我，敲响了我。这时才感知有一个诗的世界，一直久久地被封闭在我的心里，几十年的人世沧桑并未把我和诗拆散。此刻回忆一下，不是我返回到孤独的内心世界，而是异常坚定地进入了世界的内心。面对着荒诞和罪恶，我和诗一起振奋和勇敢了起来。我变成了一只冲出铁笼的飞虎（《华南虎》结尾部分的那只虎），诗正是扇动着的翅膀。
再闭目沉思片刻，发现上述的两段时间，我的生活状况和心情有不少相似之处：孤独，郁闷、期待，生命的四周出现了非常空旷的地带，活得很单纯、自在。“文革”后期的这种自在和单纯，是经历过几十年的苦难生涯才到达的境界。这自在、单纯与四十年代初的那个单纯有本质的差别。在万寿庵卜居时，我不到二十岁，当时的单纯跟简单相差不了多少，是近似原生的那种单纯的生命状态。经过三十年的苦炼，对人生、历史，世界以及诗，有了比较透彻的理解和感悟，才获得净化之后的透明般的单纯。如果回避人生苦难，不是经受人生，绝达不到这个境界的。因此，我一直不欣赏甚至讨厌“直面人生”这个词，“直面”并非投入其中，仅仅是个不及物的动态。
二
在湖北咸宁文化部干校，我生活了五年又三个月。最初两三年，从事繁重的劳役，后来稍稍清闲点。一个人住一间屋，取名“汗血斋”，在杂记本上草草地记下不止五、六十首诗，我在给张洪波的一本随笔集《摆脱虚伪》撰写的序文中详尽地谈到了当时的状况。一九八四年出版的诗集《温泉》中收了二十几首，只一半的样子。这次刊出的八首诗，不记得当时编集子时为什么没有收入，显然不是删汰，多半是以后才整理出来的，来不及编入了。后来竟然将它们忘了，一堆原稿一直搁在书柜的一个角落，其中还有三首长诗的草稿。非常对不起这些跟我一同受过难的诗稿。去年韩国釜山东方大学的金龙云教授和他的两位助手，在社科院文研所刘福春的协助下，译编我的“诗全编”，准备在韩国出版。我当然十分高兴。但是我的诗要想找全，难度极大，四十年代已发表的多半难以找到了。回想一下，那些诗（至少有上百首）大都写得幼稚、肤浅，散失了并不可惜。但是写于“文革”后期的这些在苦难中慰藉过我的汗血诗，却万万不可忘在脑后。
这次刊出的八首诗中，《三月的黎明》、《冬天的青桐》的写作经过还记得清清楚楚的。《三月的黎明》或许是编《温泉》时有意删汰的，当时的头脑里有不少顾虑，觉得太纤细和清淡了，看不出历史的悲痛，容易引起误会和曲解。其实这首小诗构思与修改的时间最长，几乎写了半年之久。诗里的情景完全是实写，写得十分地愉快和投入。
这小诗的淡淡的画面，似有似无的声音，以及一瞬间显现的美丽动态都是黎明本身的自然状况。从大自然永恒的生命的脉动中，我感到了一种圣洁，一种天性，使我伤痛的心灵得到了深深的浸润和抚慰，全身心得到了一次再生般的净化。我一生极难写得出这样一首“完美”的诗。我有一个奇特的畸形的审美个性，从来不愿自己的诗显出“柔媚”和“完美”。《冬天的青桐》其中有着属于时代和个人的伤残的悲剧心理，构思的时间也很长，不是即兴而作的诗。这棵青桐是我手植的，朝夕相处，我深探地了解它的成长过程和优美的品质。它的生命是一支歌，我从中深深感悟诗的语言就应当具有青桐的品质，敏感而美丽，通体布满神经，坚韧而不屈，有弹性和力度，天然地生成一个歌唱的灵魂。《坠空》也不是虚构的，几乎是纪实，我和几个少年（出版社干部的子弟）在沼泽地的草丛中找到了这只坠空的老鹰。它的体重异常轻，躯体小得令人难过，这是因为它一生搏击在狂风暴雨中，耗尽了精血，就如荒原戈壁上的汗血马，在奔跑中倒下时，体躯变得奇小，骑士把它扛到背上埋葬在家乡的地里。人的一生也该如此，写诗的人更应该如此，耗尽精血。记得当时几个顽皮的少年，妄想尝尝这只坠空的鹰的滋味，煮了好久好久，仍煮不熟，煮不烂，它的筋和肉如骨头那么硬实。我尝了一口，满嘴苦涩的腥气。鹰的灵魂在诅咒我们。《奇迹》一九七八年艾青看过，后来曾卓也看过，他们觉得诗太“空灵”，不像我牛汉写的。
人姓牛·诗属龙
为河南省濮阳龙文化碑林题写六个字：
人姓牛诗属龙
这六个字说的是我和我的诗，非指别人。从一九四几年起将使用了八年的笔名谷风改为牛汉。牛是我的母姓。童年时跟村里伙伴们放过牛，我喜欢牛的犟性子，还有牛头上的尖角。八十年代初，艾青看过我不少近作后，多次以欣赏的带有一点警诫口气，对我说：“你可真是一头牛，有角的牛！”他显然指的是我诗里出现了一些不驯的有点杀气的意象，如《鹰的诞生》、《远去的帆影》等。诗里潜隐着近似复仇的情绪令艾青不安。一九八六年写的《为荒原牛塑像》里，我为自己创作中的“母性的虔诚”作了表白：
没有哀鸣一声
它只哞哞地呼唤
浑身不住地抖颤抽搐
哀鸣里仍冲荡着昨天的风暴
弯弯的尖角
从来没有伤害过世界
惟一的功能
就是在最后的时刻
以牛角向威严而冷漠的天空
竖立起一句
腐朽不了的遗言
那年夏天，在苍凉而空漠的河西走廊的戈壁上，我看见不少雪白的牛的头骨，弯弯的尖角，在强烈的阳光下闪射着虢苦的令心灵震颤的火焰。那尖角真仿佛冒着熊熊火焰一般。可惜无法把牛的带角的头骨带回北京，供在我的书桌上。
诗属龙，这是今天中午从心里突然冒出来的一个怪异的意象，诗属龙，诗应当属龙！诗是生命，应有属相。牛、马、羊，甚至虎，都与龙的神情姿态连不在一起。龙是天上的精灵，而且会腾云驾雾地飞。十二属相之中，只有龙会飞。其它十一个都是地上的生灵。龙虽是一个虚构的神灵，但几千年来它已家喻户晓：有头有尾有角，能吟能歌，一个显现在天空的真真切切的活龙。它叱咤风云，呼风唤雨，令人敬畏膜拜。但龙决不应属于皇帝，因为天不属于皇帝，龙是翻腾于天地间的诗的大象。
当然，诗属龙，或许只是一个美妙的理想而已。诗如真的是条龙，那么，谁也无法轻易地捕捉到它，更休想杀戮它。可惜诗的命运更像地上的牛，即使是头上有尖角的牛。
略谈我早年的诗——摘自给孙琴安的信
你的简论拙诗的文章，我以为谈得中肯，有独到的见解。近十多年来，一般论者多认为我的晚近的诗较早年的诗写得深厚与宽广些，早年的诗不算成熟（主要指艺术的表现手法）。我自己也说过类似的话。你在《简论》中说我早年的诗并不比中年的诗差，你说的是“中年”，我的理解也包括八十年代前后的作品，你说那些诗自有“动人之处”，引起我深深的思考，猛地一下触到我内心深处的一个个痛点。这些庄严的人生意象，是我当年的许多小诗的命脉之所在。一想到《爱》。《在牢狱》、《落雪的夜》、《春天》，《默悼》、《石像》等诗，几天几夜都无法平静下来，它们都连着我的心。那些小小的诗，绝没有虚构的成分（从情节到感情），更没有有意施展什么技巧。那些诗的生成，甚至可以说与任何技巧都无关，当时连想都不想写诗还需考虑什么技巧的问题。
诗里如若出现了虚拟的带有装饰性的词语，感到是对诗的亵渎行为。这种心态直到现在仍然影响着我。因此，对于如“制作”，“试验”，“营造”等谈创作的某些词语，我一直不能接受，与我的创作实际体验难有相通之处。这是不是我的致命的弱点，太粘着于个人的生命体验？我多次反复（尽力冷静地）思考过这个严肃的问题，还是不能进入“学术的高度”（一位评论家对我的提示）审视自己的诗。
你在《简论》中提到的那些诗，我一直不承认是通常意义上的“习作”，是所谓审美初级阶段的低层次的东西。回顾起来，那些小诗的生命是我一生中最心痛最鲜亮最沉重最神圣的经历的显现。我的确不是学院型的诗人，我不是完全凭藉文化知识而写诗。尽管这许多年（少说已有二十年）我努力地一本本地读了不少经典性的著作，如学生一般的虔诚，也从中得到了启迪，使自己的创作在不丧失个人体验的情况下，对照着自己的诗进行过多次的检点，有些近作也的确吸收了不少的滋养，如《梦游》、《三危山下一片梦境》等诗。但我近十年来写的诗，与早年写的诗还是一脉相通的。我的人与诗都十分地顽固。
你的《简论》不但引起我许多思考，还给我以清醒的力量。谢谢！
诗为什么越写越难——摘自给刘畅园的信
你说诗越写越难，我何尝不如此。我思考过这个问题，我以为这是由于你在创作时不断地向陌生的远方探索的缘故。如果不再探索前进，原地踏步，在徘徊之中欣赏着自己，写起来自然不费什么力气。当前有不少诗人，有老的，也有年轻的，多半有了些名气，在创作上重复自己，或重复别人，很没出息，让人伤心。而这类徘徊不前的诗，由于不断地雕琢和打磨，表面上往往显得“完美”，读者以为这是新东西。
而你所说的难，是努力突破自己时的那种艰辛，而且这些苦苦地倾出心血的新诗，自己往往觉得很不成熟，甚至感到初学写诗般的困惑。我这几年也常常处在这个困境之中。这并不说明我们人老朽了，笔钝拙了，而是向高处远方超越和攀登时经受的艰苦，有时这艰苦正是即将到达的先兆。你说呢？
不要停顿，继续在艰难中探索下去。
你写了一辈子诗，还应当按自己开创的路子坚定地写下去，不必疑虑。千万不能把自己改变得面目全非。当今的女诗人中，你的宁静、隽永、秀丽的小诗具有与众不同的气质，你跟谁都不一样。有几位颇负盛名的诗人，新近发表的诗写得酷似外国诗了。我从来不反对吸收全人类诗歌的精华，但我们是中国人，应当写出中国真正的现代诗，充分发挥汉语的特色，越写越是中国的现代新诗才好。我们吐诉的是中国的苦乐和梦想，决不能回避。我一直是这么笨拙地写自己的诗的。写不出好诗，不怪别人，更不一味地去求救于外国诗。
奇特的生命体验——摘自给童蔚的信
昨天把已出版的拙作的目录寄王伟明先生了。只缺少新近写的诗，心里不安。翻箱倒柜，终于找出一组前两年写的有点怪诞的小诗，叫作《童癖六首》。这些小小的精怪，写的都是我小时候亲身的经历，人类世界上有我这样体验的诗人我想是极为少见的。诗几乎是实写，没有夸张和虚构，更没有什么思想的色彩，全是生命本能的动作。你先看看，如觉得还可聊备一格，请转伟明先生审正。当今的读者多半难以理解这些诗的情境，他们莫名其妙，人世间还有这样的怪异现象？我写这《童癖六首》时并没有想得过多，只想如实地写下令我着迷的怪癖，可从中窥见我个性中探险和梦幻的某些成分。现在又有了一点新的感悟：从这六首诗可以说明，人的生命本身有许多奇特的潜能，但坐有坐相，站有站相，走有走相的那种规矩人是永远无法理解，休想进入《童癖六首》中的那些神勇而奇异的另一种天地。人不能总采用一种固定的姿势坐立或走路，不能只以一种传统的观念认知世界。让生命多一些奇思异想。我偏爱李贺的诗，就是出于这个好奇的心理。对于人，这需要深入地去开发，才能把人的潜在的本能更多地显示出来。开发人就是开发诗。
附《童癖六首》中的两首，供大家阅读与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