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兴奋异常，朝绽开的花苞祝福地呼喊一声：“朋友，明天见！”
第二天，我起了个大早，直奔玉兰花。花朵真的雪白雪白地绽开了，不是全开，只是半开，开得还是十分谨慎。
先绽开的是高高的树冠上的几十朵花，我的嗅觉比视觉灵，又闻到飘飘忽忽梦一般的幽香了。今天阳光格外的明亮和暖和，玉兰花，似乎早有预感，不迟不早，开得正是时候。花瓣上有晶莹的水珠，不会是露水，因为还不到有露水的节气，多半是欢乐的泪珠。我站在玉兰花的前面，久久地仰视着它。
我的心，也仿佛脱掉了三层茸茸的皮，感到了玉兰花绽开时的那种轻松和快活。
从一只破旧木箱想到的……
——并以此纪念鲁迅逝世六十周年
在《新文学史料》编辑部门外的一个墙角，有一只破旧的木箱，高不过尺半，长不足一米，未经油漆的木纹粘结着污泥似的积垢，很像胡同里修鞋师傅的工具箱。
这个寂寞的角落，怎么会出现这只简陋的木箱呢？是公家的还是私人的东西？它什么时候被弃留在这里，似乎谁也不知道，更没有谁关心它。但我这个出版社的老人却没有忘记它，一眼就认了出来。我不常来上班，每次经过这里，总要在木箱前面伫立片刻，无法与它对话，只能深深地弯下腰身抚摸它几下，向这个老相识表达自己的一点感激与安慰的情意。我说的感激绝非是一个空泛的词，是真正发自心灵的悸动，而且还有着对于一段历史的深深的凭吊和怀念。
不久以前，我指着这只木箱，对一位年轻的编辑说：
“你绝不会想到吧，这只木箱可是有来头的。曾经长期存放过鲁迅的全部书信和日记……”我还没有把话说完，他就惊诧地“噢”了一声：“真的？”“当然是真的。”但那天我急着要办一件事情，来不及向他讲述这只木箱的革命经历和许多遭遇。这位青年编辑陪着我在木箱前面伫立了足有两三分钟，默默地走开了。我看见他的眼睛里闪射出一种近似怜悯与伤感的黯然的目光。我相信，他以后每天上班经过这只木箱时，至少会向它望上几眼的，说不定他还会写出一首有真情实感的诗呢：我真的这么想过。
现在，木箱多半仍孤苦伶仃地弃留在那里。很惭愧，我无法改变它的命运，正如我多年来无法改变自己的命运。唉！把它供在哪里才好？如今的编辑室都有足够的书橱和书架，搁在哪里都碍手碍脚，而且样子又是如此地破旧和寒伧！写到这里，我禁不住地模仿朋友邵燕祥写下两行杂感诗，“难道这只珍藏过鲁迅书信和日记的木箱，就再不配装别的什么东西了吗？”请原谅我的这点近似愚顽的愤激。
一九五三年初春，我由东北部队调回北京。四月一号上午，来人民文学出版社报到，首先看望仰慕多年的社长雪峰同志。我穿一身军装，一跨进雪峰的办公室，敬了个军礼。雪峰让我坐下来说话。我一向随随便便，见墙边有一个木箱，就不假思索地坐在上面。雪峰对我说：“这木箱坐不得！”当时我并不理解雪峰话里所包含的庄严的内涵。过了一两年，我在老前辈孙用办公室又见到这只木箱，这时才敏感到它的非同小可的身价和地位。之后不久，有人对我说，木箱里珍藏着鲁迅的全部书信和日记，我才恍然大悟。是否确实，我从未进一步探究过。但我晓得孙用当时正负责整理编订鲁迅的这部分遗作，由于随时要翻阅，箱子自然得搁在手边才方便。但是为什么不换个更结实，更体面的橱柜或更加稳妥的保险柜呢？还是有些纳闷。现在我想，当年或许是雪峰、孙用以及其他几位鲁迅专家们对这只木箱有着特殊的情感吧。建国初，上海成立了鲁迅著作编刊室，由雪峰主持。一九五〇年之后，迁到北京，这木箱多半在上海时就有了，而且一直存放着鲁迅的书信和日记，它之前属于谁就不清楚了。雪峰、孙用以及杨霁云几位鲁迅生前的友好已先后谢世，晓得这只木箱来历的如今怕只有林辰和王士菁二位专家了。我为什么如此啰嗦地追述木箱的身份和形状，以及来历？就是要证明它的确不是一只可以随便遗弃的东西，我们应当怀着祟尚感念的心情，对它加以珍爱才是。
据说有许多年这只木箱的钥匙是由孙用掌管的。“文革”之后当然就得交出去，在那动荡的几十年间，它是如何陪着鲁迅的遗作度过的？一定有许多难以诉吐的苦衷。
一九五五年五月到五八年二月，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我离开了出版社。一九五八年回到出版社后不久，《鲁迅全集》就印了出来。之前的两三年间，雪峰由于被牵扯进所谓“丁陈事件”中，已不大来上班。记得当时我问过几位编辑，“鲁迅的书信为什么才只有三百多封？”而且还从注释中读出了不少触目惊心的问题。我请教过几位专家，他们都保持沉默，回避我的询问。当时我不该这么问。
直到“文革”初期，看到谦和忠厚的孙用贴出一张大字报，才晓得这只木箱在这些年里所经历的一些厄运。记得这张大字报张贴在出版社的三楼或二楼楼道的墙上。
当时还允许我这类“分子”看大字报，不久就禁止看了。孙用揭露说，某年某月某部专管鲁迅著作的一位领导，突然命令把鲁迅的书信日记交上去，不过几天工夫，就大砍大杀地删掉了“该删的”大部分书信。鲁迅遗作中的书信部分从此就与这只木箱分别了。孙用的措词异常地沉痛，是可以完全理解的。但他是如何把木箱的钥匙交出去，后来看见鲁迅大部分的书信被砍杀尽，他的受屈受伤的心能不流血吗？大字报是个坏东西，我恨之入骨。但孙用揭露的事实却让我一生难忘，因为那是千真万确的历史。
书信虽被拿走了，还有鲁迅的日记在。这只木箱所以能留存到现在，可能由于这个原因吧。鲁迅日记也是一直由孙用负责整理校勘，直到它终于出版的那天。这中间当然还经历了许多曲折的过程，在孙用的心灵上所受的伤痛是难以想象的。木箱不能言，但看到它那副破损的污迹斑斑的容颜，对于我这个它的老相识，心里难道会没有一点沉重和哀伤吗？许多历史的情景不甘心突然退隐，又一幕幕地出现我的面前。令人失望的是，当年砍杀鲁迅书信的那位权威，直到今天还没有见到他一句公开的检讨，哪怕只说一声“鲁迅，我对不住你！”但他似乎永不忏悔。
最后我建议北京鲁迅博物馆可否考虑这只木箱收藏并展览，让人们晓得有多少年，它曾，参藏过鲁迅的书信和日记，也让人们永远感念冯雪峰、孙用等忠诚于鲁迅著作的先辈们不朽的功绩，以及它遭受过的污辱和迫害。
这只平凡而破旧的木箱会感激我们的，虽然它永远默默无语。
活着的伤疤
从口外草地回来的人，身上多半带着大大小小深深浅浅的伤疤。如果伤在手上脸上，谁都看得见，而有些伤是很难看见的。首先，他就不愿让谁看见，而有些伤，即使让你看，你也看不见。这些伤，痛在骨头里，深深地藏在倔强而沉默的心灵里，只能从他们艰难的步态（并非由于衰老，他们大都不过三十几岁的人）和深重的哮喘声中，猜想到他们曾经遭受过难以想象的磨难和病痛，小灾小病难不倒他们。
秃手伯失去双手，一目了然，他无法瞒过谁，但是他那满胸脯的伤，却从来不让人看。
我也只见过一回。
有一年夏天，他一个人在河里洗身子，我悄悄地游到他身边，想帮他擦擦后背，才第一次窥见他胸脯的伤疤（只听说狼差点把他的胸脯子撕开），不见则已，一见真让我吓得目瞪口呆。这哪里是伤疤，我心想，他回来已有两三年，再重的伤也早该结疤，但现在看见的却是血淋淋的一个胸脯，我觉得血还不住地在流，映着夕阳的光辉。秃手伯的胸脯，像多年之后我见到的红珊瑚，从形状到颜色，都十分相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