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萤火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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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8章 回顾和思考(2)

我的老师

一九三九年七月韧,我写了一首近百行的“诗”,赞颂奔走在抗日前线的战士们,登在同班同学张允声办的墙报上,首次用各风的笔名。写这首诗,我内心并没有抑制不住的冲动,而是觉得应该写这样一首歌颂全民抗战的诗。空泛与稚拙是可以想见的。有一天,生活书店的薛经理对我说:“热情倒是有的,但没有什么诗味。”我问他什么是诗味,他回答说:“你应当多看艾青和田间的诗。跟着他们写下去,慢慢地就会知道什么是诗味了。”他这几句话我几十年来从未忘怀。此后我在报刊上专找艾脊、田间的诗看。薛经理是南方人,圆圆的自皙的面孔上总浮着沉静的微笑,他可能是当时陇南地下党负责人之一,我、郗潭封和另一个比我们大好几岁的同班同学(他去过陕北)作为一个小组受他领导。

我们经济从生活书店后院的书库里选些书刊带回学校阅读,《七月》、《文艺阵地》等文学刊物和延安的《新中华报》都能看到。我还看了几本哲学、政治经常学入门的书籍。每天精晨,三个人到城外跑七千米,准备有一天到前线打游击。我们从城门口跑到大像山下绕“李白故里”的古老石碑一圈儿回到学校。一年之后,薛经理被国民党逮捕,现在我连他的名字都忘了,但他那年轻而稳重的形象和说话的声调一直记得清清楚楚。8年代初倪子明同志告诉我,薛经理的本名薛天鹏,是一个诗迷,解放前在上海为爱情而苦恼,跳黄浦旺死了。我深深地感念他。他和赵增益都是平凡而有理想的人,我庆幸在少年时期就遇到了他们,得到正确的指引,使我一开始练习写诗,就踏上一级坚实的台阶。

回顾和思考

一九四〇年到一九四二年,我完完全全被诗迷住了,不写诗就闷得活不下去。也就是这两年,整个大后方笼罩着白色恐怖,我和几个朋友陷入了苦恼与烦躁之中,时刻想从窒息心灵的圈圈冲出去,但经过几番密谋都未能去成陕北。学校受国民党地方当局指令,把我和几十同学软禁了几个月,只许随班上课,不准离开学校走动。这时只有诗能把现实和理想之间的距离消除,我沉浸在自己创造的一个美丽而凄切的情境中。理想和诗给我的生活带来极大的勇气和安慰。说也怪,正是这两年,我的心情最烦闷最动荡的时候。诗却写得最多。学校校舍是在山腰,我常常独自跑到山头,从早晨到黄昏,坐在后汉将军李广故里附近一座古墓丛林中看诗写诗。莱蒙托夫的《童僧》我读了不下十遍。我写了好几册诗稿。生活境遇的危难和心灵的抑郁不舒。更能激发一个人对命运抗争的力量,而诗就是在这种抗争中萌生的。几首情境相同的诗

从一九四〇年起,我悄悄地向陕西甘肃的地方报刊投稿,大部分如石沉大海,只有少数刊出。有一次我寄给重庆的《文学月刊》一首题作《西中国的长剑》的长诗,赞美中国西部少数民族的苦难和历史业绩,其中我写到了成吉思汗的征战沙漠的骑士(我的远祖是其中的一员骁将,叫兀特儿)。诗稿退了回来,审稿的是诗人力扬,他给我写了一封热情的信,说诗写得有想象力,情境是悲壮的,但结构太散慢,他建议我修改后务必再寄他看看。十多年之后,一九五四年在文化部召开的一次会上,力扬找到了我,问:“你是不是谷风?”我说是,他责备我当年没有把诗稿

改好寄他。他说他看过《鄂尔多斯草原》,认为不如《西中国的长剑》,后者有浓郁的浪漫主义的奇异的色膨。我很感激他。当时真不知为什么投有修改《西中国的长剑》,而是另写了一首情境相似的《鄂尔多斯草原》寄给桂林的《诗创作》,出乎意料地被刊用了。在那几个月(一九四一年秋到一九四二年春)。我还写了另一首长诗《草原牧歌》。登在西安出版的一个不为人注意的三十二开本土纸印的诗刊《匆匆》上。以上进三首诗显示了相近的艺术情境。现在只留下了《鄂尔多斯草原》,成为这一时期我的心情与追求的踪迹,很明显这三首诗在创作手法上受到了艾青的《北方》和莱蒙托夫的《童僧》的某些启示。我挚爱母阿早期的诗,由于生活境况不同,我无法学他,丽形式的模仿总是失败的,但艾青的诗却容易追随,容易吸取,他的诗完整地展示了我熟悉的广阔的情境。

诗剧《智慧的悲哀》

一九四〇年下半年或一九四一年上半年,经兰州的冯振乾(他在《诗垦地》发表过不少歌颂中国西部风情的诗)介绍我加入成都的海星诗社,主持人是牧丁,一个中学教员。四一年冬,我写了一个诗剧《智慧的悲哀》(约五百行),发表在海星诗杜编的《诗星》上,写的是我受到亲友的阻挠没有去成陕北的失望与悲愤的情绪。这首诗比《鄂尔多斯草原》早写两三十月,因为不能直抒胸臆,采用了象征的手法,语言不够朴素,情境像是在长长的恶梦中。

《诗垦地》给我的激励

皖南事变之后,大后方的诗歌界有一个短时期呈现出一片荒凉萧条的景像。抗日初期那种响彻诗坛的高昂声调顿然消失,二三十年代已成名的诗人大多数沉默无声,少数诗坛宿将的诗作显得空泛无力,失去感人的力量。艾青,严辰以及刚露头角的艾摸等都先后奔赴陕北。我们几个挣扎在荒寒的西北深山里的诗歌小兵,日夜渴望着从远方传来振聋发聩的强音,我们的希望没有落空。年轻而强健的真实的诗,正突破沉闷的氛围而崛起,许多野花般的诗丛在全国各地萌发。当我在重庆出的报上见到了十叫做《诗垦地》的诗丛的目录,发现作者中有S,M,邹获帆、冀汸,曾卓、绿原(刚刚看到他在《诗创作》上的《越狱及其它》一组凄清的小诗)等久违的名字,我欣喜若狂,还没见到刊物就立即寄去新写的一组诗《高原的音息》。不久收到编者邹获帆热情的信,我的诗幸运地被采用。这对我当时孤岛般的困境无异于登上了一艘希望之船。之后,我又陆续寄去了许多诗。多半没有被采用,但我已经很满足,我深知自己的诗比起《诗垦地》的其他诗来是稚拙的。

真正的诗有繁殖力

我练习写诗的历程,就是对人生不断思索拼搏的进程。四二年之后,对我影响最直接最有魅惑力的诗,多半不是名家的作品,而是那些年轻的虎虎有生气并不圆熟的诗。对那些精细的典雅的诗几乎读不下去。我也不想学他们的“技巧”。我挚爱的是人生与诗的新生代。除去《诗垦地》人群的诗作外,鲁藜的《延河散歌》、艾漠的《自己的催眠》和‘跃进》(四首),陈辉的小诗辑《平原手记》等质朴而新鲜的小诗,对我的诗起了催化的作用,它们像一粒粒具有繁殖能力的细小的种子,落进了我的渴望得到垦殖的心灵。新奇的意象能澈发人产生相近的联想。这一时期我还读了许多外国名家的诗。但对我的影响,却不能与上述小诗相比。只有惠特曼的宽阔雄性的声音令我肃然起敬,我欣赏他的那股野劲儿。

苍凉的伏牛山

一九四六年夏天。出狱后辗转到了开封。九月,国民党要抓我,在开封呆不住了。组织上派我深入到伏牛山区工作了几个月,调查那个山区当地国民觉武装力量(包括土匪)的分布状况。在深山寂静的一间茅屋里,我写了一首讽刺蒋介石的长诗,寄给了上海编《希望》的胡风同志。没有得到回信,后来知道《希望》已无法编辑印行。那时我以为。身在炼狱诗就是反叛的匕首和旗帜。离开伏牛山那天,我被土雁绑架,差点给枪毙了。

寒冷的一九四六年冬,在开封的一条小巷里一片临街的小屋(没有窗户,本来是一个叫作小开书店的铺面),我与怀孕的爱人住了几个月。在阴暗而霉味的空气里,我写了长诗《血的流域》(‘捶炼’就是从中节选的),记录下那时艰难的生活与悲愤的情绪。地下工作是极为艰险的,灵魂在地狱的火焰中得到冶炼和净化。一九四七年三月初,女儿诞生的第二天,国民党又搜捕我,急匆匆离开了开封城。在豫北太行山战火中写下十几首小诗。一步一滴血地在燃烧的荆棘中闯荡着。人和诗都经受着苦难与磨练。

生活要拼搏,诗要升华

等着组织对我的工作安排,到浙江天台教了四个月中学,写了长诗《彩色的生活》,在这首诗里力图深广地剖露国统区的动荡局势,写了反饥饿反迫害的群众游行的场面。提炼得不够,更没有升华了的意象,因此显得过实。但我当时有个想法,以为没有具体的(有血内的)描绘与雕塑,历史和时代的风貌就不能真实地显示出来。本来是内搏战,就不可能采取有距离的冷静的描述,即使升华,那形象里也不能丧失了生活的本来的气息,血有血的气息,汗有汗的气息,远距离的旁观者是不可能凭虚构创造出来的,升华只能从生活的灼热的内部升华出来,从作者灼热的生命内部升华出来。由于是处在肉搏的情境t主客观的灼热气息在交流中旋飞着升华着。我体会到了这个交错而丰厚的情境,但写的不好。心里很对不住那段宝贵的历史。我把这首诗寄给胡风同志,他回信说,诗的情绪不够一贯。转给北平出版的《泥土》杂志,后来发表了出来。

《彩色的生活》

再见,上海,再见,立在岸上送行的挚爱的朋友。一九四八年夏,坐在海轮的甲板上到天津去。第一次看见大海和海鸥,海水深暗,不像是水,更像重重的油液,冷到阴森森的。在北平宣外好友寿孝鹤的家里住了十几天潜赴华北解放区的前几日,我把手头积存的零零散散的原稿,一古脑儿卷起来寄给上海的郗潭封,希望他转给尊敬的胡风先生看看,诗稿转到胡风那里之后,想不到他认真看了我的全部诗稿,有的诗在文字上的还作了少许的修改,编成一集,这就是列入《七月诗丛》第二辑的《彩色的生活》。一九四九年,胡先生和我同在北京,我因为忙于工作,一直未去拜访他,诗集快要付印时,他托鲁煤让我赶紧写一篇《后记》给他,补到了诗集里,这本诗集,198年下半年已打了纸型,没有找到承印的地方。

并不墨空白。

1955至1985整二十五年。

沉重的虐点,是斫伐了的森林的树桩,是被斩断了还用一截截残体耕耘大地的蚯蚓,是结绳时代的绳结。是一条小虫在荆棘中爬行时茸下的足迹,是深深的地层下的河道,是一个人命适的图腾。是黎明前朦胧的地平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