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下题目已有两天，左思右想真不知如何下笔。洁白的稿纸放在面前，字格就像雷达密密的阿眼逼视我，等着捕捉我恍惚不定的思绪。
心情着实地有些沮丧。已经撕了四五张无辜的稿纸，仍开不好头，总觉得写到纸上的字句近乎那种瞎别不久令人憎恶的“交代体”。直到一分钟前。才从困恼中挣扎出来。并且得以顿悟：
有些重逢如实记述。其实跟交代并无差别}就拿我此刻的心境来说。的确是怀着向历史作交代的庄严心情。在交代中不应有虚构的情节。更不能以超然物外的技艺去描绘，只能为实地存留历史的印痕，如若把它当作一般奇文轶事去阅读。那是要失望的。因为其中绝对找不到赏心悦目的词藻和谐趣。
1980年春末。胡风如游魂悄然来到北京。
几年之后才晓得他刚到不久就住进了医院。当时传说他的精神又分裂了，这就是说这许多年里他的精神出现过多次濒临崩溃的危机。我总是不大相信，胡风的精神以及神经还会断裂？记得50年代初，他也曾有过巨大的苦恼，我不止一次看到过他不停地在屋子里急速地走动，有一回我问他：“胡先生，你的神经不会绷断吧？”他异常自信地说：“哪里会脆弱到那种地步，我的神经有缆绳那么粗。多大风暴也不能奈他何。”（原话已记不得，但意思和比喻是不错的）在我的心里，胡风不论处在何种境况。都不大可能丧失思考人生和文学的本能。
1980年夏，胡风暂时住在国务院第二招待所。有关部门跟在京的一些“分子”打招呼。可以看望胡风嘛。这考虑是很对的，他既然恢复了自由。过去的朋友为什么不能相会？特别是他的精神陷于病痛中，旧雨相逢，或可滋润他的心灵。这样我才去看望了他。悠悠然阔别了1／4世纪，终于又能坐在一起面对面地晤谈，重逢的情景是一生难以忘怀的。但是，记述这次重逢之前，我必须先得交代（我又习惯地使用了这个词）十几年前的一次“重逢”。在25年的分隔期间，我和胡风并不是一回都没有碰到过，说的并不是幻梦，我真的曾与他见过面。那也是一次使人永生永世难忘的不同寻常的“重逢”。
1965年冬，为了给我（还戴着反革命分子的帽子）提供一个改造的机会，让我去河南林县参加四清运动。临行之前，突然接到通知，我须参加审判胡风的会，还指定包括我在内的在京津的几位“分子”到会上作认罪的发言。当时心里很明白，我们几个实际上是充当陪斗的角色。会场设在天安门附近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一个大厅。四周是高高的层层坐座，中间的空旷地，很像一个室内篮球场，大小也相近。我们几个是个别地被传呼进去的，由一位法警领着，发完言立即退出法庭。那天，我穿了仅有的一身多年来一直压在箱底的发着樟脑味的深蓝色哗叽衣裳，颁导告诉我，应当穿得整洁点。后来我意识到这是很有必要的，我们的形象与胡风应当一目了然地有所区别。我忐忑不安地走进了法庭。四周是大海怒涛般的瞪得很大的千百只欣赏我的眼睛，似乎要掀起了滔滔的巨浪淹没了我。我不敢东张西望。迎面映入眼帘的是一个孤零零站立的人。这只能是胡风。他面朝着审判席，我向他认真地望了一下，比起10年之前人明显地消瘦了，但面孔并不苍白，还是赭红色的，只是略有点发暗而已，与湖北长江沿岸胡风家乡的地脉的色泽十分相近。
记得胡风穿的是一件棕色的中式棉袄。出奇地肥大，几乎长及膝部，他的两只手一直不自然地拢在袖口内，过去可从来没有见过他有这个闲散人的袖手习惯。他的整个形象使我感到震惊而又很陌生，陌生这词不太恰当，或许用“异样”、“变形”、“冷竣”等字眼较为贴切，他仿佛被什么混浊的颜色侵染了好久。
胡风侧过脸向我这里望了一眼，我们有一瞬间的对视，他神情的冷漠并不使我感到惊愕，我完全能理解，因为这种冷漠，我从冯雪峰那些年的神情里早已熟悉了。冷漠的内涵是强烈的自尊，还有些难以察觉的轻蔑。我的心被猛地刺痛了一下，几乎倾倒。1982年，有一次（只有这么一次），我谨慎地跟胡风淡到这次法庭判决的情景。我对他说某某当时看射文艺界几位领导端坐在看席上。胡风蹙蹙眉头，不愿意谈这个话题，记得他只说了一句：”你们的发言我当时听清楚了，现在全忘记了。“没有再说第二旬。我心里知道他是绝不会忘记的。法庭最后宣布手决词，我们几个鱼贯进入大厅，被允许坐在一张长椅上，胡风仍一个人孤零零地站立在原处。双手袖着，微微闭着双眼，认真地聆听着判决词，记得他并没说话。随即法警把胡风带了出去。散会后，我们几个“分子”一起走出了法院的大门。难得有这次久别重逢，不知由谁倡议。我们到前门西侧一家饭馆每人吃了一碗肉丝面，分手时并没有说“再见”。我们每个人都非常r解再见这个词的分量。那天芦甸非常激动。两眼总是泪汪汪的。不知道他当时心里翻腾着什幺，我一生记着那一双泪汪汪的想吐诉心思的眼睛，可是从此就与他诀别了。我当时肯定也想了许多事。而且我们几个绝不会一句话不变谈，但是现在全已迷迷茫茫等于忘却了。胡风被法警带走的时候。我觉得他又走进了我的心里。
现在还不能接着写1980年夏天我与胡风重逢的事，还必须记述1979年下半年我与胡风通信的情况，胡风当时在成都。在我看，通信是心灵的重逢，但我是怎么与胡风通起信来的呢？
1978年夏天，为《新文学史料》组稿我走访过萧军许多次。
这位赫赫有名的文坛的强者，在人世间默默无闻几十年之久了。
“四人帮”覆灭后，我和黄沫同志（他当时是编辑主任）是北京报刊和出版社首次叩访萧军并向他约稿的编辑。说来惶愧。当时我还没有平反哩。但我心里确信萧军会记得我，并且不会把我们拒之门外，向他约稿就是我的倡议。我相信萧军是经得住久久深埋、具有顽强的生命力的人。多年睽别，他的体魄仍然是虎背熊腰、面孔红润、目光锐利。几乎看不出有因久久湮没而出现的苦相或麻木的神态。也许因我与他有过些老交情以及相近的命运，他热诚地接待了我们并答应写稿，扶《新文学史料》第二期起连载了萧军和萧红的信简以及萧军撰写的详细注释。以后我多次独自走访萧军，已不全是向他组稿，有时完全是个人之间的访谈。每当我踏上萧军灰暗的严重磨损的木楼梯，脚下带出咯吱咯吱的悲抑声，总是小心翼翼。心里禁不住浦动着温泉般的情思，觉得那污渍斑斑相当陡的楼梯。似乎能通往一个永远读不完的幽深的而悲壮的故事。果然，有一次他用欢快的声谓告诉我胡风在成都的通迅处，说：“牛汉，应当写信去，坦坦荡荡。有什么怕的？《新文学史料》应当给他寄去看看。”
我好多年没有跟朋友们通过信。当时不论写信给谁。对我来说都不可随随便便，何况结胡风写信或寄刊物。但当时的形势毕竟已好转，人世间的生活与友情都渐渐解冻，又经萧军这么一说，我次日就给胡风寄了一本《新文学电料》的第二期，但没有另外写信，我只在封皮上写下我的详细的通迅地址。刊物寄出去之后。我的心情一直不能平静下来，似乎不是一本普通的刊物，而是一件可接通友情的信物。内心的激动比我几十年前作为一个练习写诗的青年，从苍凉的伏牛山区寄诗给《希望》主编胡风时还要惶惶不安，期待的心情也是相同的。
很快就收到了胡风8月16日寄自成都的信。署名是H·F。
看到阔别多年一点没有变化的字迹，热泪止不住地泫然而下胡风的信密密地写了一面，说收到了我奇他的刊物，“冯文有几处不符实际，在那种时候，他能这样写，已是难能可贵了。”雪峰那篇文字是写于“四人帮”时期的真正的交代，有些明知是虚假的套话还是不能不写。如果雪峰能多活一年，他会重新回忆“左联”和有关的人和事的。胡风在信中还说。在“井中观天”
时，曾写过些赠友的“韵语杂文”，可惜被抄走，以后再抄寄给我们，“以博诸兄一笑”。
从信的流利而刚健的字迹以及用语特点来看，我断定胡风写信当时的体魄和情绪还是好的。（可悲的是一年之后，胡风精冲上遭到病痛的折磨，写字仿佛失去了主宰，大大改变了他原有的字迹，连签名都似出自陌生人之手。）这封信，我让垒家人都看过。因为胡风这个“灾星”，二十多年来跟我和我的全体亲人有着深深的牵连。但现在那种深重的基本上已成为过去的灾难，最终并未摧毁我们之间内心的友情，灾难反而使纯净的友情更添加了一层庄严而凝重的亲情般的内涵。梅志同志后来告诉我，胡风收到刊物，激动了很久，他从通讯处断定是我寄给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