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氏家训集解》，186—187页）顾炎武《日知录·两汉风俗》
汉自孝武表章《六经》之后，师儒虽盛，而大义未明，故新莽居摄，颂德献符者，遍于天下。光武有鉴于此，故尊崇节义，敦厉名实，所举用者，莫非经明行修之人，而风俗为之一变。至其末造，朝政昏浊，国事日非，而党锢之流，独行之辈，依仁蹈义，舍命不渝，风雨如晦，鸡鸣不已。三代以下，风俗之美，无尚于东京者。故范晔之论，以为“桓、灵之间，君道粃僻，朝纲日陵，国隙屡启，自中智以下，靡不审其崩离，而权强之臣，息其窥盗之谋，豪俊之夫，屈于鄙生之议”。“所以倾而未颓，决而未溃，皆仁人君子心力之为”。可谓知言者矣。使后代之主，循而弗革，即流风至今，亦何不可。而孟德既有冀州，崇奖跅驰之士。观其下令再三，至于求负污辱之名，见笑之行，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者。于是权诈迭进，奸逆萌生。故董昭太和之疏，已谓“当今年少，不复以学问为本，专更以交游为业。国士不以孝悌清修为首，乃以趋势求利为先。”至正始之际，而一二浮诞之徒，骋其智识，蔑周、孔之书，习老、庄之教，风俗又为之一变。夫以经术之治，节义之防，光武、明、章数世为之而未足，毁方败常之俗，孟德一人变之而有余。后之人君，将树之风声，纳之轨物，以善俗而作人，不可不察乎此矣。
光武躬行俭约，以化臣下，讲论经义，常至夜分。一时功臣如邓禹有子十三人，各使守一艺，闺门修整，可为世法。贵戚如樊重，三世共财，子孙朝夕礼敬，常若公家。以故东汉之世，虽人才之倜傥不及西京，而士风家法，似有过于前代。
东京之末，节义衰而文章盛，自蔡邕始。其仕董卓无守，卓死，惊叹无识。观其集中滥作碑颂，则平日之为人可知矣。以其文采富而交游多，故后人为立佳传。嗟乎，士君子处衰季之朝，常以负一世之名，而转移天下之风气者，视伯喈之为人，其戒之哉！
（《日知录校注》卷十三，718—720页）顾炎武《日知录·正始》：
魏明帝殂，少帝即位，改元正始，凡九年。其十年则太傅司马懿杀大将军曹爽，而魏之大权移矣。三国鼎立，至此垂三十年，一时名士风流盛于洛下。乃其弃经典而尚老、庄，蔑礼法而崇放达，视其主之颠危若路人然，即此诸贤为之倡也。自此以后，竞相祖述，如《晋书》言：王敦见卫玠，谓长史谢鲲曰：“不意永嘉之末，复闻正始之音。”沙门支遁，以清谈著名于时，莫不崇敬，以为造微之功，足参诸正始。《宋书》言，羊玄保二子，太祖赐名曰咸、曰粲，谓玄保曰：“欲令卿二子有林下正始余风。”王微《与何偃书》曰：“卿少陶玄风，淹雅修畅，自是正始中人。”《南齐书》言，袁粲言于帝曰：“臣观张绪，有正始遗风。”《南史》言，何尚之谓王球，“正始之风尚在”。其为后人企慕如此。然而《晋书·儒林传》序云：“摈阙里之典经，习正始之余论，指礼法为流俗，目纵诞以清高。”此则虚名虽被于时流，笃论未忘乎学者。是以讲明六艺，郑、王为集汉之终，演说老、庄，王、何为开晋之始。以至国亡于上，教沦于下，羌、戎互僭，君臣屡易，非林下诸贤之咎，而谁咎哉！
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魏晋人之清谈，何以亡天下？是孟子所谓杨、墨之言，至于使天下无父无君，而入于禽兽者也。昔者嵇绍之父康，被杀于晋文王，至武帝革命之时，而山涛荐之入仕。绍时屏居私门，欲辞不就，涛谓之曰：“为君思之久矣，天地四时，犹有消息，而况于人乎？”一时传诵，以为名言，而不知其败义伤教，至于率天下而无父者也。夫绍之于晋，非其君也，忘其父而事其非君，当其未死三十余年之间，为无父之人亦已久矣，而荡阴之死，何足以赎其罪乎？且其入仕之初，岂知必有乘舆败绩之事，而可树其忠名，以盖于晚也。自正始以来，而大义之不明，遍于天下。如山涛者，既为邪说之魁，遂使嵇绍之贤且犯天下之不韪而不顾。夫邪正之说，不容两立。使谓绍为忠，则必谓王裒为不忠，而后可也。何怪其相率臣于刘聪、石勒，观其故主青衣行酒，而不以动其心者乎？是故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其国。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