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情报局从海军借来了水下爆炸专家参与训练，执行真正的任务。小型登陆艇停在海上天水线以外的地方，渗透和破坏小组要给橡皮艇充气并划至海滩。“我希望让朝鲜人知道，我们美国人一手建立了这支游击队。这能使朝鲜人尊重我们，也能使美国军方尊重我们。”
托夫特的帝国飞速扩展。几年前，中央情报局接手了陈纳德将军二战期间的“飞虎队”，这是一支为蒋介石打共产党的美国雇佣军和正规军。中央情报局将其转移至台湾，并更名为“民航运输队”。现在，40架带有中国国民党标志和“民航运输队”符号的飞机又转移到日本和朝鲜供托夫特使用，其飞行员和地勤人员由中央情报局开工资。托夫特要了一架装备舒适的C-47（机号XT-854）作为私用飞机，往返于在日本的六个中情局训练站和朝鲜的其他几个站。他还接手了永岛上俯瞰釜山港的一所房子，它是这个地区的制高点。他用这个地方来逃避尘嚣和召开计划会议。“这是亚洲的最佳美景之一，到那儿去躲开东京的喧嚣，能使我们工作得更快更好。”
托夫特受命负责朝鲜以外亚洲很大一片地带的秘密行动：远至贝加尔湖的东西伯利亚、整个蒙古和中国华北包括东北，还有千岛群岛和琉球群岛，前者在苏联控制之下。一个特别微妙的目标是在西伯利亚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的苏联海军基地。苏联在基地内使用了大量朝鲜人和中国人当临时工，这样，中央情报局人员的渗入就相对容易一些。1950年底以后的时间里，中央情报局至少有五六名间谍在那里工作，监视苏联海军的调动，并警惕俄国人干预战争的任何可能迹象。
但是，该基地防卫森严，以致托夫特的间谍们不敢使用无线电进行通信联络。“我们依靠‘信鸽’——其他朝鲜间谍来往返传递信息。这是危险透顶的工作，但是很有必要。”
特工小组从空中和海上渗入了“满洲”和东西伯利亚，另一些以厚木中央情报局为基地的受过特种训练的小组进入了山东半岛和华北天津地区。出于政治上的原因，不允许用“民航运输队”的飞机把谍报人员送进中国和苏联去执行任务。“我们不能用带有中国国民党标志的飞机飞临这些国家，所以我们就依靠美国远东空军。”托夫特说。远东空军副司令厄尔·帕特里奇将军十分感激中央情报局帮助援救他被击落的飞行人员，立即同意提供飞机和飞行员去执行这些敌后的危险使命。但是麦克阿瑟早就觉得托夫特的行动规模过大，过于独立，而且过于危险。1950年10月25日，麦克阿瑟致电参谋长联席会议说，托夫特的“政策协调局”是“按有关的特别协议行事，但是它已经不时地违反了这些协议”。他报告了最近的一个事件：一名间谍从远东空军的一架飞机空投到苏联领土，此事表明“事态严重”。因此，他向参谋长联席会议建议，他打算暂停这一项目。他已经“下令他辖下各部门在没有他特许的情况下，不得参与类似的项目”。
两天后，参谋长联席会议答复说：“华盛顿没有一位负责官员质疑（麦克阿瑟）在其战区或计划行动区域内关于中情局行动的指挥权。”但是，参谋长联席会议“希望他将支持中央情报局业经批准的情报和秘密活动，以体现驻远东美军总司令的责任”。
几个星期过去，托夫特的人马仅在厚木空军基地一处就超过了1 000人，他们住在基地内一个安全的大院里。“民航运输队”的飞机为中央情报局提供了独立于军方的机动性。“在日本或朝鲜，我们从来不接受军方的命令，”托夫特说，“我们写我们自己的命令，使它看起来就像是正式文件，没有它谁也不能随意行动。我们不理会禁止把当地人员送进或送出日本的禁令，无论是在战争地区还是在整个被占领的日本，我们把成千名游击队员和间谍送进送出我们的训练和集结营地。”
这些秘密活动并没有完全逃脱威洛比的注意，中央情报局人员不久就发现他们处于为军方反情报部门工作的日本警察的监视之下。托夫特愤怒至极，他甚至有过一念之差，认真考虑过如何“溺毙”一名特别讨厌的、为威洛比工作的官员。在沮丧时刻，托夫特会说，麦克阿瑟有三个敌人：俄国人、中国人和北朝鲜人。“而我有四个敌人，”他说道，“那三个，再加上麦克阿瑟。”
偶尔，华盛顿派出的一些古怪人物也会闯入托夫特的领地。一个代号为“水牛”的切罗基印第安人在华盛顿被问道：“你愿意去杀掉（北朝鲜首相）金日成吗？”“我今天就干。”据说他这么回答道，并动身去远东。“水牛”此人怀疑一切，以致他不愿接近任何一个一般的中央情报局办事处，哪怕是隐蔽极深的也不行。他坚持要“在皇宫墙附近，在日落时分”会见托夫特和其他官员。“水牛”的暗杀行动一旦成功，他将得到托夫特称之为“相当数量的一笔重赏”。但是显然什么都没有发生，而“水牛”在离开东京之后究竟干了些什么，中央情报局一直毫无所知。
在心理战方面，托夫特不仅设法损坏苏联在日本的名声，而且在此过程中为中央情报局赚了10.4万美元的收益。当时苏联的政策是鼓动日本左翼分子抵制麦克阿瑟的民主化进程，并使日本人民对于与美国结成过于亲密的同盟一事抱有疑惧。它暗示，作为旁观者的日本会在一场美苏战争中被毁灭。
1950年底，托夫特在宣传上出损招的机会来了。当时苏联人开始释放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在西伯利亚“失踪”的千百名日本士兵。托夫特说：“日本左派新闻界对苏联温情脉脉，说苏联准备释放这些人是如何好心好意。”他感到这里另有打算。美国在日本的军事存在，除去司令部人员外，只是一个宪兵营。托夫特担心释放的战俘和日渐高涨的亲苏情绪，恐怕会给俄国人带来宣传上的好处。他同副手科尔韦尔·比尔斯商谈了反击行动，但是想不出什么好主意。
出于无心，威洛比倒给他们开了一个头。他手下一个人得到一本由一名日本上校保存的日记，这位上校曾在西伯利亚一个劳改营里度过了战后的年月，那是一段可怕的经历。“威洛比不知这日记有何用处，于是把它送到中央情报局开个玩笑。”托夫特说。托夫特浮光掠影地看了一遍日记的译文，对比尔斯宣布说：“我们要进军电影界，我们要拍一部影片，描绘在俄国当战俘是怎么回事。”
在托夫特的催促下，麦克阿瑟取消了一道关于防止日本电影业在战后卷土重来的禁令。一项请求提交给了中央情报局，请他们提供一名电影导演和剧本作者。摄制组主要是同日本电影技术人员合作——但是在中央情报局的指导下，在日本最北部岛屿北海道的茫茫雪原上建起了一个模拟俄国战俘营。托夫特订购了各种物品，还有四车皮的番茄酱，比尔斯问他为什么。“因为这将是一部前所未有最血淋淋的影片。”托夫特回答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