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奇逊的计谋大告成功，他把中国人的答复称作是“蔑视全世界和平要求”的又一证据。联合国已经竭尽所能来寻求朝鲜问题的和平解决，他说：“现在我们必须清醒地正视这样一个事实：中共无意停止他们对联合国的蔑视。”
2月1日，联合国大会不顾英国 和印度的反对，以44票赞成对7票反对、9票弃权的结果（缅甸、印度和苏联集团的5个国家反对这一决议，瑞典、南斯拉夫以及7个亚洲和阿拉伯国家弃权），宣布中国是侵略者。决议呼吁北京“使其部队和人民……停止敌对行动……并撤出朝鲜”。决议重申了联合国决心“继续其在朝鲜的行动以对抗侵略”，并呼吁成员国为在朝鲜的行动“继续给予一切援助”。决议最后还成立了两个特别机构：一个委员会，在紧急情况下考虑“采取进一步的措施，来对付这一侵略”；一个三人小组，“以促成停止敌对行动”，实际上这是一个停火委员会。
艾奇逊对于联合国的巧妙操纵在外交上大奏奇效。一些中立国提出了一项和平计划，遭到了中国人而不是美国人的反对，现在是中国人打出了无法无天的旗帜。反对和平的是北京，而不是华盛顿。
对中国人来说，反对停火造成了可怕的人命灾难。由于他们自视过高，显然相信联合国的大多数将支持他们的要求，于是中国人拒绝了一个结束战争的机会，其条件远比他们在两年半之后所接受的更为优越。
三八线再成问题
李奇微的攻势又引发了从1950年12月以来参谋长联席会议与国务院一直争而不决的问题：联合国军是否应当再次抵进至三八线？他们应当如何行事？严格来说，麦克阿瑟仍在根据联合国介入战争时所下达的命令行事，即击退侵略者并在该地区重建和平与安全。如前所述，联合国的命令还包括“建立一个统一、独立和民主的朝鲜”这一长远目标。在中国的“第二次战役”之后，麦克阿瑟接受了新的战术任务，但是联合国的这些命令仍然有效。麦克阿瑟的战术任务就是要把部队尽量长时间地保留在朝鲜，而又不危及他的部队和日本的防务。
由于同样的原因，麦克阿瑟仍拥有越过三八线的权力，这是根据华盛顿于1950年9月27日向他下达，并于10月7日由联大确认的命令。但是由于政治局势的变化，艾奇逊认为任何关于向三八线以北行动的决定，都须与盟国政府进行讨论。
这样，就开始了一场颇为奇特的小步舞，无论是国务院还是参谋长联席会议都不愿在其中提出明确步骤。艾奇逊说：“的确，双方都如此坚持要由对方来拿主意，由此引出了一些尖刻的言辞，认为双方都是在逃避责任。”在艾奇逊看来，重新进入北朝鲜将会“在自由世界中造成严重危机，并导致某些盟国（很显然是英国人）退出战争”。艾奇逊承认必须夺回整个南朝鲜，以使敌方不能实现其主要目标。艾奇逊也并不禁止越过三八线进行小规模地面行动，以干扰对方的进攻准备。在边界上停止战争可以使谈判易于进行，艾奇逊并不认为北朝鲜人会赞成停战，此时停战会在他们的领土上给联合国军（和韩国军队）一块小小的立足之地。如果目标是“尽量严惩敌人”，那么实现这一目标的最好办法就是在三八线上稳定住一条战线，而不是北进延长供给线，在北方的海空军行动仍将继续。国务院的迪安·腊斯克（满怀信心地）对参谋长联席会议说，无论如何，做出一项政策声明的主要原因，就是如艾夫里尔·哈里曼所认为的，有必要“稳住”杜鲁门对三八线问题的看法。
参谋长联席会议表示反对。只要联合国的政治目标保持不变，那么其军事力量就不应当由于政治原因而被禁止越过三八线。这一禁令将使中国人得以集结大批部队准备战斗而不受惩罚。不准越界的规定只是单向的，中国人仍可以为所欲为。参谋长联席会议说，在没有行动自由的情况下，麦克阿瑟很难维持攻势，甚至很难保持有力的防御。
但是参谋长们认为，要提议麦克阿瑟抵达三八线后应当如何行事，还为时过早。参谋长联席会议认为，在这之前做出的任何决定“在军事上都欠成熟”。参谋长联席会议担心，同盟国进行的讨论会泄漏给敌人（这是事出有因的。除去苏联间谍菲尔比、伯吉斯和麦克莱恩之外，英国工党政府中对联合国事业怀有敌意的大有人在）。参谋长联席会议所希望的是由国务院来详细说明达到美国政治目标的方针。
参谋长联席会议反对意见的强烈程度使艾奇逊认识到，国务院关于反对越过三八线的建议还是不要送呈杜鲁门。马歇尔同意了，他还希望尽量不要同其他国家政府就此进行讨论。
麦克阿瑟对于政府各部门之间的激烈辩论只有一些间接的了解，他试图通过迂回曲折的方式来迫使政府做出一项决定。1951年3月2日，他给参谋长联席会议送去了一份向联合国提交的关于2月后两周他的行动的半月汇报。这是一种通常谈论军事局势的例行公文。其中麦克阿瑟的一句话，被国务院认为是一枚政治炸弹：
既然杜鲁门总统已指出，越过三八线之事是一个军事问题，应根据我作为战区司令官的最佳判断来加以解决，然而我想澄清一点：如在这个问题确实出现之时，具有说服力的反对越界的政治理由当时已经提出，并可能要合理地限制越界行动的话，我将不会武断地行使这一权力。
这一番话乍看起来像是要放弃任何越过三八线的意图，但国务院官员们立刻看出了其中的伏笔。他们认为向联合国的盟国强调这一问题并无益处，他们要求麦克阿瑟删去这句话。他删去了。
但是，几天之内的战场局势使三八线问题引起了公众的注意。3月7日，李奇微将军发起“撕裂者行动”战役，旨在向共产党人战线中部打入一个宽阔的楔子，并把西部的中国人同在东部的北朝鲜人分隔开来。战役的主要目标春川离三八线的直线距离不到10英里。占据春川后，第8集团军就立足于离三八线只有两天路程的地方了。
3月15日，一名记者问杜鲁门，联合国军是否准备越过三八线。“这是由战地司令官决定的一个战术问题。”他答道，“离那儿有7 000英里之遥的总司令不会干预战场行动。我们是在为解放大韩民国而工作……这同三八线没有任何关系。”
尽管杜鲁门是含糊其词，但是他的声明已涉及了几天之前仍不准麦克阿瑟妄加评论的问题。这位将军向在东京的知己发牢骚说，这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他们可以在华盛顿信口雌黄，但是咱老兵就不准发表任何比一份‘早点名报告’（连一级的报表，报告某一天有多少士兵出勤）更有意义的言论”。
事有凑巧，正是在杜鲁门向记者发表声明的同一天，国务院终于同意了关于在朝鲜作战目的的声明草案。虽然在获得最终批准之前，还有待两个月的讨论和若干小修改，但这份国务院文件代表了参谋长联席会议和国务院在一些艾奇逊认为是“相对简单和敏感的结论”上，取得了一致意见。
这一文件实际上放弃了以武力统一朝鲜的想法。联合国军应继续尽量造成敌方损失，并重新控制三八线以南的领土。联合国地面部队在“战术局势可能要求的情况下”，应被允许在三八线以北大约10至20英里的范围内进行“进攻性的防御行动”。当实际抵达三八线时，美国就应当沿着一条在1950年12月曾向联合国停战委员会清晰表示过的战线谋求一项停火。如果敌方拒绝这些条件，联合国军则——
应继续尽量消耗敌人。他们可以袭击边界以北，以使敌人站不住脚，并干扰其进攻准备。但是，不应全面推进，也不应试图占据北朝鲜领土。美国应继续给中共在朝鲜的部队造成重大损失以灭其威风，并应继续对其政府采取经济和外交行动。直接针对中国大陆的军事行动未予考虑。
这一草案取代了参谋长联席会议于1月12日草拟的选择方案清单。这一文件之所以对麦克阿瑟至关重要，原因有二：它界定了他能够在三八线以北行动的范围；再者，它否定了他所期待的针对中国大陆的行动。诚然，该草案并不代表国家安全委员会或是总统的最后决策，但是它的确以明白无误的言辞告知麦克阿瑟，参谋长联席会议和国务院在应当如何进行这场战争上意见是一致的，而且参谋长联席会议正是麦克阿瑟的上司。
然而，麦克阿瑟是不会因人劝阻而不直抒胸臆的。去年12月6日的总统命令，要求政府和其他官员没有华盛顿的批准不得擅自发表言论，这使将军几个月来噤若寒蝉。［一位政府官员认为，杜鲁门的命令与麦克阿瑟非同寻常的沉默没有什么关联，“事实上，（麦克阿瑟）刚刚得到教训，也真的无话可说，即便是代表他自己”。］如今，麦克阿瑟又准备对他所效力的政府再度发起宣传大战，其方式之稀奇古怪，以致在以后几周里，五角大楼和白宫都在议论纷纷：这位美国在远东的最高司令官是否精神健全？
中央情报局羽翼已丰
1951年初，一位中共巡视大员向北京报告说，中国的赴朝军队饥寒交迫，病痛缠身，在零下几十度的严寒中挣扎度日，每日只靠几个冻土豆得以生存。“当战士们在雪地里露营时，他们的手脚和袜子都冻成了冰坨子，他们拧不开手榴弹盖，拉火索也打不着……手上的皮都粘在迫击炮弹和炮筒上。……”由于没有避寒之处，中国人疾病丛生，痛苦不堪，肺炎和内科疾病使数千人失去战斗力。
虽然中国人在1950年12月的胜利之后已放慢了战斗节奏，但是马修·李奇微将军知道这种平静只是短暂的。中国人在他们前两次攻势之后，被迫暂停几个星期以重新部署，并重新补充给养，这些给养是由人力通过雪积冰封的北朝鲜山峰背驮而来的。李奇微所能做的，只是试图使他的士兵们重新恢复战斗能力（两个陆军师已在12月几乎被彻底摧毁），并希望能够击退兵力比他多四五倍的敌人。
李奇微有所不知的是，他的部队即将从一些不可思议的来源得到至关重要的帮助。他们是：一位美籍丹麦间谍大王、一支中国国民党人的海岸警卫队、印度政府内一个匿名的美国间谍。
1951年1月中旬，中央情报局驻东方各站站长收到了从华盛顿总部发来的一份急电。这份电报传达了从隐藏在贾瓦哈拉尔·尼赫鲁总理的印度政府中一个特务机构那里收到的“过硬”情报。印度政府虽然公开声称对朝鲜战争保持中立态度，但是时时给中国以宣传上和外交上的支持。现在，尼赫鲁的支持又要变成物质上的支持了。据那名特务报告，中国人已包租了一条挪威货船并派往印度孟买，前去装载由印度政府提供的医疗供应品。装船单令人印象深刻，它包括三整套野战医院设备，加之各种药品（据一名美国情报人员说，“足够给三八线以北的每名敌军士兵注射起码三针青霉素”）、外科医生、内科医生、护士以及其他医务人员和用具。
华盛顿给各地特务机关的电报是直截了当的：“不惜任何代价”务使该船和所载货物不得到达敌方。电报没有细论这一货运的人道主义一面。一旦这些医疗供给到了战场上的中国军队那里，将使他们能够发动一场新的攻势，造成美国和韩国数以千计的生命损失。
但是截击这艘轮船是一个相当敏感的外交问题。挪威虽然是联合国成员，然而它不顾美国和其他有部队参战的联合国成员国的外交抗议，仍然允许它庞大的航运界继续和敌方进行贸易。美国曾经避免宣布对中国实行封锁，这是因为怕冒犯英国人，他们同样在和中国继续进行贸易，以此保护它的直辖殖民地香港。
这样，就出了一个难题：美国如何才能阻止这次货运而又不掀起一场外交上的轩然大波，使已经脆弱不堪的外交同盟土崩瓦解？中央情报局总部的来电并未论及这一问题，它只是指示各地特务执行任务，而且要悄悄地干，不惜任何花费。不过该电报的确含有一项明白无误而又未加声言的警告：勿使美国政府为难。
这样，就开始了“TP-披巾”行动，这是一次无视国际法、在公海上袭击别国船只且毫不掩饰的（成功的）海盗行为。中央情报局已经参加了朝鲜战争，而且大打出手，拳脚交加。
命令最后来到了日本厚木，以及汉斯·托夫特的办公室上。这位美籍丹麦人相貌堂堂，金发稀疏，说话略带一些斯堪的纳维亚口音。在自成一体的情报界之外，实际上他鲜为人知，然而托夫特在同僚中享有20世纪最杰出的特工之一的名声。而且，他在看到关于挪威船的电报之前的所作所为，很能说明为什么他对于这一使命而言极为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