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种情形是假设采取更为强硬的行动：用海军封锁；对中国大陆实施空中侦察和轰炸；“最大限度地使用”中国国民党军队；以及“可能使用原子弹”。麦克阿瑟说，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在朝鲜继续守住最有利的阵地”。他将把第10军由海路运往釜山，然后经陆路与第8集团军会合。在第8集团军的指挥下，这些联合起来的部队就会“在尽可能靠北的地方”守住一条“横贯半岛的阵地”。麦克阿瑟希望“尽快”从台湾调来5万至6万人的中国国民党军队，也希望对中国大陆采取行动。他对柯林斯说：“另外一些中国国民党军队应引入中国南方，可能是通过香港。”（这个建议在外交上和政治上是荒谬的。麦克阿瑟心知肚明，控制香港的英国人正在寻求如何从战争中抽身引退，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允许其宝贝殖民地用作国民党游击队进入中国的入口。）
第三种情形的根据是中国同意不向三八线以南推进。在这种情况下，联合国就应该接受一项停火，但却是有条件的：禁止北朝鲜或中国军队向三八线以南运动；所有北朝鲜游击队撤至三八线以北；由联合国的一个委员会监督停火。麦克阿瑟说，除非联合国同意第二种情形下的行动，“这可能是可以得到的最好的解决方式了”。
柯林斯同意，如果在中国人继续进行全力以赴的攻势时联合国不能充分支持其部队，麦克阿瑟“就应受命采取必要的步骤保护其部队，并着手为撤离朝鲜制订计划”。然而，他在一个关键问题上与麦克阿瑟意见相左（尽管他并未就此据理力争）：即便联合国部队受到如此约束，他也不认为中国人能够迫使其离开朝鲜。“我的判断主要是基于战地司令官沃克和阿尔蒙德所表达的观点。”柯林斯在12月8日返抵华盛顿时对记者说，联合国军队“将能够在不遭受更多严重损失的情况下照应好他们自己”。
这位陆军参谋长立即前往白宫参加杜鲁门、艾德礼和他们的顾问们进行的会谈，他带来了与会者头一次听到的令人颇为宽心的消息：“尽管军事形势仍然严峻，但已不再危在旦夕。”
当时的情况是，美英会谈的最后公报已起草完毕，所以柯林斯的调查结果对会谈本身的结果没有直接影响。但至少英国来访者在回国时得知，朝鲜局势不再是岌岌可危的了。然而，联合国军在战争中还要面临惊心动魄的几个星期。
在联合国的徒劳行动
12月中旬的事态表明，尽管美国做出了努力，通过联合国寻求和平的行动却是徒劳无益。沃伦·奥斯汀大使发现，大部分国家赞同英国人的观点：应该以让步来“收买”中国。联合国的成员愿意对抗像北朝鲜这样的小国的侵略行为，但与中国交锋则完全是另一回事。奥斯汀对于在华盛顿可接受的条件下，由联合国帮助实现一项政治解决表示悲观。按照当时为美国外交关系协会撰文的理查德·斯特宾斯的话说：
大部分非共产党国家似乎对北京欺侮联合国和无法无天的行为并不感到忧虑，却更为担心美国与中国的争执会突然导致全面战争的可能性。……相当多数的代表团现在似乎认为，约束中国不如约束美国更为重要。
在英国人和美国人同意在联合国主持下谋求停火后不久，12月5日，13个亚洲和阿拉伯国家提议，要求北朝鲜人和中国人不要越过三八线，希望这条以前的边界能够成为一条停火线。杜鲁门和艾德礼立即表示赞同。然后，印度代表贝内加尔·劳爵士把这个问题转达给北京和平壤。过了好几天，他没有得到答复。印度接着便寻求并且得到了华盛顿的保证：如果中国人停止在三八线，联合国军就不会重新入侵北朝鲜。但是共产党阵营仍然保持沉默。
12月11日，这个阿拉伯—亚洲国家集团在联大提出两项提案。一个提案要求建立一个三人委员会以寻求一项停火，另一个提案呼吁召开一次远东事务会议。这种方式是为了迎合美国坚持无条件停火的要求，以及中国人关于更广泛地考虑亚洲问题的要求。
12月11日，国家安全委员会讨论了这个问题。五角大楼基于几种原因不相信这种做法。军方担心中国军队在前线继续集结而可以不遭受联合国的空中攻击，一旦共产党人决定破坏停火，他们在三八线就会有庞大的军队和充足的补给。军方还希望在三八线以北守住某些据点。迪安·腊斯克代表五角大楼和国务院对国家安全委员会说，具体条件应在美国同意停火以前进行讨论。马歇尔将军希望成立一个监督性的联合国委员会；否则的话，“我们就无法确保不会发生重大的违反停火的行为”，而他在中国的那一年里“经历了很多这种违反停火的行为”。
杜鲁门说，他已经向艾德礼首相明确表示，“我们不会向这些嗜杀成性的对手投降。我们只能是被赶出来，但那会花费他们很长时间”。在任何停战条件下，“朝鲜的所有部分必须全部开放，因为我们不能袖手旁观，让敌人调兵遣将”。
国防部长马歇尔说，美国现在是进退维谷。停火会停止美国的海空行动，并给中国人集结兵力的机会；“反之，他们就会说我们没有遵守停火规定。另一方面，如果我们反对停火，我们的朋友就会认为我们不赞成和平解决问题。”马歇尔敦促寻找“一些看起来是通情达理的立场，哪怕对方会拒绝接受”。
副总统巴克利认为，停火所附加的任何条件应出现在联合国的一项提案中，而不应是“任何形式的幕后谅解”。他认为，美国不应扮演反对停火的角色，这一点很重要。而且“极为重要的”是，要“由对方来承担”任何反对停火的责任。
总统批准的最后建议是有保留地接受停火，“它不会置联合国军于不利的军事境地，而且不牵涉政治让步”。
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会议一结束，联席会议的参谋长们就询问麦克阿瑟关于停火“可接受的”军事条件。麦克阿瑟回答说，他希望得到五个保证：（1）所有地面部队必须停留在原阵地或撤至后方；（2）除保健和衣食必需品外，不得向部队进行重新补给；（3）交战双方的飞机不得飞越前线；（4）难民不得从任何方向穿越前线；（5）由未参战国实施监督，他们具有“不受限制的行动自由”。
联席会议的参谋长们12月12日在送交马歇尔将军的一份备忘录中详述了这些条件：停火应局限于朝鲜，并保持其约束力，直至“朝鲜问题”一劳永逸地得到解决；应建立一个纵深约20英里的非军事区，其南部界线应大致沿三八线；三八线两边的游击队应得到安全的通道以返回其主力部队；而且，应在一对一的基础上交换战俘。
与此同时，在联合国，联大的政治与安全委员会（按联合国的术语为第一委员会）用了好几天的时间，东拉西扯地讨论“中国人在朝鲜的存在”，并征求北京对停火的看法。12月13日，第一委员会同意成立一个三人委员会（由联大主席、伊朗的纳什罗拉·恩特扎姆率领），以确定可能实行停火的条件（印度的劳和加拿大的莱斯特·皮尔逊被选为委员会的另外两名成员）。第二天，联大在美国的支持下，以压倒多数通过了停火提案。
但是，中国人并不准备讨论任何条件下的和平，除非美国彻底投降。中国代表伍将军甚至拒绝会见停火委员会，他离开成功湖回国了。北京在12月21日宣布断然拒绝阿拉伯—亚洲国家的提案，说没有中国人的参加，联合国采取的所有行动都是非法的。两天以后，中国外交部长周恩来在北京电台的一次广播中指责了联合国的每一个行动。38度线作为一个分界线，由于“入侵”北朝鲜而“荡然无存”。如果停火后不随之对远东政治问题做出“有利安排”，中国是不会考虑停火的，这些问题是：“外国”军队撤出朝鲜；由“朝鲜人民自己”解决朝鲜事务；“美国侵略军”撤出台湾；恢复北京在联合国的席位。1951年1月2日，第一委员会对联大说，“此时此刻……不能就停火提出有益的建议”。
如果美国想要停止战斗，它必须指望别处，而不是联合国。除了单方面撤军，其他唯一的选择就是坚持下去、继续战斗，并说服中国人进行谈判。
战地指挥官更迭
12月22日，沃尔顿·沃克将军急急忙忙来到第8集团军的普通军官食堂。这里用餐环境舒适，提供由军用班机每日从日本运来的新鲜佳肴。食堂像是战场以外的一个世外桃源，但是军官们很少在此流连忘返。美军驻韩国军事顾问团团长弗朗西斯·法雷尔准将回忆说：“那天我和一些韩国人在那里狼吞虎咽地吃饭，以便马上赶路。”
在外人看来，沃克并非一位沉湎往事的人。因此，当这位将军突然谈起第二次世界大战间他推崇备至的乔治·巴顿将军时，法雷尔不禁大为惊讶。“一位像巴顿那样生活的人居然会死于一次交通事故，”沃克说，“我认为这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法雷尔听了这句话，但是并不在意。沃克吃完饭后，叫来他的吉普车司机，前往第20师和英联邦第27旅颁发部队嘉奖令，并把一枚银星勋章授予他在第20师任连长的儿子萨姆·沃克上尉。
沃克是一位坐在副驾驶座上急躁的“驾车人”，如果什么东西减慢了他的吉普车的速度，他往往厉声说道：“绕过它前进。”这天，一长串南朝鲜陆军的卡车占据了他的车道。他的司机猛然把车子拐到左边，打算按陆军的用语“以双路行车超过车队”。但是，南朝鲜的一辆卡车开出了车队，朝沃克的吉普车迎面驶来，司机立即刹车。吉普车突然拐下公路，掉进路边的沟渠里。
人们把沃克从吉普车里拖出来时，发现他头部伤势严重（他不在进行战斗的地区时，不愿意戴上沉重的钢盔。他当时把钢盔放在腿上）。沃克被火速送往一所战地医院，抵达时已经死亡。
法雷尔将军当天晚些时候得知这次事故，并想起了沃克谈及巴顿的事。“长时间以来，这件事都使我不寒而栗。”他说。
麦克阿瑟对死去的沃克赞誉备至，这是在沃克活着的时候，他曾经拒绝过这样做的。他在东京对记者说，他“不久前曾提议把沃克提升为四星上将”。即便麦克阿瑟确实这样做了，他也从未与国防部的任何人说过这件事。实际情况是，四个月以来，麦克阿瑟和其他军界高层人士，包括柯林斯将军，一直在找机会解除沃克的职务。然而，这位骁勇的战将死去时，他的军职和他的第8集团军虽备受磨难，依然安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