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纳森·伯纳姆想到小行星去采矿。他一直有点与众不同。他读的既不是课本，也不是暑假书单上的书，而是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还有现代“新反动派”思想家柯蒂斯·盖伊·雅文，笔名叫孟子·莫德伯格。伯纳姆认为自己是个自诩的自由主义者，一个出于自发的动力去学习的“自主学习者”，所以也不需要老师告诉他该做什么。他是个差劲的学生。
2011年，到了强纳森高中最后一年的春季学期，他总共申请的10所大学中，除了马萨诸塞大学，全把他拒了，而这所马萨诸塞大学，离他住的马萨诸塞州牛顿市，不过10公里多点。不过他其实也不在乎，因为没什么兴趣再忍受四年枯燥的上课和更没劲的考试。上大学对他一直想做的事是种干扰，他想去宇宙，去小行星上蕴藏的珍贵矿藏中捞上几万亿美元。
伯纳姆不是个妄想狂，他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大部分同学读《德伯家的苔丝》和《了不起的盖茨比》时，他已经在研究S-型（硅质）小行星上的镍、钴和铂。毕竟他上初中时早就读过每一本F.斯科特·菲茨杰拉德的书了。他长着明亮的蓝眼睛、金发，看起来总像在坏笑，受女孩子欢迎，高中时期短暂的男欢女爱也曾让他分过心，但强纳森还是花了大量时间在他崇高的兴趣上。他拖着不做在他看来毫无意义的作业，上网满世界搜，想着碰上些想法有意思的博主，哪怕只比他们老师有意思一点也行。
他最喜欢的博客叫“不合格的保留地”，博主是个叫孟子·莫德伯格的新反动派，真名叫柯蒂斯·雅文。雅文是个生活在硅谷的软件工程师，他在博客的“关于我”一栏里把自己描述为“固执又无礼”，这一下把伯纳姆吸引住了。
有一天晚上，强纳森正在看莫德伯格的博客时，看见一个新帖说有个叫“20岁以下20人”的奖学金要征集申请人。这个奖学金由蒂尔基金会资助，给20名不到20岁的学生每人10万美元，让他们在受资助期间辍学创业。辍学？伯纳姆都不用人劝。他也不知道父母（一个是牧师，一个是金融投资人）知道他要辍学会怎么想，但他当时就是好奇，想多了解一下这个奖学金。
蒂尔基金会可以说是一个王国慈善的臂膀，它属于彼得·蒂尔，创始人基金的创办者兼主席。创始人基金是硅谷主要的风险投资公司之一，曾经投资过流媒体音乐定制服务平台声田（Spotify），以及共享打车服务应用来福车（Lyft）。伯纳姆把文章挨篇点开看：不论是《福布斯》杂志的一篇讲述蒂尔的厨师和管家的文章，还是《财富》杂志的一篇把蒂尔称为全美最优秀的投资者的文章。
2011年，年轻的蒂尔44岁。那时候他刚刚在2010年秋天召开的TechCrunch颠覆大会上宣布要成立这个奖学金。会议是由科技播客网站TechCrunch资助的，这个网站致力于报道与硅谷有关的新闻和小道消息，同时制作科技企业名录以提供服务，列出创始人、投资人和融资轮。起初，蒂尔宣布这个消息是为了引发人们对高等教育问题的关注，在他看来上大学是在浪费时间和金钱。他还怒斥大学总在宣传政治正确。蒂尔选拔出一组本要去念大学的高中生，要他们提早开启他们的人生征途，希望通过这样来证明大学模式已经过时了。伯纳姆已经熟稔蒂尔开展的一些项目，也对他时不时冒出的稀奇古怪的想法习以为常了。蒂尔运营了自己的对冲基金——克莱瑞姆资本管理公司，也通过创始人基金资助了硅谷的初创企业，可他依然对追根溯源有着强烈的嗜好，不论这看起来有多么疯狂。
其中之一就是海洋家园协会，这个项目是要在海上创建一个自由意志社区，并且人们能够以50万美元的价格购买一座小岛，自己治理。海洋家园协会的领导人是前谷歌软件工程师帕特里·弗里德曼，现年39岁的他是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的孙子。帕特里和莫德伯格的见解经常会从对方的博客上弹出小窗。伯纳姆也就经常看到弗里德曼的自由主义冥思，因而当他在莫德伯格的博客上看见这个奖学金的广告时，17岁的他很清楚，他必须去申请。
申请时被问了些类似“有什么是你相信而其他人都不相信的？”这样的问题。伯纳姆有现成的答案：几乎一切。他表面上看起来是个典型的高中毕业班学生，举止欢快，性格开朗，而实际上他就像是生活在另一架飞机里，徘徊于所有同龄人之上。他的思想翱翔于天际。
如伯纳姆所见，那张申请表并非只是硅谷的入场券，而且是一条能让他去到更远的边界的通道：宇宙。
如果有人能帮他去那里，那这人一定是蒂尔这样的性格，有大想法、逆向观点，而且愿意支持疯狂的设想。赢得这个奖学金能给他一条出路，让他不用再多受几年灌输式教育之苦，那对他来说从来都是毫无意义的，还能给他一个机会去全身心关注这些格局更大的问题，不久后他就能听到整个硅谷都老生常谈地把这叫作“改变世界”。强纳森不仅仅是想要成为一名蒂尔学员，他更需要成为其中一员，否则另一条路简直会压抑到令他难以想象。
他认为在硅谷，人们或许会严肃看待那些放到波士顿会被朋友和老师嘲笑的想法。那里的人没准也相信他们哪天就能在火星生活。往西部去，到了那应许之地，当谈起开采小行星能赚钱时，那里的人不会像看疯子一样看他。
这样想着，他就开始写下他的回答。我们为什么有必要去宇宙？“地球的核心处蕴藏着最令人难以置信的重金属主矿脉，”问题是怎样接近这些重金属。他解释道，“密度大的金属长久以来陷在地球深处。”伯纳姆一直想要找到一种方法至少挖出其中的一部分。他不明白怎么以前没人这样做过。
他对申请表的第一个问题想得很仔细。大多数人不认为我们急需要去宇宙，他们坚信着一套强纳森不相信的信念。实行民主，为一个人。为什么，他就好奇了，为什么每个人都这么盲目地相信民主？相反，强纳森认为，民主实际是寡头政治：是由少数人选出的政府。他从莫德伯格的博客上借鉴了这个想法，然后在柏拉图那里发现了相同的观点。“柏拉图很了不起”，他实事求是地说。
强纳森的一些政治观点源于他读过的法国大革命历史，以及爱尔兰裔政治思想家、18世纪英国国会议员埃德蒙·伯克的著作。他一生都在思考君主制和民主制怎么会如此相似，从都是少数人统治多数人这个方面来说。
伯纳姆好奇为什么他朋友当中没有一个人提出过这个他一直在思考的问题，又为什么他的老师总是说他的打断很烦人。他觉得他和所有他读过的作者没什么不同，除了和他们遇到的人不同之外。他怀疑自己是不是受这些博客影响，受别人观点的影响太大了？
接下来的一道问题是强纳森打从记事起就一直在思考的：你会怎样改变世界？
伯纳姆研究了许多小行星。比方说，他就不明白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反对1996年NASA在其未命名的爱神星（Eros 433）小行星探索项目上花费超过2.24亿美元，而他确信漂浮在那颗小行星上空的白金和黄金会价值数万亿美元。后来飞船花了四年时间降落在坚硬的太空岩石上，又绕着它运行了12个月，收集了重要的基础数据。
怎么技术还是没有进步？强纳森想不通。花费还不到几亿美元，为什么就说爱神星上不可能储存着净重量487公斤的矿石？他研究了爱神星的方方面面。那里的风是太阳风。山丘矮小，风力很强，那么为什么他们不利用太阳风来移动矿石？他不断追问。
伯纳姆认为唯一昂贵的费用是在于如何到达那里。得知维珍集团的创始人理查德·布兰森正在考虑用他的太空旅行公司维珍银河把人送到宇宙中去，他至少为之振奋。这个少年对太空探索技术公司（SpaceX）和蓝色起源（Blue Origin）这两家公司寄予厚望。火箭技术公司SpaceX的创始人埃隆·马斯克是蒂尔的朋友，也是贝宝的联合创始人，而Blue Origin是由亚马逊的创始人杰夫·贝佐斯创办的。
伯纳姆也在想，政府会不会对此根本没做过任何努力，就像那些家伙一直以来那样。不过他们确实没去做的是开发机器人去小行星采矿。伯纳姆想实现这个事。“实际上我认为这事不是根本不可能办到的。”他在蒂尔学员申请上这样写道。机器人要做的全部事情就是挖矿。
强纳森认为机器人会开采矿藏，再把矿石带回地球进行处理。终有一天，处理矿石将可以在宇宙中完成，但他认为这道工序首先会在地球上进行，尽管回运过程中会损失掉一些矿石。他还想过怎样把这些大块的石头从地球轨道运到地表。他反复思考过，可能金属箔、降落伞或者气球会管用。大石块必须得足够小，才能在大气层里烧光，这样它们在运行轨道上才会被分解到海洋里。“我可不想在哪个大城市再导致另一起通古斯事件，小城镇也不行，”他在申请中这样写道，“糟糕的宣传。”他指的是1908年发生在西伯利亚的大爆炸，当时那颗巨大的小行星被认为重达2.2亿磅，时速33500英里，在距离地面5英里高的空中瓦解，引起了这场大爆炸，其威力相当于后来投放到日本广岛的原子弹的185倍。
一定有人已经考虑过这个做法了，伯纳姆自忖着。或许是SpaceX？无论是谁，他都想见一见他们，并成为他们探索团队的一员，或许还会成为一场竞赛，要是有很多人致力于此的话。“最先到那里的就会成为下一个标准石油（埃克森美孚的前身），”他思索着，“无论如何，这是我能想到的最快的方法了，用来实现过去五十年里宇宙探索的梦想之一：从宇宙中获利。”
但对于强纳森来说，宇宙最令他感到兴奋的是新疆界想法，或者叫“下一个疆界”，他讲道：“宇宙是巨大的。我敢打赌要是有一群人想要完全推翻美国的法律和道德准则，创造一个新社会，那宇宙一定大到他们随便找个地方就能这么做。”这地方会成为一个新的马萨诸塞州的普利茅斯；或者弗吉尼亚州的詹姆斯镇；再或者是旧金山或盐湖城。他写道：“宇宙能满足人们对充当开拓者的那种最本能的冲动。”
当伯纳姆告诉他父母，说自己要去申请蒂尔奖学金时，出乎他的意料，他们并没有把他赶出家门，也没有惩罚他，反而表示支持。他们一直以来都不知道该拿这个不同寻常的天才儿子怎么办好。他们没办法让儿子感兴趣的问题和想法与众人皆往的学术道路不相冲突。他的那些想法跟任何同龄人比起来都超前太多了。
伯纳姆的父母认为他去上大学可能会学到些东西，不过从大学体系之外他能学到的可能会更多。他的父亲史蒂夫·伯纳姆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说：“如果你有能战现状的生涯，那我会说上四年大学很有可能会把人耽误了。”
强纳森的父母找不到任何一所与他年龄相符的学校能让他感兴趣，他也不想结束教育去做弗里德曼或者莫德伯格那样的网络英雄。而这个奖学金则是由一个真正有着优秀成绩的人开设的。而且不知何故，这个奖学金看上去确实挺适合他们这个想法总是神秘莫测的儿子，而且他也对此颇感兴趣。他没准还是新一类型的奇才出现的前兆：自我导向型学习者，这种人具备一应杰出的综合技能，就对培养方案提出新的要求，而东海岸常春藤覆盖的这条路线上还没有出现适合这个类型的培养方案。尽管他们的儿子很聪明，但从私立学校到寄宿高中，再到大学，这条轨迹对他却不适用。这个蒂尔奖学金就算再糟糕也至少是个得体的选择。
几个月后，在伯纳姆收到的大学拒信堆里，蒂尔奖学金最后一轮的接受信欣然而至。对他来说，这是他跟宇宙距离最近的一次了。对伯纳姆家来说，这信也是指向某种方向——跟他们担心儿子到马萨诸塞大学后的感受相反的某种方向，在大学他没准会感觉比上高中更枯燥而难以忍受。
伯纳姆已经通过两轮电话筛选了；第一次是他的博客英雄帕特里·弗里德曼打来的。弗里德曼协助蒂尔管理这个奖学金，以及选拔最后的入围者。“我们聊了不少小行星采矿的事”，伯纳姆回忆起电话内容时很兴奋。接着第二通电话是丹尼尔·史卓克曼打来的，她受雇于蒂尔基金会，负责系统安排学员们到达加利福尼亚后要做的事项。
到了这个环节，伯纳姆和他父母都发觉，这个奖学金的筛选流程比常春藤院校的入学资格选拔更为严格。到最后的入围者相互见面时，他们当中大多数人已经被哈佛、耶鲁、普林斯顿等享有盛誉的大学录取了。然而，他们仍然选择了这个奖学金。最终入围名单曝光了，使得这些人瞬间成为引发媒体浓厚兴趣的对象，被全国各地的媒体频道争相报道。
正如强纳森对《时代》杂志所说：“这个奖学金把机会也给了那些性格特点不那么适合学术教育模式的人。”
2011年春季，最后几轮选拔在旧金山的凯悦酒店展开。地点设在酒店的地下会议厅。家长和入围者一边漫无方向地穿行在这个庞大建筑地下一层的宽敞大厅中，一边请工作人员指明去蒂尔基金会活动的路线。当他们终于找到这个小房间时，伯纳姆和其他近四十名候选人聚在一起。他们在房间外狭小的候场厅内紧张地走来走去，等待着进入会议厅去做一个简短的陈述。人们三五成群窃窃私语着，好奇地议论其他入围者都是谁。
在门外紧张地等了几分钟后，他们朝会议厅鱼贯而入，进去后看到蒂尔本人站在演讲台上，下面还坐着着装休闲的旧金山技术大咖们。这些人会成为最终入选者的导师。三月的那一天就是所有选拔流程的最后一轮。每名候选人陈述完后，所有人一起参加了在蒂尔家里举办的记者发布会。之后，听众评委就会填写学员排位表。再过几周后，排名前二十位的入围者出炉。
蒂尔生着一副棱角分明、表情丰富的面容，而且行为举止直截了当。选拔当天，他跟往常一样穿着合身的牛仔裤和POLO衫，还有运动鞋。他对公开演讲早就习以为常，因此讲话干脆利索、口齿清晰，表达自己许多富有争议的观点时也没有多余的强调和赘述。他运用逻辑完全理性地表述了放弃学院教育的理由。
蒂尔跟房间中许多在座的人一样，无论是技术高管还是这些抱负远大的学员，他们都不是你会在曼哈顿的鸡尾酒派对上看到的那种与人闲谈的人。他们不会轻松自在地社交，也不喜欢闲聊。有一些人还笨手笨脚的。比方说，马克·扎克伯格，他就真心不喜欢跟人闲聊。就算他去了一个派对，他也宁愿找个好朋友聊天，要么就是找那些他认为睿智到无与伦比的人。社交晴雨表在这些人中当真是毫无意义。
演讲过后，蒂尔时而被问到，他是否认为硅谷有一个较高比例的阿斯伯格综合征人群。他对这个问题嗤之以鼻，并认为这是那批不理解这个病症的人形容社交障碍的唯一方式。他甚至不相信，谱系障碍，或一系列的障碍，可能是自闭症或阿斯伯格综合征症状的社交障碍的变异。在《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第五版）》里，其实阿斯伯格综合征以及泛自闭障碍的表现都远远不止是社交障碍——患者会产生学习障碍、精神发育迟滞、焦虑症、图雷特氏综合征，连同其他轻微的疾病。
但是在硅谷，这样的行为被称为“阿斯伯格范”。如果要从两个技术能力相同的软件工程师里选一个，雇主往往会挑那个口齿结结巴巴的，而不会要那个能言善辩很健谈的，无论何时。有些雇主招新时甚至会不明说地找那种不善社交的人。招聘人员有种感觉，这样的人更趋向于高产。
蒂尔从来不是一位鸡尾酒派对文化的簇拥者。他不喜欢谈论像天气、职业这种平凡的话题，不喜欢为了谈话而谈话。他在这类话题上的沉默寡言让人们觉得他不好相处。蒂尔毫无疑问是能谈论天气的；他只是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要浪费时间去这么做。每当谈到他感兴趣的话题时，蒂尔是极富魅力的，和强纳森·伯纳姆很像。伯纳姆在聊天的头几分钟会表现得很开朗又充满活力，但十几分钟后，他就会明确表现出自己根本没兴趣转换话题，换言之就是不想去谈论别的话题。
这种性格或许没法令一名未来的程序员或者软件工程师进入哈佛的私人社交俱乐部，就像Fly俱乐部或Spee俱乐部那种类似校园版兄弟会的会员制精英社团，但对于程序员来说，加入那些社团的人就如何如何了吗？如果对于解决工程学问题没有帮助，也不能有助于给新公司写代码，那社交礼节有什么用？这种性格存有一种理想主义，就是认为社会认知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审查个体。从这点上看，他们不屑于谈论那些“别人”很难回避的话题，那些整天聊天气的人，没法理解不按常理思考的复杂性。
当天下午，蒂尔正在满怀热忱地解释，为什么年轻人会在自我教育方面做得更好，以此来反对去花钱就读于一所四年制的教育机构。“所有杰出的创业者都对教育和自学有着天生的热情”，他指的是凯悦会议厅里这群五十人上下的教授、企业家、投资人和好友们。“从来不存在开始得太早这种事。”他说到高中是个让人分心的地方，没法好好思考人生真正要干什么。“你会失去对于未来计划的远见和动机。”他补充道。
会议厅中的投资者们已经对这些话深信不疑了。这些人当中的大多数都是靠着不因循守旧的思考方式，或是这样那样独辟蹊径的道路取得成功的，不论是从博士研究项目上辍学，还是拒绝一份任职于银行或咨询公司的工作。没有任何一个人表现出曾有过在特大企业任职的经历，像高盛或摩根斯坦利这种。至于申请者，单是成为蒂尔的听众就已经令他们欣喜了。他们眼下还没想过这样一种新型的方案会牵涉到什么，他们会住在哪里，怎么去住的地方，甚至连具体要做什么也还没想。
蒂尔接着讲了一段Facebook早期的轶事。他说早在2006年，有人给马克·扎克伯格十亿美元，要他卖了这家公司，当被这位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拒绝了，因为今后他对这家公司还有其他的计划。现在，Facebook价值超过了一千亿美元。要是当初过早地卖掉了这家公司，那他就不过是又一个软件工程师，尽管是数一数二的。
“你不用固执己见，但必须要有计划。”蒂尔强调着，补充说道。现今的学生把上大学视为通往职业生涯的一个途径，可是经济衰退后，大学毕业不那么容易找到工作了。而且这还成了一个恶性循环。原本以为去上大学就能给学生更多的机会，让他们毕业后走上预期的职业生涯，比如银行业或者咨询业。但是，那些工作还不是最终目标，那只不过是为了下一步能有更多的选择，不管是什么样的选择。有可能是让他们有一天能被某些研究生院录取，那以后就又能有更多的选择。然而，经济衰退修剪了这棵“选择的大树”，这让那些没有计划的学生只能对不断扩大的选择空抱着乐观的期望，最后往往就回到父母家住了。蒂尔是这么说的，“什么计划都比没有计划强”。
听众看上去像是已经完全接纳了蒂尔的建议。不论是英国剑桥大学的教授、胡子两英尺长的奥布里·德·格雷博士，还是穿着Fives系列帆布鞋、留着山羊胡的帕特里·弗里德曼，没有一个人看着像是还赞同那种培养东海岸精英的教育机构。下决心要“治愈”衰老的格雷教授在现场协助选出最后的二十个人，而其他几位导师协助筛选掉淘汰者。他们的影响力不久就会水落石出了：至少有半数学生上台时发表了有关科学或生物技术领域的见解，这当中包括新西兰裔天才劳拉·戴明，12岁就加入了麻省理工研究实验室钻研长寿；还有英裔的詹姆斯·普劳德，以一句“哪怕是想要上天堂的人也不想为了天堂而去死”结束了他的生物科技宣讲。其他人的理念则更赶时髦，例如保罗·顾，一开始是涉及社交媒体或者电子商务，后来转型为一家经营个人放贷的初创企业。
回想起2010年12月公布最终人选的时候，基金会明确传达了他们的意图，那就是不想再要社交网站了。蒂尔基金会的书呆子主席强纳森·凯恩对此表述为：“或许再出一个汤博乐（Tumblr）轻博客会改变世界，但很肯定的是，这不能帮助任何人登陆火星”。凯恩是耶鲁大学的毕业生，曾经为乔治·W.布什写演讲稿，但后来看到了硅谷的光芒。他开始为蒂尔做政治募捐工作，大部分捐给了自由主义者以及共和党事业。后来他转向慈善的一面，去资助慈善领域中不平凡的项目。他不打算支持大型城市动物园或者博物馆，也不准备搞庆祝活动去号召拯救北极熊或者威尼斯，而是想寻找已经很好而且很有前途的项目，资助其变得更好，比如资助杰出的科学家探索更快的方法进行DNA定序。
用凯恩的话说，“我们要找的不是下一个Facebook——我们是在寻找那些想法超越当代全世界其他人二至十年的人”。这是个艰巨的任务，一个艰巨到哪怕对于这些填写申请的、多数都还在上高中的少年来说也不得不绞尽脑汁才能想出来的超前创意的任务。不过在这之后，就到了看看硅谷诞生的初创企业有何其多的时候了。基金会已经从四百名申请者中挑选出了最后这四十位入围者，其依据是这些申请人回答问题的原创性以及所给出的理由是否令人难以抗拒，比方说这个世界现在最严重的问题是什么，以及为什么他们的想法“就是绝不能耽搁”。这四十位候选人提出的想法在基金会看来是一反常规的。那些落选的要么是采用了老生常谈的创办社交媒体公司的创意，要么就是重复了已有的观点。基本上，挑选出来的这四十人都是另类的。或者换句话说，他们适合这里。
在蒂尔演讲后不久，这些入围者一个接一个地走上演讲台，开始陈述。其中一些人的身高甚至才刚刚勉强能让观众看清。强纳森·伯纳姆是前几个上台的人之一。这前几个人有的口沫四溅，有的结结巴巴，还说了很多晦涩的科技术语，但是绝不会有人听错伯纳姆在说什么。从他迈上演讲台那一刻，抬头看着听众开始说话时，他就像是被艾茵·兰德1943年出版的小说《源泉》中立场坚定的年轻主人公霍华德·洛克附体了一样。强纳森好像完全没意识到他的想法有多么令人惊讶，以至于他用近乎于聊天的口吻说出了：“我要去开采小行星。”他坚定的措辞和蒂尔很像，这让人清楚地知道他不是在开玩笑。所以没人笑。伯纳姆继续解释说，他的目标是开发宇宙工业技术，用于到小行星以及其他星体上采矿，比如说到彗星去开采金和铂。他精确地列出了想找的化合物和元素。“有数千亿美元就在那里，在宇宙中，”他说，“所以才计划去找到它们。”伯纳姆得到了热烈的起立鼓掌。
劳拉·戴明，她是个十分引人注目的天才少年，有一半亚洲血统，看起来就像个学校里的不良女生，但配上快速的言语和繁忙的手势，她演讲时听着更像个疯狂的科学家。她又黑又长的头发稀松地打着卷，勾勒出她那张瓷娃娃一样的脸。她还很高，掖在黑色迷你裙里面的牛津布衬衫裹着她婀娜的体形，下面穿着长袜。戴明左右来回挥动着她那柔弱的胳膊，仿佛一位嗔怒于自己乐队的指挥。
从12岁起，过去四年里她一直在老年医学实验室任职，她还说到总是缺乏充足的资助来进行抗衰老研究实在令她很受挫。有了蒂尔奖学金，她就能建立自己的私募基金公司，从而资助抗衰老研究取得突破。“我想打破现行的研究惯例，改变当今根植于传统资助模式的激励机制。”她说道。这也不会成为她做过的最疯狂的事。在新西兰，戴明14岁时靠在家自学完成了高中课程，然后被麻省理工录取为全校最年轻的大一新生。
詹姆斯·普劳德，18岁，矮个子，胖乎乎的，来自伦敦南部。他高中毕业后就辍学了，也在入围的人群当中。乍看上去似乎只有10岁，但当他开口讲话时，那低沉的嗓音和英式口音让人以为他得有50岁了。他的演讲顺序靠后。还没被这个项目录取，詹姆斯已经搬到帕罗奥多市了。他高中大部分时间一直躲在卧室里编代码，后来跟父母说，在蒂尔奖学金这个选择出现之前很久，他就已经不想上大学了。他尤其喜欢听音乐会，但是发现找不到哪个网站能把他想去的所有演出都列出来。所以，他的想法是自己做一个名为“现场演唱会定位者”（GigLocator）的网站，把所有大小演出都汇集到一个应用中。
陈述结束后，学员们和他们的父母来到蒂尔的家，位于旧金山市湾区的一座海湾豪宅，在这里参加发布会。希望成为伯纳姆的导师的投资者簇拥着这个年轻的入围选手，集中全部的注意力，用一种好似经验丰富的演员站在红毯上的风范，把目光投向一个接一个的风险投资人。在场的众多投资者已经投资了私人火箭技术公司SpaceX，也就是埃隆·马斯克的得力成果，现在他们想弄清楚的是，伯纳姆的那一套理论到底能不能应用。Powerset以及月球特快（Moon Express）的创始人巴尔尼·佩尔就此向这个少年抛出了一连串的问题。尽管伯纳姆和出席招待会的众多成功企业家一样，都对活动很感兴趣，但他并没有问别人太多问题。他才是今天的主角，而且他也欣然被人围观。
“你要把小行星送进轨道，对吧？”伯纳姆向饶有兴致的人群解释道，“当你把它送进轨道时，必须格外谨慎。”
“你要怎样把它送进轨道？”劳拉·戴明的父亲约翰问他。
“好吧，我想说我必须把它送入轨道。”他说。
“可你还是没回答问题，”戴明先生说，“这个要到什么时候才能实现？”
“世界还没准备好接纳你的想法时，办法通常很简单，”伯纳姆接着说，“等一下。”这话他曾经回答过，这么说的目的一方面是为了逗人开心，同时也是为了回答得干脆利落。他还丢给人群一个狡黠的坏笑，因为他们没有再回应，也没想到更好的点子了。
有位站在附近的满头白发的导师问强纳森对SpaceX怎么看。“我听说埃隆·马斯克是反对开采小行星的，”这位导师接着说，“我听说他现在不想管小行星的问题，而是想集中精力从登陆月球开始。”
“我不清楚埃隆·马斯克反对开采小行星的原因，”伯纳姆回答道，“因为他们的使命就是到达火星，而要到达火星，你就得需要小行星。”没人反驳伯纳姆的话。他知道很多天文学用语，几乎没有常识能用来反驳他。
“相信我，会像淘金热一样的，”伯纳姆兴奋地谈论着通过开采小行星来获得贵金属的想法。“有一颗小行星叫作爱神星，”他向围着他的人解释说，“那上面的金和铂至少值一千亿美元，就像火箭燃料。”
“小行星采矿不仅会打开宇宙的大门，更能让宇宙有利可图。”他继续说着，一副很不可思议以前从没有人这么想过的样子。说不上为什么，这个18岁的小子言之凿凿的傲慢口气，竟然还给人一种很可爱的感觉，一种吸引你去支持他的特质。看着他闪闪发光的蓝眼睛，渴望的表情，还有无时无刻不挂在脸上的微笑，他对自己的主题素材这么了解，你会不由自主地想象有一天在新闻头条上看到他的名字，然后心里想着：“那时候我就知道他能行。”
华尔街“数字”的硅谷版就是那种估值十亿美元、有能力“改变世界”的公司：这个“数字”是指华尔街银行家传得沸沸扬扬的一个数目，用来形容他们计划要赚到的钱数。然而在硅谷，这个目标被远大抱负包装得神圣起来。创造能颠覆一个行业或者影响未来的事物，想出这样的点子就是这房间中一些宾客所做的事，比如卢克·诺赛克参与联合创办了贝宝，肖恩·帕克创立了纳普斯特（Napster，P2P文件共享服务平台）。对于他们来说，讨论那些非同寻常的点子并非像字面上看起来的那么言过其实。
毕竟1998年的时候，蒂尔宣称说“我要创造一种网络货币”，也就是贝宝，他就真的做到了。现在这里有人宣布要终结衰老，或是要开采小行星，也是指出了方向。这些入围者，全都有着超乎他们年龄的睿智，并且狂热地专注于他们的项目，而且还着了魔一般坚信自己的想法杰出到无以复加。对于他们当中的任何一个人，问午餐晚餐这种问题，比方说问蒂尔，得到的回答不会超过一个字，可要是问他们希望创立什么样的公司，他们就能开始一段口若悬河的独白。演讲的长度则取决于聊天对象，谈话有可能会变成一场持续四个小时的激烈讨论，甚至有可能最后诞生一个初创公司，但也有可能是赶紧瞟一眼找找房间最近的出口在哪儿。
几个星期之后，伯纳姆和父母正在去纽约的途中。他们本来要在Aureole餐厅吃午餐的，那是一家宽敞的三星级餐厅，服务生通常像古董餐厅一样戴着白手套为客人服务。自从经济萧条以后，这种东海岸的奢华大多已经消失了。
伯纳姆恰好那时候得知自己赢得了奖学金，这让他兴奋至极。蒂尔基金会还安排了一项活动，就是在Aureole餐厅宴请已经被选中，但尚未接受奖学金的学员们。这样做的目的是让学员们的家长放心。
在春日一个晴爽的周六，快到中午时，来Aureole就餐的游客们惊讶地抬头看着一群十几岁的青少年，跟随着女服务生一股脑涌进了一个单间。那间包房空旷又正规，看上去就像是完成交易后，去庆祝升迁的地方。蒂尔基金会安排胜出的学员及其家长在这里借着午饭的机会互相认识，同时让他们做决定，看要不要接受基金会的录取通知。对于这些父母来说，他们的孩子现在已经在这个项目中有了一席之地，一些家长就会开始担心孩子要独自搬到西海岸居住，融入公司，以及要找房子等事情。
蒂尔基金不会为学员提供住处，但是每周会为他们举办社交活动、午餐、讲座，以及金融物流方面的帮助。蒂尔基金会的联席主管兼克莱瑞姆资本管理公司董事经理欧嘉明还将带领他的团队组织学员参加入学指导和专题研讨会。
欧嘉明四十岁出头，长得高高瘦瘦的，带着一种学究极客范，两边衣领上滑稽的领结是他标志性的特质。到晚上，他经常穿着一件红色的天鹅绒休闲西装去参加晚宴派对。那天，他自我介绍时，说他和他当时的妻子住在马林县，在那里他和妻子两人亲自在家教育三个孩子。
强纳森·伯纳姆的父母，斯蒂芬和克莉西亚·伯纳姆也赞成让儿子加入蒂尔奖学金，还说他们在校外教给强的东西比他上学学到的要多。斯蒂芬毕业于达特茅斯学院，克莉西亚毕业于史密斯学院，之后他们相识于纽约，斯蒂芬当时在纽约做一名股票经纪人，而克莉西亚当时是《世界时装之苑》杂志的一名助理职员。他们现在居住在马萨诸塞州牛顿市，就在基金会举办午餐活动的当天早上才飞抵纽约。吃饭时他们眉开眼笑地向另一位入选者大卫·莫菲尔德的父亲做了自我介绍。这位父亲也是刚从新加坡来到纽约。
“强以前在学校时总是搞事，”斯蒂芬大笑着夸口道，“他还把椅子挡在办公室的门外。”斯蒂芬把他儿子的叛逆性格看成有创造力的一种表现，进而以此为证据说明他适合这项奖学金。“在中国，富有创造力的人并不是那些在学校里表现好的人，而恰恰是这些有创造力的人去办公司创业，”他接着说，“学校就不是给强这种人准备的。他比其他孩子超前四年。”
伯纳姆说出了他们现在对蒂尔奖学金的看法，认为这个奖学金是象征社会地位的一种新标志。对他们来说，这就等于说他们的儿子可以去哈佛，但他为更好的选择把哈佛拒了——哪怕实际是强没能进哈佛。他们的儿子成为蒂尔学员还进一步证明了他潜在的天赋，而有了这个前提，他选择退出大多数人都遵循的典型成长道路，以及那些年在学校他一直表现不佳，就都解释得通了。现在，强得到了硅谷传奇成功人士的认可，走上了一条新轨道，一条他父母希望能够比上大学令人更佩服的轨道。
午餐开始时，欧嘉明绕着长长的餐桌，示意每个人落座，家长们也随之点头会意。
长桌的另一端是入选者强纳森·玛尔巴切的父母，约翰·玛尔巴切和雪莉·普雷斯勒，以及另一位入选者苏杰·蒂尔的父母，普拉文和塔纽·蒂尔。玛尔巴切看起来像极了运动男。这个高个子运动型的高中毕业班学生长着浅灰色头发，又大又圆的眼睛，鼻孔外翻的鼻头像个滑雪跳台，看着像是那种很有女人缘的男性。他比其他人健谈，也更合群，很明显他会在意别人喜不喜欢他这种事，而其他人则表现得对此毫不在乎。跟其他入选者相比，他很轻易就能交到朋友。
“说起来好笑。”玛尔巴切的母亲雪莉说，“但作为父母，我们一直觉得这事挺奇特的，因为我们这辈子都在给强纳森存钱上大学，而现在他用不上了。”雪莉顿了一下继续说，“不过现在好像是单单被选中获得这个资格，就已经代表了很高的地位了，所以加入蒂尔奖学金其实比上大学要更优秀。”她表达得很机智，听着就像是她从没认过死理，也没有要求她的孩子必须去上大学，然后现在则做了不支持孩子上大学的决定。
“没错，就好像说你用不着去哈佛了，所以说明你的水平已经在哈佛之上了，”她丈夫接着说道，“我们总是为了孩子上大学这事存钱，一直是这样的，而现在那一天可算到了，而强纳森用不上了！”他补充道。他们开怀地笑着说，“也许咱们该去旅行了！”
围坐在桌子旁的家长和入选学生做完自我介绍后，这些孩子腼腆地相互打了招呼。欧嘉明起立对大伙发言。
“彼得的见解是，此前五十年当中，我们所有人都已经习惯了稳定的经济增长，以及一连串持续的创新和高产，而现在创新的舵轮慢下来了，经济增长也是如此，”欧嘉明说道，“彼得对此十分担忧，他担心目前的创新迟滞，所以他在尽一切努力去提高创新的速率。”
欧嘉明继续解释说，从利润角度来看，蒂尔将会为能够达成这一任务的公司投资，而从非营利的角度来看，也是在投资前途无量的青年创新者。这就是蒂尔基金会诞生的原因。“在投资科技领域的年轻人方面，蒂尔已经有了一些非常杰出的经历。”欧嘉明接着提到了威廉和麦克·安德雷格两兄弟，他们也是从大学辍学后创办了Halcyon Molecular公司。尽管现在倒闭了，但他们这家基因扫描公司的市值曾一度接近1亿美元。“再者说还有个孩子曾经来找他给一个叫Facebook的社交网络公司投资，”欧嘉明笑着说，“而他也投了。”
由于众多入选者都关心他们成为蒂尔学员之后可能会想更换创意怎么办，因而欧嘉明尝试着讲一讲当初彼得及其联合创始人在贝宝启动之前，是如何颠覆性地变换创意的，以使他们放下心来。起初，蒂尔想的是通过带有电子邮件功能的掌中宝（Palm Pilots）实现转账付款。作为创始人之一的埃隆·马斯克创办了竞争性网站X.com，这是个金融服务公司，其网站的唯一功能就是电子邮件支付。这两个创意最终被合并到一起，并且第二个功能被视为创意的主体，这样就开创了现在的贝宝。
早前在旧金山飞往纽约的飞机上，欧嘉明、蒂尔以及卢克·诺赛克当时在讨论创新需求，他们首先想到的是，要有一群25岁左右的年轻人提出创意，给他们提供投资的对象。不过后来他们意识到，大多数人二十五岁时，要负担学生贷款，或者被束缚在既定的职业道路上，再加上他们认为有天赋的人在25岁左右时已经会拥有能拉来投资者的社会渠道了。
“但是世界经济需要的是那些处在合适的人生阶段、能够承担一点风险的人们，去帮助有天赋的人开始创新，”欧嘉明解释道，“所以我们就为20岁以下的人设立了这个奖学金，把它叫作‘20岁以下20人’，这个数目很合适，便于管理。”基金会也会帮这20个人聘请员工，寻找投资人，以及帮助他们推广商业计划。“我现在说的是很坦率的，”他接着说，“我们已经向你们做出了承诺。我们在现阶段是没有任何经济利益可图的，但当你们成功后，我们的确会从中获利。”他最后重申：“你们明白必须为自己止损，而非仅仅是退学。”他还强调：“两年之内，你们始终都有机会再回去上学。”同时，他又补充了一种不同的观点：“有许多人离开校园去创业后，就再也不想回去了，这完全没问题，而也有另一些人又想回去上学了。”
欧嘉明还给他们提出了另一种建议，就是去已有的企业里实习，要么也可以去湾区学习如何在实验室里工作，或者学习一下做办公室工作。蒂尔和创始人基金都不会要任何一位学员的公司股票，不过欧嘉明毫不遮掩地表示，学员可以去蒂尔的那些公司里工作。再不然也可以去和他们的导师共事，不过他鼓励所有学员去帕罗奥多市，蒂尔和其他创始人大部分时间都住在那里。
有一些入选的人想在去大学报到注册后，只上第一个秋季学期，只要是他们愿意，也可以选择稍晚些再加入蒂尔奖学金。入选者玛尔巴切会先入学维克森林大学，去那里测试他的教育类初创企业，为学生提供网络课程和虚拟教师，用以辅助教师和同学，而跟他一起创业的联合创始人则会直接成为蒂尔学员。他也希望自己能直接加入奖学金，所以急着在学年底退学，而其他学员则认为玛尔巴切的态度不明朗，而且他们也担心一旦他离开后，再回来可能就赶不上其他人的进度了。
玛尔巴切的家人才刚从北卡罗来纳飞过来，此前一天他们去参观了维克森林大学。光是机票他们每人就花了600美元，他父亲到来后显得如释重负，因为不用再多花一学期学费了。
“人们花费20万美元上大学；然后五月或六月份毕业后，各自再都搬回父母家住，”约翰·玛尔巴切说道，“空巢老人又把小鸟们盼回了家。”
大约有一半获奖学员来自移民家庭。泰尔一家是印度裔，穿着正式，其中苏杰·泰尔的母亲穿着保守的淡色裙装，而她父亲穿着深色西装。他们为了更好的受教育机会而搬到了美国。塔纽被华盛顿大学建筑专业的研究生项目录取，而普拉文则获得了制药学博士学位。然而这些年过来，现在塔纽对美国式养育子女和教育子女的方式都大失所望。
“在印度，人都是很精明世故的，”塔纽这样说，“在这里，孩子们在正面引导下长大，而且被保护得很好，所以他们长大后真的很天真，甚至是幼稚。”她承认说，印度也存在“不当教育”，但是至少“教育成本很低，所以也无关紧要。在美国这可是种风险”。
塔纽觉得美国孩子在从学校毕业之前，从来都不了解生活的本来面目。“永远应该先有生活经验再上大学。”普拉文跟着说。她发觉美国的教育轨迹和职业脉络都缺乏目的性和方向性。对她来讲，蒂尔奖学金解决了这个问题。“做这样的事情是要有勇气的，”普拉文说，“蒂尔一直在给孩子们提供支持，迫使他们去打破那些束缚。”
塔纽说很希望她的大儿子希尔也申请了这个奖学金。相反，他到现在还在念斯坦福，虽说他每周为硅谷一家风投公司——柏尚投资，工作三天，去和新创建的公司会面。“我对他说：‘你应该去见识一下那种刺激和动力！’”
他另一个儿子，也就是此次入选者之一的苏杰，从8岁开始已经在纽约州北部跟着罗切斯特大学的一位教授做乙醇研究了。塔纽说：“就连那位教授都想放弃了，可是苏杰还一直在坚持着。”
全美的教授和学院长们似乎并不认同这项奖学金。2011年，杜克大学和埃默里大学访问学者维韦克·瓦德瓦曾给TechCrunch科技博客写过一篇专栏文章，题目就叫《是朋友就不会让朋友听彼得·蒂尔的教育建议》。在文中，他猛烈抨击了这个奖学金。在美国工程教育学会的工程学院院长会议上，分组进行会议讨论时，瓦德瓦也提出了彼得·蒂尔教育观这个讨论主题。如他所写：“大多数参会的学院院长都惊讶得目瞪口呆，他们不相信硅谷居然对这样的事存有争议。我告诉他们，在过去几个月里，已经有超过12名学生跑来向我咨询，问他们该不该退学，那些学生都特别把蒂尔这种人说的话当真。”瓦德瓦采访了三位出席会议的学院院长。其中一位是斯坦福大学工程学院的院长吉姆·普拉默，他把蒂尔的观点和大学生运动员的做法相提并论，那些学生不上学术课程，只管他们的运动项目，最后应征入伍。杜克大学普拉特工程学院院长汤姆·凯兹索利兹说：“另一个不应该把蒂尔的话当真的原因是，教育的价值在于其本身就非常重要，这不是职业的经济回报等一些事物可以衡量的。”
讽刺的是，蒂尔自己的本科和硕士学位都是从斯坦福大学获得的，他也常常被问到这种相互矛盾的行为。而他表示，上大学这条路对一部分人来说是行得通的，比如他自己，但对大多数人来说，这条路行不通。他说他改变不了已经发生的事，但如果那时候他已经有了很棒的创业点子，那他也会毫不犹豫地去实现。
午宴上在座的家长认为这些院长的不满是恶意中伤，因为这些人全部的身份地位都系于学术界。他们又说回到关于哈佛商学院的院长认可这个奖学金的讨论。家长们谈到，尽管这位院长并不赞成这种做法，但她会向那些尝试过这个奖学金，之后决定重返校园的人敞开大门。
“她的立场是建设性的，这才是关键。”塔纽说。然而老约翰·玛尔巴切推测，他其他的孩子会走更为按部就班的成长道路。小约翰·玛尔巴切是三胞胎之一。他的姐妹梅兰妮即将在当年秋季入读费尔菲尔德大学的护理专业，而另一个姐妹梅根则要去马里兰洛约拉学院报到。就像是交一份学费还不够劲，玛尔巴切家一下子就面临着三份学费账单。
最终，只有一个入选者当场拒掉了蒂尔奖学金。18岁的泰莎·格林来自康涅狄格州，即将高中毕业。她一直在接受奖学金和入读麻省理工学院之间举棋不定，而她父母则认为她应该选择麻省理工。欧嘉明后来在纽约午宴之后又邀请她吃了一次午饭。为了说服泰莎，欧嘉明这次邀请了付芳颖一同就餐。付芳颖是一位积极热忱的奖学金入围者，凭借自己的创业项目为肯尼亚农村建设了太阳能发电系统——致敬阳光。这两个女孩后来一起住在凯悦的一间客房里。
然而起初格林来到第五十二大街的Fig&Olive餐厅，然后去曼哈顿麦迪逊大街度过作为普林斯顿大学新生的周末时，她甚至对开始讨论这件事都感到惴惴不安。她把头上朝各个方向绽开的棕色波浪卷发向后扎成一个马尾，往上提了提快要掉下肩膀的沉重背包，推了推鼻子上的眼镜。她已经跟父母争执了两周，到底是接受蒂尔奖学金还是去上大学，而她父母说的每句话都在把她往上大学的方向上逼。泰莎的父亲是一名企业律师，一直在用“你打算怎样建立一家公司”“你到时候住哪儿”“你怎么拉投资”这样的问题对她进行连番轰炸。
不久前，泰莎收到了蒂尔奖学金的录取通知，另外她还被麻省理工和普林斯顿大学同时录取了。她似乎只想赶紧搭上一趟火车，去到大学校园那样一个安全范围里，回到她认为父母希望她做的事情上去。
“你觉得要是我给你父母打个电话，跟他们谈谈奖学金的具体细节，会有帮助吗？”欧嘉明问道。
“会吧，但我不知道他们会怎么回答，”少年迟疑地说，“或许他们知道这个项目有人督导会觉得好一些？”她提议说，似乎只想让欧嘉明不要再游说她了。她必须在下周前做好决定，而且哪怕是Facebook聊天群里所有入选者都在劝她接受奖学金，泰莎还是拒绝了。
然而，伯纳姆这时候已经差不多收拾好行李了。自从前一年冬天摔断胳膊后，他已经一整个阴沉的春季学期不能做任何运动。摔跤差不多是他在高中唯一喜欢的事了。他的朋友都对他拿到这个奖学金感到毫不意外。“大家都很支持我。”他这么说。伯纳姆离开高中较早，他决定在帕罗奥多市远程学习高中课程，直到毕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