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李敖回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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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章 台中(1)

(1949—1954·十四到十九岁)

1949年5月12日傍晚,我躺在难民船中兴轮的甲板上,到了台湾。爸爸的老友张松涵到基隆码头来接我们,当晚搭夜车赴台中,半夜抵达,大雨中分坐人力车直赴西区模范西巷张家。天亮以后,和张松涵的儿子张仁龙、张仁园、张仁宁三兄弟试穿木屐走路,走得歪七扭八。那时候台中是贫穷的、淳朴的,台湾人穷得罕见谁有皮鞋穿,满街都是日式木屐。

花了三台两黄金,我们顶下模范西巷云龙里七十二号的日式房子。爸爸在日记里写道:

5月25日

1.日过田间风味的生活,每日锄菜、购菜,如无经济压迫,亦乱世之桃源也。

5月29日

6.为琳(琤)各购草帽一枚(顶),小八见异思得,啼要不得,亦为购得一顶,小六欲要而不敢言,屋隅饮泣,节(端节)后有余款,当再为购一顶,人多食少,担当不起也。

另在账簿中,留有爸爸这样的记录:

5月7日

卖出一点五七两(黄金),船票四十一万二千六百五十元,零用五千万。

5月12日

在上海以近六点五两顶房(顶出房子)、杂项一两。

1.留给六弟一两。

2.船票二两半。

3.在台顶房(顶入房子)四两。

5月12日—6月1日

共花去半两,计存:

1.白面二袋

2.白米五十斤

3.杂粮十斤

4.木炭五十厅

共计台三百五十万元(旧台币)合金二钱。此后自6月1日起每月用款八万元,一月照一钱五分黄金计算,连日米面燃料,以不超出三钱三分为原则,能维持多久算多久,要能于短期内找到小事,则更出乎预想,能宽裕与延长几许矣!

可见来台当时一家九口,处境的艰苦。最值得注意的是到了台湾,他还要“囤积”白面、白米、杂粮、木炭,这种无安全感,足可跟流亡上海时辉映。在上海1948年初的“囤积”数字是:

1.米九包强……足敷一年之用

2.面九袋……足敷四个半月之用

3.豆油四十斤……足敷四个月之用

4.猪油三十斤……足敷三个月之用

5.煤油五桶……足敷五个月之用

6.酱油三十斤……足敷三个月之用

7.煤球一千斤……足敷四个月之用

8.木炭二百斤……足敷四个月之用

9.劈柴六百斤……足敷二个月之用

10.盐三斤……足敷一个月之用

查米面平均足一年之用

柴煤足一年之用

食油足半年之用

比起流亡上海时期,在台湾的“囤积”真是小巫见大巫了。再看他日记片段:

6月1日

1.实行八小时读书计划。

2.实行八万元(旧台币)日用计划。

6月2日

2.去成功路卖金零点八三两,共得款一百三十二万八千元。

3.买草帽一顶(原注:小六的)。

6月3日

3.购木柴一百四十斤,价十万,台湾物价亦在涨中。

6月4日

1.冒雨买菜,本日起未超出预算。

2.购配米,因雨受阻,明日领。

6月5日

1.领配米十斤,购炭百斤。

6月15日

1.卖出金少许,借维持数日,日来物益贵而金钱益贱,情况日非矣!

2.翁镇有信来。

6月17日

1.函墨林、翁镇,求一中学教员糊口。

2.去市府交户口捐,经多方查访,知为无职业而贫寒,允以最少数征收,半年征二万六千元。

3.去松涵处小坐,为生计问题,详议甚久。

6月18日

1.姥姥故去一周年,时光变幻,物是人非,可慨也夫!

2.为姥姥周年,购少许祭物,用款近三十万。

3.台湾新币制(新台币)开始。

6月26日

3.函墨林,送履历一份。

墨林就是王墨林,是爸爸北大国文系的同班同学,当时他是“立法委员”,在他的帮忙下,爸爸终于找到了一个职业——台中一中国文教员。正巧我由上海缉规中学初一上的身份,跳班考取了台中一中,也考取了台中二中。台中一中好,我就上了一中。摇身一变,进了初二上。那时初二上有甲、乙、丙、丁、戊、己六班,我编在初二上甲。

当时台中一中校长是外号“金乌龟”的金树荣,福建林森人,四十六岁,他在1945年12月1日就到一中了,是接收大员,资格最老,热心办学,人也有霸气。当时一中师资集一时之盛,其中刚从大陆逃难来台的老师不少,这些人有的在大陆“此马来头大”,但是逃难到台湾,求食而已,一切也就没话说。例如程东白老师,四十五岁,辽北开原人,学历是日本明治大学法学士,经历是辽北省教育厅长,但在一中,只能混到个夜间部教员!他如做过外交官的郭大鸣老师、都本仁老师,也都纡尊降贵,混起穷教员来。当时爸爸五十一岁,除了五十八岁的余又健老师,五十三岁的陈椿老师,他是年龄最大的。本省籍外号“狮头”的许文葵老师也是五十一岁,人胖胖的,可爱无比。在“老灰级”的几位老师外,其他老师多是二三十岁的年轻人,翁硕柏老师二十九岁,教我国文;杨锦钟老师三十一岁,教我英文。她是江苏宝山人,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毕业,美国密歇根硕士,因为留美,外号“USA”,当时她已嫁给空军军官胡旭光。后来走红,随胡旭光上任,做了国民党驻美“副代表”夫人,六十五岁那年(1983年),死在美国。杨锦钟当时风头甚健,在老师中甚为出色。当时她家境比一般外省流亡台湾者要好,用得起佣人——下女。她说她家下女最怕买牛肉,每次到菜市场买牛肉回来,一定把手平伸,远远用拇指食指提着。那时台湾人不流行吃牛肉,全台中市只有一家牛肉店,下女有所惧,非“个人行为”也。谁想得到,土头土脑的台中人,不但多年以后嗜吃牛肉,并且“卫尔康牛排馆”大火起来,还把人烧成“人排”呢!光在吃牛肉习惯上,就看出外省人带给台湾人的大影响了。

在一中念书,每天与爸爸一同出发,由台中西区走到北区,中午就在学校吃便当。由于我们从没见过便当盒,所以买的是一组上下多层的圆送饭盒。第一天上课时,我背着书包,提着上下多层的怪物进教室,惹得全班大笑,说这个“阿山”(指外省人,有奚落之意)原来是饭桶,不然怎么吃这么多。当时我看到同学的便当原来只是长方形的一小盒,饭菜皆在其中,反观我的上下多层怪物,却像吃酒席,吃大餐一般,为之大窘。第二天连忙换了,吾从众矣。

进一中以后,班上春假要远足,我因早在大陆就耳闻日月潭之名,乃提议去日月潭,全班一致通过。回家向爸爸伸手,爸爸说:“我们家早起刷牙,买不起牙粉,更买不起牙膏,只能用盐水刷牙,哪有余钱去日月潭呢?”于是,全班在日月潭日月潭,我在家里日月潭。

初二时候,童军老师王福霖选拔优秀学生参加菲律宾的童军大会,找到我,要我缴头戴童军帽的照片应征,那时我穷得没钱照相,乃找出在大陆的一张旧照,用毛笔画上一顶帽子交差。不料画好了,横看竖看都像戴着帽子照X光,帽里的脑袋发生排斥作用,老朝外透,跟帽子打架。愈看愈不敢亲自送,乃央求班长陈正澄(后任台大经济系主任,又讲学于日本,是名经济学家)代递。害得正澄和我的现代画,一律被老师斥回。老师说,他一辈子也没见过这种照片。于是,别人在菲律宾菲律宾,我在家里菲律宾。

诸如此类的穷故事,显示了我家来台湾,虽然爸爸找到了职业,但入不敷出,生活仍旧穷困。穷困的原因之一是爸爸要医治长年气喘病,妈妈又开刀等,从大陆带来的一点黄金已变卖殆尽,唯一的模范西巷房子也不得不卖掉。台中一中终于分配了我们半栋宿舍,那是新北里存德巷十三号的日本木屋的一半,只有八个榻榻米大,外加前后二个小玄关,我们一家九口住进,其拥挤可想。后来因为长久付不出薪水,老吴转到“立委”阎孟华家去帮佣了,我们又有幸转到木屋的另一半,才稍觉宽松。另一半有十多个榻榻米大,并且厕所不在院子里而在屋里,比较像样一点(原来那一半改由音乐老师郑嘉苗一家住了)。我家在存德巷十三号一住十三年,这一老宅,横亘了我的中学时代,并且充满了穷困与灰暗。但我个人比全家人都幸运,我分到两个榻榻米的空间,隔了起来,算是我自己的独立天地,在这小天地里,我一桌一椅四壁书,快速地成长、辛勤地写作,奠定了我在知识思想上的过人基础。

台中一中不像台中二中,它是一个本省人比较多的学校,我初二时候,全班只有四个外省人,班上一有事,台湾同学就推我去干。一次全校烹饪比赛,同学推派我和三位台湾同学陈正澄、赵天仪、张育宏四人参加(也许不是他们三位,记不太清楚了),我声明我根本不会炒菜,可是同学不由分说,硬拉鸭子上架。好像那天烧的是一盘鸭子,好像由我主厨,不料烧出来,整盘菜都像锅巴一样乌漆麻黑的,如果另烧,时间已不允许,于是只好硬着头皮送到台前给评判老师。看着那样一盘黑菜,不论大陆人台湾人,谁都没有勇气端上去,于是协商之下,四个人,每人捏住盘子一角,一齐送上,害得评判老师们哄堂大笑。当然他们是不敢下箸的,那是有史以来,唯一一次评判连尝都没尝就决定了的烹饪比赛。

我升初三上甲后,国文老师是二十七岁的杨锦铨(名字很像英文老师杨锦钟,但是男的,并且是福建人),又兼导师。他是一位最能启迪学生的国文教员,海疆学校毕业,学历虽不怎么样,但书教得真好。他那时还兼事务主任,可以“上下其手”,为我们供应蜡纸、白报纸、油墨等等,鼓励我们办“初三上甲组报”,于是班长陈正澄任发行人,我做总编,赵天仪(“台大哲学系事件”时被挤出台大教职,是大好人,可惜做了诗人)写钢版,就办起来了。一次还因为批评到了高班生,被他们兴师问罪。可见我李敖办刊物贾祸,固其来有自也!

因为我的国文在班上出色,自然被杨锦铨老师另眼看待。有一次作文,谈到国文程度,我写道:“现在学生的国文程度要比过去差一倍。”他批改时,不以为然,批曰:“怎么可以以数字计量?”作文簿发下来,我没说什么。三十六年后,他退休了,我托石文杰送我的书给他,以示不负师教之意。顺便请石文杰转告他:“奥斯汀《傲慢与偏见》小说中,就有谁比谁漂亮一倍的用法。”四十六年后,我在电视节目《李敖笑傲江湖》中提到他、称赞他,移居美国的他知道了,送了花了他二十年刚刚完成的一套大书——《说文意象字重建》给我,我大吃一惊,他如此勤勉,有如此成绩,真是高人一等。他写信给我说:“我兄名满天下,却如此念旧,衷心感动不已!”我跟杨锦铨老师四十多年未见,但是师生之谊,悬而不断;念旧之情,老而不衰,其交也君子。

从初二到高一,十四岁到十六岁,我因为国语好、国文好,参加过多起演讲、辩论、论文比赛。初二时得过全台中市第四届全市国语演说竞赛,初中组第二名(第一名是四姐,她代表省立台中女中;第三名是张立纲,他代表台中二中。张立纲的哥哥张立豫后来成了我四姐夫,张立纲也变成院士级的学者)。高一时参加台中市论文赛、本校论文赛,皆获第一名。高二时在《合作经济》第二卷第十二期发表《合作制度与节制资本》,这是参加庆祝第三十届国际合作节征文而作,得了全台湾第一名,并拿到有生以来最大一笔数目的奖金。我用那笔钱买了中华书局版四十册的《饮冰室合集》。

在参加各种比赛以外,我在高一也写过《李敖札记》四卷;并在《学生》杂志第四十六期发表《杜威的教育思想及其他》;在《新生报》发表《〈英伦归来〉的启示》《生也有涯知无涯》;另外还写了《学习英语的目的》《诸葛亮的军政》《虚字的对联》《字形的对联》《毋忘在莒的出处》《行李考》等稿子。这时我十七岁。

1953年我十八岁,念高三,只念了十几天,就自愿休学在家。我那北京大学毕业的老子他随我的便,轻松地说:“好!你小子要休学,就休吧!”他当时正是台中一中国文科主任,他跑到学校,向教务主任说:“我那宝贝儿子不要念书啦!你们给他办休学手续吧!”于是,我蹲在家里,在我那四面是书的两个榻榻米大的书房兼卧室里,痛痛快快地养了一年浩然之气。也写了不少文章,其中有《从读〈胡适文存〉说起》及《李敖诗集》等。我有这么好的写作能力,和我从小就养成了重视课外书的习惯,也和养成了买书藏书的癖好有关。到台湾时,我的全部财产是五百多本藏书,进台中一中后,我的大部分时间都消耗在这个中学的图书馆里。这个图书馆的藏书相当丰富,我以义务服务生的资格在书库中泡了四年之久,使我对一般书籍有了不少的常识。最使管理员们惊讶的是,我甚至可以闭起眼睛,单用鼻子就可以鉴定一本书是上海哪个大书店印的,这是我在teen—age中,最得意的一门绝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