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李敖回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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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8章 隐居(3)

普雷斯伯格(Emeric Pressburger)写《看那灰色马》(Behold A Pale Horse),电影译名《十面埋伏擒蛟龙》,写那潦倒天涯的共产党,最后贾其余勇,奔回故国,以致惨死在右派政权的枪下。这共产党一生战斗,虽然潦倒,但是至死神明不衰。看了严侨的一生,我始终以他未能生归故国,一展抱负为憾。严侨饱更忧患,晚年油尽灯枯,看破红尘,以至神明灰灭,守邪教以终老。在国共斗争中,一位这样的不世之才,就这样地被牺牲了!

我总觉得严氏一门,正是中国现代史上最好的家传资料。第一代严复,身逢帝制不绝,志在引进新潮,赍志以没了;第二代严琥,身逢新旧交替,志在富国强兵,家破人亡了;第三代严侨,身逢国共斗争,志在建国大业,自己报废了;第四代严正,身逢国民党在台湾通吃,志在经济挂帅,埋头做白领阶级了。严氏家传的横剖,岂不正是中国现代史的缩影?严侨生不逢时,死不逢地,音容醉貌,长在我心,他一生与中国现代史的横剖关系,绝非他一己之私,因此我在五十之年(1985年4月17日),写下《我最难忘的一位老师》纪念他。这篇文章三年后由大陆《中华英烈》杂志转载,我最后说:

既伤逝者,行自念也。严老师英灵不泯,必将在太平有象之日,魂归故国,以为重泉之告。上一代的中国爱国者永生,他们虽为消灭反动政权而牺牲了自己,但是,震旦不再沉陆,中国毕竟站起来了。

辜振甫的二百万台币对我有了大改变,除送了二十分之一给严师母,又以二十分之一给了我弟弟外,我以余款买了东丰街一家小店面,后来赶上房地产大涨,使我有了翻一番的本钱,再加上“文字之业”的收入,使我从此立于经济上不败之地——人间“致富”,可以阴错阳差,时来运转到这一复杂又交错的程度,想来不胜离奇。

我刚出狱那年,还买不起六十二坪的敦化南路金兰大厦,我看中旁边新盖的三十七坪的金记环球大厦,跑去签约,认识了李明瑾,她那时大学刚毕业,明亮可爱,身材又好,令我心动,可惜当时有很好的男朋友。四年半后,在忠孝东路碰到她,相约在一家西餐厅“叙旧”,我第二天写信给她:

昨晚在烛光下,听你四次说到你很快乐,我却不觉得,我觉得你是一个虚度青春的老是想考一百分的问题儿童。你不停止这种“灯之歌”式的人生观,你的下场,一定很悲惨,悲惨得怎么把痣点掉都没用!不过不论怎么悲惨,你将永远冷艳动人,正如你昨晚一样。

后来李明瑾主持电视节目,从俗以去,我一直为她可惜。金记环球大厦因为在车位上处理失当,我去信抗议,他们央求我的旧识黎昌意出面解决,最后以二十万买了我收藏的一点字画,双方解约了事。后来建筑界在车位上特别明订权利归属,市井盛传此乃“李敖条款”云。

由于对小蕾的美好回忆,使我对铭传女生特有好感。出狱后我在铭传附近看她们下课,忽然一个女学生迎面而来,可爱、亮丽,清秀中有一股冷艳,令人一见动情并且一生难忘。她叫贺台英,我每月送一本我写的书给她,可是她一直拒绝我。直到我与胡茵梦离婚后,她才同我在圆山饭店有一次烛光约会,我们又在酒吧间谈天。那是她和我第一次相聚也是最后一次。后来她出国了。

北一女的“育新”是我出狱后跟我有一次郊游的小女生,她清纯美丽,我一吻而别。后来她也出国了。

在帮助萧孟能解决水晶大厦纠纷时,我认识了他女婿周其新的女秘书——刘会云。会云娇小可爱,台大外文系毕业,是我一生中最得力的无怨无悔的女朋友,我们一直同居,直到胡茵梦出现。与胡茵梦离婚后,1984年12月5日,我有信给会云,有几段最能道出我的心境:

20日机场见你含泪而去,在归途上,我想的却是《北非谍影》(Casablanca)……《北非谍影》毕竟是电影,所以最后出现了奇迹。至于台北,是一个没有奇迹的地方,所以so far so“bad”——我仍跟“德国人”在一起。“德国人”当天下午就到市面查扣“千秋”三十八,这期显然拆穿了“德国人”建党九十年的谎话,而被他们痛恨。这几天他们整天庆祝建党九十年,报纸、电视上一片马屁,我真觉得我是这一片马屁中唯一一个真人,我敢于并能够独立苍茫独自一人挺身与“德国人”斗,我在这里,也准备凶多吉少,死在这里。宋朝梅尧臣写《东溪》诗,说:“情虽不厌住不得,薄暮归来车马疲。”我在这里,却“情虽已厌住下去,薄暮下笔不知疲”。我在这里,至少表示了三点意义:

第一,我树立了一个大丈夫、男子汉的伟大榜样。

第二,我拆穿了国民党,并使国民党在言论上对我全无还手之力。

第三,我为人类与中国前途,提供睿智的导向。

我完全不知道我能这样做多少,做多久,但我随时准备被暗杀,被下狱,丝毫不以为异,“视死如归,临凶若吉”(虽然凶多吉少,但是临凶若吉,吉也不少),此心之光明、达观、从容,可谓“汉唐以来所未有”。唯一“若有憾焉”的倒是自己的努力,最后“没世而名不称焉”,我9月6日对罗小如说:

在这种局面下,我们做的一切努力,都会因国民党在世上无立足之地而连累得也无立足之地——台湾变小了,你也跟着变小了。我们牢也没少坐,刑也没少受,罪也没少遭,可是声名成绩却不如苏联的人权斗士,也不如韩国的,也不如菲律宾的,这都是因为同国民党“与子偕小”的缘故。但是,“与子偕小”还是走运的呢,搞不好还要“与子偕亡”呢!

古代的受难者,他们虽然“流泪撒种”,但是可以“欢呼收割”;现代的受难者,最大的痛苦是撒种固须流泪,收割也须流泪,因为你所得的往往是镜花水月。虽然如此,志士仁人却绝不怀忧丧志,仍旧以朝行道夕可死的精神,走一步算一步,打一局算一局。十七年前,我翻译劳伦斯(D.H.Lawrence)的文字,我真的喜欢这一段:

苦难当前,我们正置身废墟之中。在废墟中,我们开始盖一些小建筑,寄一些小希望。这当然是一件困难的工作,但已没有更好的路通向未来了。我们要迂回前进,要爬过层层障碍,不管天翻也好,地覆也罢,我们还是要活。(The cataclysm has happened,we are among the ruins,we start to build up new little habitats,to have new little hopes.It is rather hard work:there is no smooth road into the future,but we go round,or scramble over the obstacles.We‘ve got to live,no matter how many skies have fallen.)

在国民党的“废墟”中,我年复一年,不断地要盖“小建筑”、寄“小希望”,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坐牢必于是,出狱必于是,我已学会收割时绝不流泪,因为我未尝不知道镜花水月总成空,但空又何妨,我们是男子汉啊!

虽然这里与我的关系,到头来不过如此,但我在万里长空,且做[希腊]左巴舞的时候,总也想到人间毕竟该有“行者”与“死者”的布局,羊角哀与左伯桃、公孙杵臼与程婴……以至《北非谍影》中的乱世男女,无一不是“古仁人之心”所该留意的。“古仁人之心”的特色是“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但并不忘了带给别人“物喜”,成全别人的安全和快乐。我小时候看隋唐故事,看到隋唐好汉一身力托城门门洞的千斤闸,让人逃出,自己却被压死,我至今难忘。人间毕竟该有它的“去留肝胆两昆仑”的复杂意义,不但有这种复杂意义,并且在表达这种意义时,所用方式是“我自横刀向天笑”式的,是一种既勇者又达者的从容(甚至不妨伴同一点喜剧性的玩笑)。到了这一段数,才是人生的“极高明”的境界。

这是我一生中最能表白心迹与处境的信,我写给了会云。会云跟我度过我一生中最长的隐居时期,知我最深,护我最力,有一段时间我一连五个半月不下楼,都是会云照顾我,她真是了不起的女人。

从我出狱到隐居,已近两年半了,“蛰龙三冬卧,老鹤万里心”。“三冬”将尽,“万里”方来,在这成熟的复出时刻,一个最有眼光的出版家三顾大楼找到了我,他就是远景出版社的沈登恩。沈登恩判断:李敖基本上是一位伟大的文人,虽然历经“告别文坛”、坐牢、隐居等过程,但总有一天会回来,当这一天到来的时候,远景一定要占住先机。因此他一再向我试探,一顾两顾我都不顾,直到他三顾前来,我才决定见他。见他之日我拿出他中学时写给我的仰慕信给他看,他大为震撼——“李先生的记忆与细密竟如此惊人!”格于政治考虑,当时沈登恩提出构想,只是重版我那两本当年未被查禁的书——《胡适研究》和《胡适评传》,我告诉他:“李敖十四年被封锁,如今重返江湖,只出版两本出过的书,未免太寒酸了,总该出一本台湾没发表过的。我在受难期间,在香港出版过一本《借古不讽今》,如加以增补,改名《独白下的传统》出版也不错。”沈登恩是在出版界反应一流的人,他立刻赞成,于是我们便秘密筹划出版。沈登恩找来苏宗显为我秘密拍照,再由黄金钟设计封面,梁正居封面摄影,并请我在扉页来段题词,我写道:

五十年来和五百年内,

中国人写白话文的前三名

是李敖,李敖,李敖,

嘴巴上骂我吹牛的人,

心里都为我供了牌位。

——李敖

沈登恩又请我写篇全书简介,我写道:

《纽约时报》说李敖——“受人欢迎的青年作家”“以写讽世文章出名”

“当地标准下的一个野人”;《圣路易邮讯报》说李敖——“中国传统的著名批评家”;伦敦《中国季刊》说李敖——“一个得人心的英雄”;香港《星岛日报》说李敖——“有才气有勇气,还有挟才勇俱来的流气”“四十一岁了,盼他重新执起笔来”。

李敖自写《传统下的独白》闯祸起,被追诉多年,一直翻不了身,这本《独白下的传统》,是书名翻身,不是他。李敖大隐于市,常常几个月不下楼,神龙首尾皆不见。这本重新执笔的新书,聊可如见其人,并为仇者所痛,亲者所快。

远景过去没有李敖,李敖过去没有远景,现在,都有了。

同时我为《胡适研究》《胡适评传》也写了简介:

罗丹为萧伯纳塑像,结果塑像本身比萧伯纳还动人;李敖写《胡适评传》《胡适研究》,也正如此。胡适对李敖说:“你简直比我胡适之还了解胡适之!”李敖了解胡适,并把胡适分色,泼墨出一代风云。

所以,评传不是胡适个人的评传,研究不是胡适个人的研究,而是时代的评传与研究。李敖不单写出胡适曾怎么样,同时写出胡适该怎么样,不但写出胡适的理想,同时写出理想的胡适。

胡适已经墓草久宿,但理想的胡适却万年长青,他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星火,从黑暗照到黎明。

沈登恩最欣赏我写的广告文字,广告文字必须浓缩而奔放,我在这方面得心应手,可谓千古独步。

沈登恩不但是一流的出版家,并且是一流的李敖推销家。他在出书前夜,找到《中国时报》副刊版的主编高信疆,秘密透露他为李敖出书,明日上市。高信疆的大哥信郑是我老友,这小弟弟对我慕名久矣,他见地过人、反应极快,立刻请沈登恩延后一天发书,俾便他有机会说动“余老板”(余纪忠)。最后,在“余老板”的默许下,在出书之日,也就是上报之时,《中国时报》不但副刊版大幅刊出我的《快看〈独白下的传统〉》,并且由周天瑞派出王健壮和金惟纯两位采访我,在1979年6月6日社会版刊出《李敖变了吗?看他怎么说!》这是台湾报纸第一次图文并茂地大胆写出李敖。从此文坛奔走相告:李敖复出了!而我出狱后两年七个月的隐居,自此告一段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