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李敖回忆录
7626200000003

第3章 哈尔滨(2)

爷爷去世前,同我家住在一起,我常到他屋里玩,那时候我四至六岁,看他在后院亲自动手搭棚子,看他烧鸦片烟(烟土太贵,抽不起,只把鸦片烧成小黑丸吞服),跟他的感情极好。他过的最后一个旧历年,我从大年三十就不断地给他磕头拜年,一会儿就去磕一次,然后相对大笑。爷爷说:“这小子今年怎么回事?怎么老是向我磕头,磕个没完?看这样,要把我给磕死了。”

年过了以后,在奶奶去世第一百天那天,爷爷到庙里看给奶奶做佛事,佛事做完了,他向和尚们说:“我不会再来了,再来就是麻烦你们了!”当天晚上,大爷到我家来,陪爷爷过夜。爷爷向大爷和爸爸谈京戏,谈得兴高采烈。谈完了,要睡觉了,爸爸回到房里。不久大爷过来敲门,说爷爷说他不行了,大家赶过去,想找寿衣替爷爷穿(寿衣很多件,穿起来很麻烦。习惯是在人咽气前穿好,一咽气,就不好穿了。但人咽气前经这么一折腾,实在有速死的可能)。慌乱之下,寿衣没找到,这时爷爷说寿衣在哪个箱子里,大家找出来,替爷爷穿好,他就死了。他死得如此清醒利落,真是高人的死法。

不久运来棺材,这棺材是爸爸在爷爷生前定做的,用千百年柏树为材料,是上品。那时候,流行生前备好寿衣寿材,老人家都要试穿试躺一次,爷爷奶奶都试过。爷爷试的时候,很高兴,他们那时代的人对“慎终”“送死”都极重视,也毫不忌讳。只有后来的人,才那样远离死、漠视死,死得那样没有准备(中国古制帝王即位后,便预造内棺——“椑”,表示人要存不忘亡,要时时面对死亡。“椑”不但放在皇宫里,出巡时也要随着车队,以“椑车”一辆,跟着皇帝走。这个制度,到唐明皇时才废掉。可见古人对自己的棺材并不忌讳)。

出殡时候,爷爷的子孙媳女大排长龙,大爷是长子,第一名,依次为爸爸、三叔、五叔、六叔、大哥、我,全部男性领先。在我后面是大娘、妈妈、三婶、三姨(即五婶,因她是妈妈的妹妹,所以只叫三姨)、六婶等。这种排名次序,充分看出中国男尊女卑的传统。

东北大学副校长李锡恩说他生平佩服的人是我爷爷,我生平在勇敢、强悍、精明、厉害、豪迈上,常“有乃祖风”,也是由佩服爷爷而来。

大概大爷的村学究使我爷爷不满意,大爷自己也愿成全弟弟念更好的学校,于是,在父兄的帮助下,爸爸考上了国立北京大学。本来籍贯是山东省潍县,因为领吉林省公费,籍贯就改为吉林省扶余县。当时只是爸爸一个人改,所以只他一个人是吉林扶余,爷爷和我们仍是山东潍县。这种情形,一直到1949年(民国三十八年)到了台湾,才被户政机关命令统一,从此我也是吉林扶余。这件小事,反映了籍贯自由的嬗变。在政府权力愈来愈大的时候,这点小自由也都不容于台湾了。

爸爸名叫李鼎彝,字玑衡,生在1899年(民国前十三年)。1899年是己亥年,就是戊戌政变后一年。1920年(民国九年)进入北大国文学系。那时正是五四运动后第一年,正是北大的黄金时代。蔡元培是他的校长,陈独秀、胡适、周树人(鲁迅)、周作人、钱玄同、沈尹默等是他的老师。他的同班同学,后来较有成绩的,有搞中国文学史的陆侃如、冯沅君,有搞国语运动的魏建功,同届的同学有周德伟、陈雪屏。爸爸本人书念得并不出色。他在1926年(民国十五年)毕业,吉林省政府想公费送他留学,他那时已经二十八岁了,急于回家乡养家,所以就拒绝了。因为是“京师大学堂”毕业的,回到家乡,非常拉风,不但做了东北大学讲师,并且立刻被聘为哈尔滨吉林六中校长。当时的待遇极好,远非日后的穷教员可比。当时对教育界人士和知识分子的重视与尊敬,也远非日后的风气可比。爸爸说:军阀张作霖,在孔夫子诞辰的时候,脱下军装,换上长袍马褂,跑到各个学校,向老师们打躬作揖,说我们是大老粗,什么都不懂,教育下一代,全亏诸位老师偏劳,特地跑来感谢。军阀们是不敢向教育界人士致训词的,也不敢颁发训词叫教师研读的。比起又致训词又发训词的国民党来,军阀太可爱了。

爸爸除在吉林六中做校长外,也在吉林女子师范、吉林大学兼课。他唯一一部著作——《中国文学史》,也写在这个时期。这部《中国文学史》,后来由我加上长序,由文星书店印出来,当时我的长序惹起大风波,经文星书店撕掉长序,才免于被查禁。

妈妈名叫张桂贞,吉林永吉人(原籍河北),吉林女子师范毕业。她在辈分上是爸爸的学生,爸爸在吉林女子师范教高班的,妈妈却在低班,没教到。教到的高班学生里面有申若侠,后来嫁给“故宫博物院”副院长庄严。那时候,流行高班学生同低班学生交朋友、合照相,申若侠和张桂贞就合照过,照片至今还保存,可是友谊早就“简直没有来往”了!女人之间的友谊真不可靠。妈妈在学校是风头人物,是篮球健将。那个时代女子到新学堂念书的不多,所以女学生很拉风。

爸爸在吉林六中有一个学生,名叫程烈,后来变成国民党政府中的名“立法委员”。据说当年因追求我妈,被校长——我爸爸开除。师生关系中断几十年后,在台湾恢复。他的儿子程国强在台中一中也做了爸爸的学生,有一次被军训教官陷害,要开除,经爸爸力持交涉,才免于被开除。两代开除恩怨,竟成佳话。前一阵子程国强六十大寿,我是不参加婚丧喜庆的,但被骗去,席上邀我讲话,我说:“幸亏当年我爸爸追我妈成功,幸亏程烈失败了,否则这世界没有李敖,而我就是程国强了。”闻者大笑。

妈妈生我的时候,已经一连生了四个女儿,这种情形,在那时代,已经有点岌岌可危了。中国汉朝就有“盗不过五女之门”(生了五个女儿的家,连小偷都不去偷)的话。一个媳妇,不老老实实生儿子,却一而再、再而三、三而四地生女儿,这成什么话?幸亏我应运而生,使妈妈立刻从“败部复活”,帮了她的忙不少。在生我以后,妈妈又故态复萌,连生了两个妹妹,那时我在家中地位如日中天,直到最后弟弟出世,才算两权分立。六女二男,就是我的同胞情况。大姐李珉,北京辅仁大学毕业,名妇产科医生,嫁给周克敏,现在大陆;二姐李珣,北京燕京大学(后改北京大学)毕业,工程专家,嫁给汤克勤,现在大陆;三姐李琳,台北师范大学毕业,嫁给石锦,现在美国;四姐李琤,台北台大护校毕业,嫁给张立豫,现在美国;大妹李珈,台中静宜学院毕业,嫁给陈大革,现在美国;小妹李璎,台北实践家专毕业,嫁给叶成有,现在美国;弟弟李放,台中一中毕业,与王自义结婚,移民加拿大。

外祖父(我们叫姥爷)名叫张人权,这个名字倒蛮有时代意义。他长得身材高大,相貌堂堂,威严无比。他有一张大照片,一直挂在家里,照片中的眼睛不论你从哪个角度望去,好像都一直盯着你,教人为之生畏,为之想到乔治·奥威尔《1984年》中的“老大哥”。

姥爷是哈尔滨警察局下一个分局的局长,他为人耿直,不喜欢拍马屁。他的上司在台上,他不理、不买账;他的上司垮了台,他却跑去“烧冷灶”。

外祖母(我们叫姥姥)是一位胖太太,胖得自然不会背挺得直,姥爷是衣着笔挺,背也笔挺的威严人物,经常对姥姥说:“老太太,把背挺起来、挺起来!”姥姥却不太理会他。姥姥唯一理会的是姥爷有爱讨姨太太的毛病。姥爷喜欢讨姨太太,本来是说说的,后来真的讨了一个回来,但是不久姨太太就离去了。姥爷还不死心,还想讨,但是不久他就死了。姥爷死后,姥姥就同我们合住,一直到她死去。

姥姥只生了三个女儿,没有儿子,这大概也是姥爷要讨姨太太的主要理由。三个女儿是老大(妈妈,大排行是老二)、老二(我们叫三姨)、老三(我们叫老姨)。三姨亲上加亲嫁给五叔,生一男一女。老姨嫁给李子卓,生了一个儿子。李子卓是我的长辈中唯一一个国民党,并且还是“外戚”级的。我家同国民党素无渊源,在一党独大下,家世清白,于此可见!

从1926年爸爸北大毕业回到东北起,到1936年我一岁这十年间,是我们在东北老家生活的最重要十年。这十年间,爷爷退休、爸爸结婚、姥爷死去、妈妈生了四个姐姐之后再生了我,全家局面,已是浩浩荡荡。计开:爷爷、奶奶、姥姥、爸爸、妈妈、五叔、三姨、四姑、老姨、老姑、大姐、二姐、三姐、四姐和我,外加大爷、大娘一系四位,共达十九口之多。爸爸仰事俯蓄、平辈支援,负担之重,也就可想而知。

九一八事变前,东北正是黄金时代;九一八事变后,发光的未必都是金子。东北人民泪尽胡尘,饱尝做亡国奴的痛苦与辛酸。爸爸一直计划全家离开东北,进入关内,不受日本鬼子的统治,可是种种困难,未能如愿。到了1937年(民国二十六年),他终于做到了举家南迁的大手笔,十九口浩浩荡荡,迁到北京(国民党政府改为北平),完成了他的“出满洲记”。这时,我以两岁的年纪,离开了哈尔滨,从此我的家,不在东北松花江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