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当时自谋生路，曾计划出版“李敖告别文坛十书”，在警总抢劫并查禁我这十本书的时候，由李国瑾中校主持，此人面目可憎、程度低下、口蜜腹剑，又因态度虚伪，跟口中的蜜搭配不上，所以那种蜜，尤其令人作呕。胡汝森所说萧孟能没有资助李敖出书，全是事实，因为事实上，萧孟能当时够朋友得连个李敖在银行开户都不肯介绍（后来还是彭明敏看不过去，仗义介绍的），又何来资助？（胡汝森且以《文星》总编辑身份，被萧孟能派去参加这年11月7日徐高阮、胡秋原举办的声讨李敖大会呢！）至于萧同兹这边，“以私人身份”不断把文星内部作业向警总交心，实际换得的，却是空忙一场。李国瑾到了10月28日，还说“‘文星案’至今未了，仍在试办阶段中”，还在向“最高当局”“报告”中，可见官方毫无诚意，一定要消灭文星而后快的。
拖到1967年，情况愈来愈不对劲了。这时候的萧同兹，发现他一年多的辛苦努力，一年多的卖老面子，一年多的委曲求全，似乎都无法挽救那既倒之狂澜了。官方的禁网，显然在愈收愈紧，他也不知如何是好，只好拖一天算一天。到了5月25日，有军方的秘密指示出现了。指示人是神秘的代号“端木青先生”，文号是（1967）治侠字1216号函：内容略开是：“……军中禁买《文星》书刊……检扣呈部凭处……”这是许多讯号中的一个讯号，“春江水暖鸭先知”，官方正式出面动手，为期已不远了。
萧同兹把他的困境，托密友转告了张群和黄少谷，并透露了有结束《文星》的意思。密友转来了张群的七点意见和黄少谷的六点情报：
张：
一、同兹对党的功绩与忠贞，大家都了解，不是胡秋原或其他人等所能抹杀的。
二、他很关心，也诚意帮忙，但要了解，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事如经过他，他一定设法挽救，就怕他们直接上报而径自执行。
三、文星负债如许，万一如此，同兹如何下台，所以必得维持下去。
四、要使文星维持下去，孟能必须彻底离开，即令不出国，也不可再问文星的事。
五、董事会要改组，另找一适当的人任董事长，在政治方面挡风。
六、同兹自任经理，另找人佐理，如明勋或友德等。
七、要改变生活方式。
黄：
一、他和某已经谈过数次，终不能convince（说服）他。
二、《文星》破坏心防。
三、杂志如复刊，则同兹和老先生的关系便濒于破裂的边缘，而使岳公无法下台。
四、官司一定打不赢。
五、老先生说，老一辈的人，常易受儿女的蒙蔽，如布雷（这下面，似乎还有话）。
六、对父亲，百分之百相信；对儿子，半信半疑；对李某，完全不相信。
张群的七点意见中，第二点最值得注意。他说“他很关心，也诚意帮忙”，应属可信。因为张群固不懂什么文星的使命，但他懂萧同兹，他与萧同兹交情甚深，自然会帮忙。他说“事如经过他，他一定设法挽救”，显然指他在“总统府”秘书长经手的事项与公文内，可以想办法，但是如果蒋经国“他们直接上报而径自执行”，他就帮不上忙了。黄少谷六点情报中，都值得注意。他说他不能说服“某”，“某”似是指蒋经国本人；他说文星的关键在上面已经认定“文星破坏心防”。他说“老先生（指蒋介石）说，老一辈的人，常易受儿女的蒙蔽”，显然指萧同兹被蒙蔽而言。但奇怪的是，蒋介石自己，又受谁蒙蔽？蒋经国不正是他的“儿女”吗？他自己也不正是“老一辈的人”吗？明于知人而昧于察己，这岂不好笑吗？至于说：“对父亲（指萧同兹），百分之百相信；对儿子（指萧孟能），半信半疑；对李某（指李敖），完全不相信。”倒也真是符合国民党作风与判断之言，在这种真相与原案下，萧同兹纵有“中朝大官老于事”的通天本领，又能苟延几时呢？
拖到1968年，官方终于忍不住了，首先，官方开始在税务问题上面找文星的麻烦，希望能够查出逃税漏税的证据，用作借口。不料，文星早防到这一着，税务机关追查之下，竟发现文星连卖一张报纸，都会自动开发票！在这种简直无懈可击的情况下，官方除非走栽赃嫁祸的路，也就别无他法。于是，官方决定硬来了。
1968年1月25日的下午，警总纠合各路人马，突击搜查文星资料室。文星资料室本在我家隔壁，有六十六坪大，原与三十三坪的我家内部有门相通，我离开文星，这道门就用砖封死了。这天下午我正和小情人小蕾（鲁肇岚）在家，听到隔壁有异动，开门一看，便衣与警察甚多，立刻就明白了怎么回事。
三天以后（1月28日），萧同兹座车开始被跟踪；第四天（1月29日）起，文星书店门口有“计程车”两部及便衣多人驻守不去。情势发展至此，可见蒋经国他们的确不经过张群，“直接上报而要径自执行”了。萧同兹感到“与人刃我，宁我自刃”，就在2月5日，写信给张群以“财务未臻健全”为理由，要求蒋介石准他停业。萧同兹不愧是老于世故的，明明是你蒋介石两面做人，逼我关门，可是我绝口不提一个字，反倒字里行间，哀哀请求你恩准我自我结束。张群收到信后，只好转呈蒋介石，蒋介石批了一个“阅”字，意思是说知道了，你就去停业吧。于是张群以（1968）台统（一）仁字第3843号函件，回复如下：
同兹吾兄大鉴 展诵2月5日
惠书敬悉一是关于文星书店财务未臻健全不能继续维持已决定停业一节业已如嘱转陈奉总统批“阅”用特函复即请
詧照并颂
时绥
张群 敬启 五十七年2月23日
于是，苟延残喘了两年的文星，终于还是难逃一死了。
虽然蒋介石那边决定了文星停业，但在蒋经国这边，却照旧一不做二不休地开始抓人，以期把案子落实。3月15日上午10点，文星总经理郑锡华以“叛乱嫌疑”被捕，警总保安处人查问他，到下午五点半才放回；第二天和第三天，又叫郑锡华自动去报到，又查问他两次。到了2月20日上午10点，萧孟能的秘书钱翊平告诉他，有两位先生受友人之托，有事找他面谈。萧孟能请钱翊平邀他们上楼，一进办公室，两人就出示“叛乱嫌疑”的传票，把萧孟能押进15—01952号黑色吉普车，开进保安处。问来问去，直问到下午四点半才放他出来。当晚11点，萧孟能来我家，说警总说在文星资料室查到《思想杂谈》一禁书，想入他于罪。我说，文星资料室是我一手筹设的，有什么书我一清二楚，根本就没有这本书，这是他们趁搜查时栽赃的！既然事已如此，还是由我出来顶吧。说完我就立刻写了一纸证明书，由萧孟能带走了。证明书内容如下：
文星资料室于1965年8月18号正式集中资料，当时由本人负责管理、添购，当然由本人负全责。本人于1966年4月1日致信萧孟能，正式宣告离开文星，于8月1日正式完成交接，在这段期间内，资料室内一切责任，仍应由本人担负，特此说明如上。今晚萧孟能来问有否《思想杂谈》一书事，经回忆，似无印象。文星资料室中图书太多，且无清册，又以隔时甚久，对一些书，实难确断其有无，合为附陈如上。
五十七年2月20日夜 李敖 手具
〔附记〕：以上所说，如有疑义，本人愿做人证。
萧孟能把我的证明书送到警总，大概他们知道李敖有“有福先享、有难独当”的四海作风，且他们意在整文星，故对证明书并没重视。最后文星既听命结束，此案也就不了了之。
1968年2月25日，段春理少将拜访萧同兹，当面询问文星是否确实自动结束？何时结束？萧同兹拿出他2月5日致张群的信和张群2月23日的回信给他看，说拟定在3月1日结束（后因百举待废，时间太促，改为4月1日）。当天下午5点，萧家的老佣人老彭（彭吉昌）留条子给萧孟能，请求介绍他另谋出路，晚上萧孟能问他，说你做了这么多年佣人，大家处得很好，为什么不干了？老彭痛苦地说：“在家里做不下去了！”——原来警总逼他打主人的小报告，他不肯做不义之事，只好求去。
2月28日下午6点，文星召开临时股东会，做成“同意解散”记录。第二天，萧同兹致信警备总司令刘玉章，附上这一记录。3月3日，萧孟能托我代写结束广告与海报，以做最后的促销活动。3月4日，报上登出《文星》结束启事。
在文星指日可垮的情况下，人情冷暖也就怪态百出。2月26日，萧同兹的老朋友张明炜连二十四万都不放心借给文星了。2月28日，萧同兹的老朋友辜伟甫甚至派会计查问文星账目以防倒账了。3月8日，余光中来电要求收回他在文星出版的书，萧孟能答以：“如果作者都做此要求，文星的结束工作就没法办了。”于是余光中只好很勉强地挂了电话。3月15日，朱婉坚电告萧孟能，说郑少春告诉她，听说余光中、梁实秋、陈瑛（沉樱）三人在与律师研讨文星结束后，作者有无权收回已出售了的出版权。萧孟能为之又好气又好笑：“难道他们这班文人，最后逼我跟他们来一场官司，制造一个文化界的高潮？”……
在文星宣告结束的广告与海报出现后，文星读者为了抢购，为了抗议，也为了惜别，天天挤满了书店，买个不停，场面之大与声势之壮，也足令自己欣慰、令他人胆寒。到了3月31日晚，是文星最后一天，正赶上星期日，整日书店挤得水泄不通，其中甚至有国民党大员如陈建中等，也混进来买书而去。10点后萧孟能亲去书店，在慰问中陪读者度过了最后的两小时，到子夜12点，正式结束。这时书店门口便衣与“计程车”很多，一个特殊身份的“客人”，一直陪到最后，临出店门，还在橱窗前看了好一会儿才走。
文星的结束，许多青年人为之惋惜，为之愤懑，为之泪下。一个杂志，一家书店，最后下场如此感人，也真可说是有史以来绝无仅有的了。
1968年3月17日《纽约时报》上，有了这样的尾声：
台北文化人失去了书店
治安人员的压力迫使关门
（专为《纽约时报》而作）
台北、台湾，3月16日——文星书店宣布将于4月1日关门。它的消逝，使年轻作家们、摸索中的画家和摄影家们、现代舞的献身者们以及数不尽的大专学生们，同时失去了一个精神上的寄托。
在纽约，格林尼治村的人们（按：格林尼治村是纽约文化人和新思想者的集中地）来看文星人物，一定认为文星人物太懦弱了；但在台湾，文星却是最勇于追求心智真诚的表征。
文星公司的首脑人物萧孟能，最近在公开场合已见不到他，所以也无法找到他发表对文星关门的意见。但跟文星书店接近的人们却纷纷指出，文星在强大压力下关门，全是治安当局的杰作。
治安审问
接近文星的人说，文星之所以用董事投票和财务困难等作为理由关门，乃是这个坐落峨嵋街的现代化书店中人和萧先生在连遭困扰和治安审问后的结果。萧先生的朋友又说：在去年一年，萧先生被治安人员请进去，至少就有过三次。
萧先生另外出版过一种月刊《文星》杂志，经常刊载台湾和世界上有关政治、社会及文艺等方面的言论，在1965年，大概出了近一百期的时候，被勒令停刊。
《文星》杂志的主编人、生长在北京的年轻作家李敖，他的直言不讳的政治观点，使他成了当地标准下的一个野人。李先生写过二十本小册子和书，其中却有十六本被查禁在案。
除了李先生和少数几个人外，环绕文星的群众很少公然涉及政治。但是他们的朝气和探索精神，却足以触当道之忌，因为当道正把台湾圈成一个故步自封中国的最后禁猎区。
甚至舍政治和思想上的压制不谈，光看在台湾的中国社会，没疑问是保守的，年纪大的才吃得开，年轻人要熬到四五十岁，才盼能有机会当行，冀得一顾。
从1960年雷震坐牢，到《时与潮》杂志结束，一连串的文祸都使持不同意见的知识分子常遭逮捕与迫害。文星书店的关门，重新揭开了知识分子的旧仇新恨和那年复一年的创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