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1966·二十七到三十一岁）
1952年，萧孟能、朱婉坚夫妇在台北开了文星书店；五年后，1957年，这对夫妇又创办了《文星》。1958年，二十三岁的我写信给马宏祥，谈到知识分子从事文化事业的构想，我构想大家“真不妨做‘文化商人’”，以利“思想的传布”。我在信中举“台北文星书店及敦煌书店的主持人”为例，认为他们是优秀的“文化商人”。这封信所构想的“文化商人”，其实我们那些穷大学生是没能力做的，因为我们都没有有钱的老子可以资助。所以，最后我们所能做的，是提升别的“文化商人”，使他们少一点商业，多一点文化。这一构想，我在新店山居时付诸实行了。1961年冬天，我写了《老年人和棒子》一文，投到《文星》，杂志发起人之一陈立峰那时做主编，看了我文章，对我极为倾倒，他介绍萧孟能认识了我。至于萧太太朱婉坚，我倒早就认识，因为我们到衡阳街逛书店，都会看到她。她亲自照顾店面，每天十二个小时，既能干又肯为理想吃苦，早就给我们很深的印象。那时候书店已开了十年，杂志已办了五年，可是成绩却很平平。原因很简单：“文化商人”受格局所限，因而他们虽“万事俱备”，总是无法突破水准，真正的突破，有赖于“东风”型的人物，才能达成。无疑的，“东风”型的人物没有比李敖更合适的，于是，在李敖进入《文星》以后，杂志变色，书店改观。
《文星》创刊在1957年11月；被封在1965年10月，共出了九十八期，它前后八年两个月的生命，乍看虽不算短，细察却并不长，因为它的生命，不是从第一年开始的，而是从第五年开始的。杂志半年一卷，第五年开始正好是第九卷第一期（总号第四十九期），从这一期开始，李敖出现，《文星》改观。
在李敖出现前四年的《文星》里，就是1957年11月到1961年10月的这段时间里，它只是一个正派而普通的刊物，它虽然标榜“思想的”“生活的”“艺术的”，号召“不按牌理出牌”，但事实上，它的表现却可怜得很，在“思想上”的表现尤其可怜。大体上说，它是非常“按牌理出牌”的，而不是“不按牌理出牌”的。一个杂志，那样温吞吞地办上四年，不能鼓动风潮，不能造成时势，不能一言而为天下法，不能使老顽固血压高……这是在这个地区循规蹈矩“按牌理”的结果，而不是“不按牌理”的结果。所以，《文星》生命的起算，不始于第一年，而始于第五年。我进《文星》，首先以三篇文章定乾坤。在发表《老年人和棒子》以后，又发表《播种者胡适》《给谈中西文化的人看看病》，只凭三篇文章，就带动了思想界文化界的高潮。当时正值胡适猝死，加上胡秋原等人对我疑神疑鬼等因素，于是不但高潮，且高潮迭起，形成了文化论战。胡秋原等人在文化论战中被“李敖之流”打败了，因而迁怒《文星》，但《文星》在处理双方论战文字上，当时其实是偏袒胡秋原他们的。我在1962年4月，曾写信给主编陈立峰（小鲁），有这样的话：
最近听说有人批评你们偏袒“李敖之流”。我想，这些批评你们的人的心眼儿一定长在胳肢窝里！据“李敖之流”看来，你们偏袒的对象正好相反。“李敖之流”深觉“陈小鲁之流”在偏袒“他们”。盖陈小鲁萧孟能似绝舍不得拿六万字的篇幅，让李敖登篇《一泻千里尽见浑水》的大文——却让胡秋原空前绝后地开了例！同时你们似乎也绝不答应李敖写篇破口大骂的十二页长文，直骂到别人的爹妈——却让郑学稼毫无忌惮地开了风气之先！
唉！小鲁兄！你不公平！
《文星》当时所以偏袒，因为主持人跟胡秋原他们有私交，跟李敖却只是初识。胡秋原当时跟《文星》过从之密，已到了从小儿学费到房子押租到支票贴现，都要向萧孟能伸手的地步（有三封他亲笔信为证）。他翻脸后，对萧孟能百般丑诋，是不公平的。这种不公平，胡秋原的密友郑学稼也参加一份。郑学稼说萧孟能如何如何，但他为什么不感谢萧孟能为他砸招牌印他翻译的《自由论》？这本书，译得错谬连篇，笑话百出，文星书店竟出版这种程度的书，真丢死人！（这样子胡乱出书，直到我进入《文星》后，才替《文星》稳住水平。）又如徐高阮在胡秋原的杂志上痛诋《文星》利用胡适，殊不知他早就肯定“《文星》对得住胡先生，只有《文星》对得住胡先生”了（有一封他亲笔信为证）……如今我翻出这些底牌，目的就在说明，《文星》本来未尝不是胡秋原他们的园地，只是这块园地，最后被李敖“优胜劣败”了而已。
早在1963年7月18日，陈立峰就让贤，荐我为《文星》主编，我不肯。后来陈立峰离职，萧孟能找我帮忙，我不拘形式，替《文星》稳住水平。萧孟能的长处是能欣赏人才，麻烦是他的人事关系太好，因人情而来的稿件太多，所以清除起来，颇费口舌。萧孟能很容易被我说服，但是要一一说服，并把他的人事关系一一破坏，也太累太没必要，我常常提醒我自己：“《文星》只要稳住水平就好了，那是萧孟能的杂志，可怜可怜他吧！”于是，就在这种互相迁就下，《文星》一期期杂志办了出来，一本本书印了出来，严格地说，它不是李敖水平的产物，只是就原有水平，经李敖提升的产物而已。
有一次，萧孟能受了压力，在1964年9月1日第八十三期《文星》上，登出《“内政部”来函》，函中要求“嗣后注意改进”，不要攻击“医师法”及“肆意攻击民意代表及整个舆论界”，我就大为不满，在次期里，我就登出“李敖的两句话：今后我对《文星》杂志的编务，不再过问。特此声明”。在10月8日的札记里，我写道：“我极为这封窝囊的复‘内政部’函恼怒。傍晚很不客气地指责孟能。孟能夜来寓，谈到清早5时。”在《文星》共事的日子里，我和萧孟能从没吵过架，但为了维护立场，我也颇为坚持我的信念。那时萧孟能极能表现礼贤下士的大家风度，我还是继续替《文星》稳住水平，直到大祸临头为止。
《文星》在我的带头下，主张中国走现代化的道路，它的自由、民主、开明、进步、战斗等鲜明色彩，慢慢使官方串联出这些推论：一、《文星》是卖国者。二、《文星》捧汉奸，是汉奸。三、《文星》是“匪谍头子”。四、《文星》走《自由中国》的路。五、《文星》是“生活书店”翻版。六、《文星》叛乱，协助“台湾独立”。七、《文星》勾结国际奸人（费正清等）。八、《文星》鼓吹两个中国言论。九、《文星》“在海外通共”。十、《文星》“为匪宣传，与共匪隔海唱和”。十一、《文星》反对中国文化。十二、《文星》煽动青年。十三、《文星》影响民心士气。十四、《文星》诬蔑先烈、元首。十五、《文星》推翻法制。十六、《文星》反对当局。十七、《文星》反对国民党……就这样的，《文星》成为《自由中国》杂志以后，官方眼中钉的递补者。在封杀《文星》的手法里，最耐人寻味的，是官方竟利用一批出身共产党或左派的人儿，去罗织《文星》。没问题，硬挑出问题，叫作“罗”；罗出问题再予以串连成罪状，叫作“织”。就在这种罗织作业下，《文星》的被迫陨落，也就指日可待了。
例如说《文星》是“卖国者”。按照常识，有卖国可能的人是把握政权的，权在一国总统和外交部长等，《文星》有这种“资格”吗？卖国所犯法律上罪名是刑法中的外患罪，国民党的执法大将赵琛，在“刑法分则实用”里已明说外患罪是“卖国”，《文星》既从未受过外患罪的公诉，又何能私予罪名？何况，一百六十多万平方公里的外蒙古，早就给国民党“外交部长”王世杰卖光了，留下三万六千平方公里的台湾，仍旧在国民党手里，要卖也轮不到《文星》来卖吧？
……（编者略）
由此可见，国民党利用这些人儿所给《文星》的罪名，竟是这些人照着镜子的自画像。但是，为了打击《文星》，国民党竟纵容真正的“隔海唱和”于不问。这些离奇的现象，直到主持宣传、管制书刊的马璧型人儿投共以后，乃至于政工头子王昇型的人儿“亲匪”以后，我们才恍然大悟原来是怎么回事了！
说“《文星》反对中国文化”，是有语病的。《文星》提倡现代化地使中国强大的方法，在现代化的伟大目标下，中国文化无助于国富民强，如果有助，清朝也不会国衰民弱地被外国欺负，被民国取代了。但《文星》这种立场，并不是反对研究中国文化，《文星》认为中国文化是学术的领域，所以有关中国文化的研究，《文星》反倒做得最多。翻开文星书店图书目录，一看便有上百册的研究中国文化书籍，都是证据。至于出版有史以来最大的百科全书——《古今图书集成》一万卷，并加上现代化的索引，更是研究中国文化划时代的巨帙。《文星》这些成绩，比起诬蔑《文星》的人儿来，真“好有一比”！胡秋原的中华杂志社只印过两册郑观应的《盛世危言》，这就是他们拥护中国文化的实绩！仅能呈现这样可怜成绩的人，他们居然骂《文星》，他们可真好意思啊！
用杂志强打，使书店上垒，以书店配合杂志运作，形成思想大围标，本是我学生时代的计划。这个计划，我用在《文星》杂志和文星书店上，造成了空前绝后的效果。以1965年5月27日到6月8日的香港书展为例，文星已成为通吃的局面，使国民党的宣传与出版黯然失色：这次参加展出的单位共有二十二个，参加种数有一千七百八十二种，册数有两万七千四百册。在两万七千四百册的图书中，文星一家，却独占了两万四千五百三十五册，竟是总册数的百分之八十九点五四，几乎是百分之九十。换一种说法，就是文星在参加书展的图书总数中，占了十分之九的地位，剩下的十分之一，才是其他二十一家公营私营党营单位的展出品。
这样子的风光，自然不是国民党所能容忍的。所以，第二年（1966）书展一开始，文星书店负责人朱婉坚就不准出境，直到书展结束那一天才准她离开台湾，她赶到香港，只能参加闭幕式了。到了第三年（1967），就索性不准文星参加了。“忌者不自修而畏人修”，正此之谓也！
最后，大祸像一张禁网，终于慢慢临头了。先是开始查禁《文星》第九十期。1965年8月31日，警备总部以“（54）训唤5984号”代电来，说：
查《文星》杂志第九十期张湫涛撰写之《陈副总统和中共祸国文件的摄制》一文中，附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婚姻条例》原文，有为匪宣传之处，触犯台湾省戒严期间新闻纸、杂志、图书管制办法第二条第三款，应依同法第七条之规定予以查禁，并扣押其出版品。
这一查禁命令是真的，罪名却是假的，因为这篇文章反共有据，何来“为匪宣传”？反共文章容或要配图片，岂可一配图片就是“为匪宣传”？但警总是有理讲不清的衙门，文星虽于9月30日、10月28日先后两次要求“撤销对于《文星》杂志第九十期查禁及扣押之处分”，当然毫无效果。
《文星》第九十期的查禁，只是一个动手的讯号，杀戒一开，自然就有好戏看。这年11月，正好是孙中山百岁诞辰，台湾省医师公会以孙中山为西医出身，特约我写《孙逸仙和中国西化医学》，由《文星》出版，我同意了。不料在出版过程中，台湾省医师公会忽然来信，要求出书前文稿“送达本会转呈‘中央党部’审核认可”，这是很荒唐的事，因为它依法无据。我自然严词拒绝了。书出版后，山雨欲来、风声四起，《文星》已经岌岌不可终日，这时已是11月中旬。正好发生了国民党中四组（文工会前身）主任谢然之与《征信新闻报》（《中国时报》前身）余纪忠的冲突，我索性“趁火打劫”，趁机以“清君侧”的讽刺，在12月1日《文星》第九十八期发表《我们对“国法党限”的严正表示》，直指国民党党中央。在这篇文章中，我指出谢然之的错误。这种错误，一方面是属于政策上和技术上的；一方面是属于为人上和品格上的。我以反讽的口吻，指出谢然之已违反了国民党蒋总裁“不应凭借权力，压制他人”的指示，违反了国民党蒋总裁“必须放弃一切偏激的、狭隘的、不容忍的作风”的指示，违反了国民党蒋总裁“以自反代报复”“以说服代斗争”的指示，违反了国民党蒋总裁“要以组织的活动改变个人的作风”的指示……我写道：
从这些标准来看谢然之先生的党务工作方式，我们不得不说他的表现是与蒋总裁的指示完全背道而驰。从他所作所为的表现中，我们似乎看不到他对“化敌为友”的努力，“注重思想启发”的努力，或是“采取说服的态度”的努力，我们看到的只是他的“凭借权力，压制他人”，只是他的“偏激的、狭隘的、不容忍的作风”！
我又写道：
蒋总裁这段指示，对谢然之说来，他又做到了哪一点呢？他改善了“一反过去立门户、分派系、拒人千里之外的作风”了吗？正相反，他不但没有“以组织的活动改变个人的作风”，反倒以他个人的“活动”，改变了组织的“作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