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李敖回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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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章 山居(2)

胡适收信后,在7日就限时信寄到我新店山居,他写道:

李敖先生:

自从收到你7月4日的长信和那一大盒卡片之后,我总想写信请你来南港玩玩,看看我的一些稿件,从吾先生说:“等他考过研究所再找他吧。”后来我见报上你考取了研究所的消息,那时我又忙起来了,至今还没有约你来玩。

过了“双十节”,你来玩玩,好不好?

现在送上一千元的支票一张,是给你“赎当”救急的。你千万不要推辞,正如同你送我许多不易得来的书,我从来不推辞一样。

你的信我已经转给科学会的执行秘书徐公起先生了。他说,他一定设法补救。祝你好。

胡适五十年10月7日夜

这张支票可以在台北馆前街土地银行支取。

我收到胡适的信和一千元后,非常高兴,也很感动。胡适是我爸爸的老师,虽然他早已忘了我爸爸的名字。他对我的赏识,纯粹是基于我的治学成绩使他讶异,他有眼光看出我是最有潜力的台大学生,我很感谢他对我的特别照料,这一千元的确帮了我大忙。也许有人说风凉话,说胡适此举,意在收买人心。但是他老先生这样做,对人有益,对己无害(除了少了一千元外),又何乐而不为?别的老先生,高高在上,会这样帮助一个年轻人吗?一比之下,就知道胡适的高人一等了。

为了救急,我只好动用胡适寄来的一千元。但我决定不把这一千元作为赠款,只作为贷款,我决定借用一阵子后,把钱还给他。

我在10月10日回信给胡适,表示我对他的感谢。信中细述了“李敖先生”的一些身世,其中包括我跟严侨的关系,和在严侨被捕后,死去后,我如何受到胡适自由主义的影响,因而在思想上得到新的境界。这封信写得很长,有五千字,写得很动人。我听说胡适收到信后,深受感动。他拿给几个人看,其中真巧,在10月28日叶明勋、华严夫妇去南港看他的时候,他把信又拿出来,因而从这对夫妇口中,得知了一个惊人的大消息——严侨并没有死,他还在世,不但在世,并且已经出狱了!

11月1日的早上,姚从吾老师在研究室中,从皮包里拿出一封信,当面交给了我。信的全文是:

李敖先生:

有个好消息报告你。

严停云女士(《智慧的灯》的作者)和她丈夫叶明勋先生昨天来看我。他们说,严侨已恢复自由了,现在台北私立育英中学教书。他喝酒太多,身体颇受影响。

我盼望这个消息可以给你一点安慰。

胡适五十年10月29日夜

胡适在信封上写“敬乞姚从吾先生便交李敖先生”字样,他不把这封信付邮,显然是怕被国民党邮政检查,对我不便。他真是细心的人,细心得不露痕迹,真是老到感人!

严侨没死,太好了,透过华严,我得到严侨的地址,当天下午我就决定去看看他。看他的感想,我有一封信给胡适,提到重见严侨,说:“七年隔世,他真老了,脸上的皱纹,头上的白发,口中的酒气,没有任何一点能证明那是四十二岁的壮年!”这都是实情。严侨那时住在新生北路的陋巷里,住的是一幢老旧日式平房,我走进玄关的时候,他喊我名字,跑过来,抱住我,流出了眼泪。一切都有了改变,除了他炯炯的眼神和手中的酒瓶外,真的一切都有了改变。他绝口不谈在火烧岛的事,他只摇头又摇头,痛苦地说:“不好受!不好受!你千万不能到那儿去!”那天正是1961年11月1日,正是我在《文星》杂志发表《老年人和棒子》的同一天,我顺便带了一本去,他坐在破旧的藤椅上,仔细看了我的文章,核对了我的几段译文,夸奖我翻译得好。最后他放下了书,严肃地对我说:“我真的不要你这样写下去,这样写下去,你早晚要去那个地方!”

严侨回忆他被捕后,十分担心我也会出事。他判断我写给他的信一定同时被搜走了,那封信不满现实,攻击国民党,也许会带给我麻烦。严侨说他前后坐牢,一去五年,他认为他是托严复之孙等原因之福,总算判得比别人轻。当时我也这样想。后来我入狱前后,听说承办严侨案子的是调查局专员史与为,史与为承办过无数“匪谍案”,但他自己最后却被国民党当成匪谍,判过三次死刑,最后处死。临死前他跪在新店空军公墓后面的死刑场,向天哀鸣,说:“老先生(指蒋介石),我不能追随您回大陆了!”如果史与为是真共产党,他在严侨案子上必然会做手脚,为同志开脱,这倒可能是严侨被轻判的原因吧?

严侨那天又告诉我,他被捕后,严师母北上投亲所遭遇的人间冷暖。辜振甫他们简直是把家门关了起来,对严师母和三个小孩概不援之以手。严师母无法,为了全家活命,只好把老大老二送到孤儿院,把老三寄养给人(也无异托“孤”!)自己跑去做下女——并且是给外国人做下女,中国人是不敢请“匪谍之妻”做下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