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登纳决心要让他的话对苏联人产生最大的效果。他告诉苏联大使，苏联不应过分关注他要在10月退休的消息。“我的退休时间只取决于我，”他说道，“我没有停下来，而且为争取实现我的计划，我不准备停止斗争。”他也赞扬了前驻苏大使汉斯·克罗尔一直和苏联驻波恩大使进行的建设性讨论。
4月~5月初，经阿登纳允许，汉斯·克罗尔拜访了苏联驻西德大使。在会谈中，汉斯·克罗尔不仅抱怨西德外交部亲美派的游说活动导致了他的退休，而且还试图鼓励克里姆林宫利用阿登纳时代行将结束的时机来做一些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事情。汉斯·克罗尔解释道，阿登纳暗示他应当回到莫斯科。“难道你平时不到苏联休假吗？”西德总理曾这样问他。这位前驻苏大使告诉苏联大使，除非苏联人提出一些新主张，否则，他不会回到莫斯科。他也暗示，阿登纳或许不会在1963年退休，如果莫斯科作出一些姿态的话。
西德总理决定直接和苏联会谈，把汉斯·克罗尔的试探行为变成了一次重要的机遇。赫鲁晓夫从来都认为，和西德结盟是可能的，尽管意识形态不同，但两国是邻国且有经济方面的利益。虽然他并未期待过阿登纳会成为一位承认这些共同利益的西德领导人，但是，他并未打消这种可能性，即这位西德总理最近已经作出了改变。1955年，尽管多年来许诺不与苏建交，但阿登纳和苏联的建交，却让美国人大吃一惊。
6月4日，阿登纳和汉斯·克罗尔一起讨论如何引起苏联的关注。6月11日，苏联大使会见了汉斯·克罗尔。阿登纳并无新的提议，但是，退休前他准备派汉斯·克罗尔去莫斯科进行某种形式的谈判。他提及实现“民众的和平”，并且告诉莫斯科，他能接受冻结目前局势30年的方案，即保持两个德国、一个分裂的柏林、不改变战后波德边界的现状。
阿登纳秘密接近苏联人的同时，肯尼迪政府也在准备6月10日在美利坚大学发表超级大国间要保持和平的演讲，这是一件意义深远的事情。5月底，就总统助手向西奥多·索伦森提供写作材料一事，麦乔治·邦迪询问了阿瑟·施莱辛格和其他一些富有思想的自由派人士。索伦森一直和诺曼·卡曾斯保持着联系。索伦森找出了1962年春肯尼迪准备在苏联发表电视演讲的一些片断想法。由于肯尼迪决定继续进行核试验，而赫鲁晓夫也在施压，两国领导人的这次电视演讲最终落空。比起一年前曾考虑过的双方有共同利益的说法，肯尼迪总统的想法走得更远。古巴导弹危机认可了一种新的辞令。“1963年以前，或许他非常相信他在美利坚大学演说的一些关键内容，但是，他不觉得他能公开讲出来。”邦迪后来回忆道。冷战持续近20年，美国人民对声称苏联人是恶魔的政治人物产生极大的怀疑。对共产主义镇压的本性，肯尼迪并不是不知道，但是，过去的一年里，他知道了赫鲁晓夫一些非常重要的东西。古巴导弹危机中，当其欺骗手法曝光后，赫鲁晓夫对美国的实力表现出非常谨慎的尊重，非常担心发生意外事件和误解。总统任期最后一年，艾森豪威尔曾试图就苏联的威胁问题来教育美国公众，但最终也未达目的，艾森豪威尔让位给一位年轻人，后者之所以取胜，部分是出于对这位二战老英雄的担心，担心当他打高尔夫球的时候，已经让狡猾的赫鲁晓夫悄悄地从身旁溜了过去。执政近千日后，这位年轻人才明白，对于苏联的威胁，他做了错误的判断。他也相信，因为在古巴导弹危机上取得成功，作为总统，他赢得了公众的赞誉。
面对1963届毕业生，肯尼迪暗示，比起其父辈所处的1930年代，他们将要进入的这个时代可能会更幸福。他相信，实现持久和平是可能的，但是，它不是一方强加的。肯尼迪说：“不是美国强权之下的和平——不是靠美国战争武器强加给世界的和平……不仅仅是美国人的和平，而且也是全人类的和平；不仅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和平，而且也是永久的和平。”肯尼迪的讲话已经超越了大学生的范围，他在对全美国、全世界讲话：“有人说，提世界和平无用……直到苏联领导人采取一种更加开明的态度。我希望他们这么做。我相信我们能帮助他们这么做。但是，我也相信，我们必须要重新审视我们的态度。”在其就职演说中，肯尼迪曾经激励美国人，为了国家的正义事业和世界的自由，他们“要承受任何负担”。现在他号召美国人抛弃他们头脑中的孤立主义意识，好好想想竞争对手的想法。我们的目的并不是绥靖姑息，而是理解。“让每个国家自己选择其未来，只要那种选择不会干涉其他国家的选择”。肯尼迪接受了这样的假设——两个超级大国能够和平共处。“归根到底，我们之间存在着最根本的联系，这就是我们都生活在这个地球上，都呼吸着同样的空气，都关心着孩子们美好的前程。况且，我们之中谁都不能永生。”承受着国家的希望，肯尼迪把自己投身于结束冷战威胁的工作之中。“满怀信心，毫不畏惧，我们辛勤努力——不是为了毁灭的战略，而是为了和平的战略。”
三天后，赫鲁晓夫也召集会议制定自己的和平战略。虽然他未提及肯尼迪刚刚在美利坚大学发表的演讲，但是，演讲对这位苏联领导人产生了极大影响。他告诉工作人员，从罗斯福总统以来，这是历届美国总统发表的最好的一次演说。向主席团解释实现缓和的原因时，赫鲁晓夫并未提及美国出现的新情况，而是谈到了阿登纳秘密行动的意义。
1955年以来，苏联人一直希望西方有如此举动。虽然有理由怀疑阿登纳的真诚，但是，西德的主动最终成为赫鲁晓夫撤销失败的柏林政策的一个借口。“让我们来改变战术。”在6月13日主席团的一次正式会议上，赫鲁晓夫说道。“我们将不会得到美国人的同意。”他回忆了柏林危机失败的原因。美国手上常常握着贸易禁运的大棒，这已经严重损害了东德的经济。因此，赫鲁晓夫不能对美国人长期施压。现在，西德人提出了一个绕过美国人的方式。
赫鲁晓夫相信，和西德人达成协议是有理由的。长期以来，他一直认为，经济纽带能密切两国的关系。他喜欢回忆魏玛共和国和苏维埃在拉帕洛条约名义下开展的全面经济合作。这个条约是德苏两国领导人于1922年签订的。后来，西德和苏联的贸易额大幅增长，到1962年，苏联转而向德国制造商购买钢管。“我们确实是合作伙伴，”13日的会议上，赫鲁晓夫向克里姆林宫的与会者解释道，“美国人、英国人，还有法国人，他们都是竞争对手。”赫鲁晓夫认为和西德保持特殊关系是可行的。“拉帕洛对联邦德国和苏联都有利。”
赫鲁晓夫下令苏联外交部拟定和西德方面谈判的内容。究竟以官方代表团的名义还是以在苏联度假的名义——就像汉斯·克罗尔一样——来访，由西德来决定。赫鲁晓夫告诉主席团委员，他期望美国人接受西德和苏联保持密切关系这一事实。两国关系的发展将不会威胁他们。他预料只有法国会反对，若失去和波恩的特殊关系，后者将会感到不安。
3月底朱庇特导弹的撤出，阿登纳的主动，还有肯尼迪在美利坚大学发表的演讲，都增强了赫鲁晓夫的信心：在实现与西方的缓和方面，1963年是他进行最大政治投资的好时机。4月，赫鲁晓夫曾提到，克里姆林宫应做好准备，在莫斯科选定的时机向美国人和英国人提出一项部分禁止核试验的方案。现在，他认为时机已经来到。
1963年7月2日，赫鲁晓夫宣布，准备接受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在一个极为合适的场所——东柏林的一个会议室，他发表了这一声明。实施四年之久的柏林策略的终结激活了禁止核试验条约。
华盛顿和伦敦热烈欢迎这个声明。两国马上派出谈判代表前往莫斯科。三周后，条约拟定，三国政府在条约上签字。条约的签署标志着冷战缓和时期的开始。肯尼迪和麦克米伦可能有所不知，赫鲁晓夫已经耗尽了为建立信任而准备的种种想法。在全面裁军问题上，或者在柏林问题上，苏联都没有表现出新的灵活性。同意达成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后，赫鲁晓夫还在竭力和西方在世界各地以及工业化国家为争夺新盟友而竞争，意识到此，甚至更令人失望。1955年以来，一直都有这种竞争，赫鲁晓夫的目标是仍要为竞争保持一种更好的氛围，竞争的武器将是观念，主要的利益将是军备预算的削减。这就是赫鲁晓夫经常宣扬的和平共处的理念。
禁止核试验条约的签订将会对中苏关系产生何种影响，对此，赫鲁晓夫并不抱任何幻想。除在意识形态上厌恶与美国达成一致外，中国还想拥有自己的核武器，而面对国际社会禁止核试验的压力，这个计划将更难实现。但在赫鲁晓夫看来，从年初以来，他试图改善中苏关系的努力并无任何收获。因此，也无所谓损失。1月，他曾告诉克里姆林宫的同事，如果莫斯科听任和中国的分裂持续下去——他所谓的断绝关系，只会助长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民族主义思潮。“断绝关系不是共产党的做法。”他认为，苏联应该显示出一个世界领导者应有的耐心，“我们在为未来开辟道路……而且我们应该有一种宽容的心态”。之后，在1963年5月卡斯特罗访苏期间，赫鲁晓夫承认，他确实不理解中苏关系为何紧张。“瞧，我在问自己，”他告诉卡斯特罗，“分歧何在？我们主张和平，他们也主张和平。我们主张和平共存，而他们也一样。问题出在哪里？”
确实，他承认中国不满苏联在共产主义阵营中的独断行为。“他们想坐头把交椅。”赫鲁晓夫说道。北京不得不接受这个事实——这不可能。因为中国领导人说过，他们追随列宁，赫鲁晓夫设想，在列宁主义的发源地——莫斯科的庇护下，任何意识形态的分歧最终应该都能解决。在其有生之年，赫鲁晓夫从未意识到帝国主义有这种本能。
赫鲁晓夫在东柏林发表讲话，主张实施部分禁止核试验。其间，中苏两党在莫斯科举行了双边会谈。双方取消了以后几个月会谈的议程。最后，赫鲁晓夫和毛泽东都不打算互访。与会的双方代表分别为米哈依尔·苏斯洛夫、苏共中央委员会对外联络部部长和邓小平率领的中国代表团。会谈失败。邓小平首先做了长达4小时的讲话，双方代表团立即陷入唇枪舌剑之中。尽管结果并未出乎预料，但是，会谈让中苏关系进入一个更加艰难的时期。“和中国人的争论已经公开化。”中国代表团回国后，在克里姆林宫首次召开的会议上，赫鲁晓夫说道。
古巴导弹危机之后的8个月，国际政治发生了剧烈变化，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赫鲁晓夫国际战略的变化。1963年仲夏，苏美关系远好于苏中关系。在一系列单边行动中，赫鲁晓夫不再把柏林问题视为要优先解决的国际问题，而1958年以来，他一直把柏林问题置于首位。面对1963年春遭遇的一系列国内外挫折，赫鲁晓夫选择了退让和和谈之路，而不是制造紧张局势。尽管现在这位克里姆林宫领导人不得不担心，苏联东欧集团的存在似乎只是一种理论，而不是事实，但他还是让自己改变了思维，而且世界变得更加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