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赫鲁晓夫和肯尼迪寻求在超级大国间达成一致时，世界也在发生着变化。1963年2月8日，阿拉伯复兴社会党推翻了卡希姆政权，并杀死卡希姆。从1950年代末以来，中央情报局一直在谋划推翻卡希姆政权。但在1963年的政变中，中情局到底扮演了何种角色仍是一个谜。“我们没有策划这次政变……（虽然）我们一直对此保守秘密。”其时负责中情局中东事务的詹姆斯·克里奇菲尔德回忆道。但是，伊拉克方面的重要参与者、阿拉伯复兴社会党的总书记则把美国中央情报局描述成另外一种角色：“我们是搭乘中情局的列车上台的。”除使用巴格达的美国大使馆与政变领导人联系外，中情局显然还在科威特启用一部秘密电台以发送其指示。政变策划者中，肯定有中情局的情报人员。然而，最积极的策划者、后来成为伊拉克总统的阿卜杜勒·萨拉姆·阿里夫不在其列。中情局在政变中扮演了极不光彩的角色，但美国只对政变结果感到满意。卡希姆的尸体被扔进底格里斯河，不再能威胁美国在中东的利益。
起初，莫斯科对伊拉克新政权和美国的联系一无所知，而且还对此抱有希望，即政变将不会意味着苏联在伊拉克的所有投入都化为乌为。卡希姆并不是一个完美的救济对象。虽然他曾接受苏联的大量援助——仅次于古巴和埃及，伊拉克是苏联的第三大受援国，但与苏联人的期望不同，他对伊拉克共产党持更强硬的立场。1960年4月，克里姆林宫派米高扬赴巴格达并提醒卡希姆，伊拉克共产党是其最坚定的支持者。而伊拉克则非常礼貌地回应了苏联，劝告后者不要介入伊拉克内部事务。克里姆林宫很清楚，伊拉克新政权将会修复与纳赛尔的关系，但是，一个标榜为中立的、民族主义的、社会主义的和反共产主义的政权是否有别于埃及，还是一个现实问题。1955年以来埃及就与莫斯科保持着密切关系。政变刚过数日，苏联愿意利用这次机会，来和西方大国共同承认新政权。
然而，10天后，莫斯科听到一个可怕的消息——新政权血腥镇压共产党。伴随着街头坦克制造的恐慌，阿里夫政权在全国各地搜捕共产党员。7000人被捕，他们被指控为共产党员，估计他们都被杀害了。对阿拉伯复兴社会党的进攻，克里姆林宫显得束手无策。2月19日，苏联红十字会呼吁国际红十字会“利用其影响力和权威来制止这种屠杀行为”。苏联作曲家德米特里·肖斯塔科维奇、诗人伊里亚·爱伦堡，还有苏联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的其他成员，也都要求国际红十字会抗议这种屠杀行为。莫斯科卢蒙巴大学（最初称为“自由大学”）的大学生们也打出谴责“伊拉克法西斯”的标语，抗议这种暴力行为。这些呼吁并未引起注意。
困扰莫斯科的是，当阿拉伯复兴社会党迫害伊拉克共产党时，埃及却无动于衷。2月23日，伊拉克指责“一些社会主义国家”企图煽动伊拉克北部的库尔德人，以推翻伊拉克政权。次日，伊拉克人逮捕了伊拉克共产党第一书记萨拉姆·阿德勒以及另外两位领导人，第四位领导人因拒捕而被杀害。伊拉克共产党员被大规模屠杀，纳赛尔俨然成为一个帮凶，赫鲁晓夫的中东政策荡然无存。
赫鲁晓夫未曾料到伊拉克会发生屠杀行为，外交政策在那里的失败，要过段时间才能看得出来。2月9日，他似乎还很轻松，那天他接受媒体大亨罗伊·H.汤姆森（后来的洛德·汤姆森）的采访。汤姆森送给赫鲁晓夫一块电子手表，送给他夫人一条钻石项链，赫鲁晓夫就此开起玩笑：“谢谢你。它看上去像是资本家妄想炸毁共产主义世界的某种该死的机器。我会告诉我妻子，让她先用。”然后他又说道：“南斯拉夫人有个说法，他们都支持男女平等。因此，当他们经过雷区时，会让妇女先走。”然而，赫鲁晓夫私下里却对来自伊拉克的报告感到恶心。“阿拉伯复兴社会党从希特勒那里借用了这些手段，”赫鲁晓夫后来告诉来访的埃及军事代表团，“在伊拉克，他们不仅迫害共产党员和其他进步人士，而且还迫害阿拉伯民族主义者和爱好和平的人士。”回想起苏联当初支持卡希姆政权的目的，赫鲁晓夫有些伤心：“我们曾希望以一种进步的方式来搞革命。”
赫鲁晓夫通常会以攻击美国或国际秩序的方式来对第三世界的重大事件作出回应。1956年、1958年他再次在中东挑战英美，既为埃及，也为伊拉克的革命提供某种保护。1960年，他曾威胁华盛顿，并要求联合国进行大规模改革，以此来保护卡斯特罗和卢蒙巴政权。1962年，美国在老挝附近部署军队，让他颇有一种被包围的感觉，或许这也是他决定在古巴部署导弹的最直接原因。然而，1963年2月伊拉克革命变质后，赫鲁晓夫并未以过去的行为方式来作出回应。伊拉克丢失了，可疑的纳赛尔还在帮助阿里夫摆脱莫斯科，若在以前，这一切或许都会激怒赫鲁晓夫采取行动，然而，这次克里姆林宫却有些被动接受的迹象。
1963年冬春时节，国内有人提醒赫鲁晓夫，现在还不是展开反美攻势的时机。1963年的前几个月，新的数据表明，苏联经济甚至比克里姆林宫1962年底所预料的还要差。2月27日，赫鲁晓夫在莫斯科西北加里宁市的一次公开讲话中再次要求苏联人民作好心理准备，他们的生活水平可能不会像先前承诺的那样很快就会得到改善。他还暗示，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追赶美国而付出的冷战成本。他要求苏联公民“给我们时间”来生产更多的日用消费品。3月初，苏联政府发表赫鲁晓夫有关农业生产的讲话文集，其中并未收入1957年“大跃进”的内容。只是发布了一组数据，数据表明，1962年的肉类产量仅达到1960年代初应达到产量的40%。这个目标是赫鲁晓夫先前提出的。克里姆林宫并无意于提醒对苏联人民所做的承诺。3月中旬，赫鲁晓夫撤换了农业部长。
对政府无力满足国内需求而造成的后果，赫鲁晓夫深感忧虑。1963年前3个月，就意识形态问题他发表过三次重要讲话。在公开表达资产阶级对苏联生活影响的忧虑时，他一定会对北京、地拉那，以及苏联东欧社会主义集团其他地方的极左派进行批判，向他们保证，寻求和华盛顿的妥协并不意味着共产主义力量的削弱。但是，他工作的重点还是在苏联国内。
突然改变航天计划的立场，最能体现出赫鲁晓夫的这种忧虑。年初，他向来访的罗伊·汤姆森表示，苏联可能已经在太空竞争中落后了。针对汤姆森提出的苏联何时把人送上月球的问题，赫鲁晓夫非常坦率地答道：“实话实说，我要说的是，我不知道，我不想装腔作势，或者说空话……这还不可能。这也不是我们生活的主要内容。让那些在地球上过得不如意的人们先上月球吧。我们还无意于此。”因为苏联经济下滑，把资金投向登月计划并非明智之举。
3月，赫鲁晓夫断定，不管付出多大成本，苏联人民和东欧社会主义阵营都需要鼓舞士气。在航天领域，苏联和美国旗鼓相当。而且正值中苏关系紧张之时，也是向中国炫耀的好方式。若干年内，毛泽东将不会拥有其自主的航天项目。“停止研制人造卫星是错误的。”在3月21日南行之前的主席团会议上，赫鲁晓夫说道。他还坚持要在1963年的苏联航天项目中吸收一位女航天员，她将是第一位进入太空的妇女。
尽管国内面临重重困难，还有来自伊拉克的外部挑战，赫鲁晓夫还是决定要在古巴问题上继续努力，以缓和和美国的紧张关系。3月中旬，正如他承诺的那样，苏联军方从古巴撤出了另外的驻军。赫鲁晓夫想帮助肯尼迪，但这并非是撤军的唯一原因。古巴人已经在抱怨，一些军人纪律松弛，醉酒意外事件已经上升到一个惊人的数字。但是，苏联人清楚，这有利于肯尼迪，而且也需要减轻右翼施加给他的压力。最近来自克格勃的报告也传达着人们所熟悉的美国总统的形象——他正在承受着继续开战、推翻卡斯特罗的压力。苏联人也想让肯尼迪兑现其承诺——从土耳其撤出朱庇特导弹。
3月底，赫鲁晓夫对肯尼迪的信心似乎将要得到报答。自从罗伯特·肯尼迪10月代表肯尼迪总统作出表示后，苏联政府就一直在密切关注着部署在土耳其的朱庇特导弹。2月，克格勃曾报告，土耳其政府强烈反对撤出伊兹密尔附近部署的导弹。然而，到3月底，所有的导弹都被撤走，而且美国政府还通知莫斯科，它已兑现承诺。土耳其人也特意邀请苏联驻土大使参观废弃的导弹基地。“那里空空如也，只有山羊出没，”苏联大使后来回忆道，“残存的混凝土建筑物已被当地农民拆走。”和武官一同参观现场的苏联大使，仍然对现场遗留的一些金属杆感到忧虑。那些东西在这个被拆除的美国导弹基地可能还起着某种作用。当天夜里一回到土耳其首都，大使就质问土耳其总理，那些金属杆是否表明，以后你们还要再次引进这些弹道导弹。次日，土耳其政府下令摧毁了那些金属杆。
3月底，赫鲁晓夫到南方的皮聪达别墅休息。临行前，他给中国人准备了一些东西。3月9日，北京最终对赫鲁晓夫伸出的橄榄枝作出回应：建议赫鲁晓夫访问北京。那将是时隔4年后苏联领导人的首次访问。如果毛泽东来苏联，赫鲁晓夫准备在莫斯科会见中国领导人。但是，赫鲁晓夫不想去北京。赫鲁晓夫指示苏联外交部长，认真回复中国提出的建议。“不要用争论的方式。”赫鲁晓夫告诫他。即使他们在信中提议休战，但中国似乎还想就苏联对南斯拉夫的政策挑起争端。毛泽东认为苏联过于迁就已违背马克思主义信念的铁托。赫鲁晓夫想在自己的信中客气地提醒中国，莫斯科把贝尔格莱德视为盟友，北京应该接受这一事实。
在皮聪达最初的几天里，赫鲁晓夫又签发了一封给肯尼迪的信。朱庇特导弹撤出土耳其后，赫鲁晓夫决定向美国总统施加一些压力，以让他留意两个超级大国间存在的一些突出问题。这并不是要回到1962年的战争边缘政策上，而只是提醒肯尼迪注意12月的提议，并以此激发华盛顿的新意。赫鲁晓夫直来直去，意味着这封信的语气最终似乎比他所坚持的更具有威胁性。尽管如此，赫鲁晓夫决心不和肯尼迪发生另一场危机。
1963年春，肯尼迪政府很想知道69岁的赫鲁晓夫是否将会退休。3月底，中情局来自莫斯科的报告称，赫鲁晓夫将在其生日那天——4月17日辞去部长会议主席职务。报告解释说，“赫鲁晓夫的同事们感到，由他来亲自主持即将与中国进行的谈判是一件尴尬事”。美国政府认这个情报极为重要，应该让英国知道此事，但后者并未表态。“对于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的内部事务，我们一无所知。”一位英国官员在送给首相麦克米伦的文件上这样写道。
尽管华盛顿的中情局情报分析专家和驻苏使馆的外交官们不相信赫鲁晓夫即将退休的传言，他们认为赫鲁晓夫不是一旦处于守势就会选择离开的人，但是白宫收到的各种不同来源的情报表明，“苏联正陷入一种静悄悄的深层危机之中”。由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办公室主任沃尔特·罗斯托撰写的一份内容充实的高水平报告展望了后赫鲁晓夫时代的苏联。然而，罗斯托并不是苏联问题专家，而且肯尼迪政府的克里姆林宫首席观察家对此也不乐观。卢埃林·汤普森担心，为了回应中方施加的压力，赫鲁晓夫可能会采取对西方强硬的路线。“我越来越担心，”4月初，他在给腊斯克的信中写道，“苏联人或许会被引诱去击落一架我方在苏联周边地区飞行的飞机。”
正当华盛顿在讨论赫鲁晓夫的未来问题时，苏联驻美大使多勃雷宁意外要求在4月3日秘密会见罗伯特·肯尼迪。当天下午，带着赫鲁晓夫的信——信夹在一张报纸中，多勃雷宁来到司法部。不仅送信方式极不寻常，而且信件竟有25页，也没有领导人之间通信惯用的格式。俄国把它称为“谈话文件”，而且文件明显采取了谈话的方式。罗伯特·肯尼迪看完信后颇感忧虑。“这是一派胡言。”事后他向肯尼迪总统透露道。这封信似乎又在重申赫鲁晓夫一贯口气强硬的论调：反对美国在柏林问题、禁核试验和古巴问题上的立场。两年来，他和肯尼迪总统一直和赫鲁晓夫打交道，而苏联人对美国立场的变化却知之甚少，对此，罗伯特·肯尼迪颇感吃惊。“这仿佛是一个来自火星的人写的东西。”肯尼迪说道。
在咨询其他官员之前，肯尼迪兄弟俩秘密讨论了这封信。肯尼迪总统认为，信再清楚不过地说明，冷战一触即发。早在1962年11月，他就曾要求顾问们考虑这种可能性：因中苏关系紧张，赫鲁晓夫是否会在与西方对抗和和平共存之间作出选择。现在，肯尼迪考虑要以一种高姿态来影响赫鲁晓夫。他和罗伯特·肯尼迪商量，派后者立即访问莫斯科，会见赫鲁晓夫。罗伯特·肯尼迪的任务就是要尽力纠正苏联领导人对白宫意图的误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