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布拉莫夫的话已经远远超越苏联的政策。在莫斯科，赫鲁晓夫仍然忙于那些在他看来对老挝非常重要、值得一做的事情。81个共产党的代表齐聚莫斯科，名为参加一次特别会议，讨论国际局势，实际上却是处理中苏间的争论问题。克里姆林宫开始认真考虑梭发那提出的军事援助请求。这是12月7日——就是与会各国代表刚刚离开莫斯科那一天提出的。阿布拉莫夫仍然在万象和金边之间穿梭，他被要求立即告诉梭发那，后者的要求已被批准。苏联答应为老挝王国的三个步兵营和两个空降营提供轻武器。但是，莫斯科不知道老挝急需这批武器。给阿布拉莫夫的指示是，武器将在12月和次年1月间运抵。莫斯科要求北京和河内允许其飞经两国领空，将武器直接空运到老挝。
尽管有些许失望，但听到这个消息越南人还是非常高兴，莫斯科终于要在老挝尽自己的那份责任了。苏联人准备和梭发那政府而不是巴特寮合作。如何让巴特寮分享合作成果，这取决于梭发那。越南人本来的期望是若富米·诺萨万被打败，巴特寮和梭发那之间将会发生一场武装斗争。他们认为莫斯科的政策过于短视。
尽管越南盟友有自己的偏爱，但赫鲁晓夫还是决定把老挝当成一个试验场，以验证这种灵活而又强劲的和平共处形式。最近在古巴和刚果的经历，让苏联领导人知道，他不得不冒一些风险来保护那些有坚定信念的第三世界国家。在老挝，他也将面临同样的问题，但是他会以不同的方式来实践和平共处的政策。莫斯科将会继续支持那些具有坚定信念的盟友，但是，面对当地共产党的反对，它也会和那些国家的中立派结成一种战术性军事联盟。这么做的原因很复杂。赫鲁晓夫认为，美国在这些地区具有决定性的军事优势，他反对北越和中国的乐观看法：不要理会美国，这些国家的武装革命可以取得胜利。苏联的策略就是要为巴特寮成为老挝的政治大党而换取时间。与此相应，赫鲁晓夫想让老挝的共产党员进入这个中立的统一战线，而后者将会得到莫斯科的武装，并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进而增强其势力。“老挝的根本问题是努力消除本地区那些能引发国际干预的因素，使其保持中立。”1961年初，苏联外交部在一份立场声明中称。
苏联支持梭发那·富马，成为其老挝战略的核心。梭发那有国际声誉，保持中立立场，这让不结盟的老挝成为过渡时期最合适的选择对象。因为美国将向梭发那的敌人提供军事援助，莫斯科决心提供相同的军事援助，以保证中立派取胜。通过这种方式，赫鲁晓夫可以在和华盛顿、北京、河内的竞争中占一点优势。
12月10日，阿布拉莫夫最后收到克里姆林宫同意提供武器的消息时，援助似乎来得太晚了。富米的军队离万象仅有50英里，人人恐慌。此前一天，局势非常严峻，这迫使梭发那发表声明称，11万人口的首都将难以抵挡进攻。12月9日，梭发那的情报部长奔舍那要求苏联为他飞往河内提供帮助，以便递交梭发那写给胡志明的一封信，请求后者立即提供军事援助。阿布拉莫夫为情报部长提供了飞机，越南也向后者许诺提供援助。三天后，支持奔舍那的贡勒军冲向万象，和富米的军队展开最后决战。奔舍那建立了一个临时政权以代替垮台的梭发那政权。梭发那已经逃离首都。
奔舍那是亲苏派，然而，他建立临时政权一事并未改变赫鲁晓夫处理老挝局势的策略。苏联领导人对老挝局势未发表公开评论。苏联新闻发言人强烈反对美国对富米·诺萨万“侵略行为”的支持，但是对于这个政策的后果，克里姆林宫并没有对美国发出警告。莫斯科对老挝严峻局势的唯一回应就是为其提供适度的军事援助。12月12日，苏联首批援助抵达老挝，贡勒的军队得到一批榴弹炮。
苏联火炮没有及时运来以挽救即将垮台的万象政权。12月20日，阿布拉莫夫和留下的梭发那政府职员不得不离开万象，不然就会成为俘虏。到12月底，苏联空运的武器已经开始让天平向中立派政权一方倾斜。以河内为中央集结地区，6架里-2运输机向位于东部地区、靠近北越的贡勒和巴特寮军队运送装备。12月31日，重新装备起来的老挝军队发起反击，让白宫吃了一惊，同时也让克里姆林宫松了一口气。不到一个月，贡勒和巴特寮重新夺回万象，并把美国支持的富米军赶出老挝中部地区。
一月初，苏联人和波兰人、越南人，还有梭发那一起讨论老挝的局势问题。波兰人曾和加拿大、印度一同参与达成1954年的日内瓦会议最后宣言。他们说：“现在，老挝问题的解决取决于老挝的军事形势。”对此莫斯科并无把握，赫鲁晓夫决定和柬埔寨西哈努克王子联合起来，尽快就解决这场危机而促成一次国际会议的召开。
老挝局势的转变让赫鲁晓夫颇感欣慰。苏联的军事援助挽救了老挝盟友，其作用远胜于对刚果盟友的救援。然而，赫鲁晓夫大概也意识到，直到万象垮台之际，老挝才得到军事援助，莫斯科几乎错失良机。12月，中国驻河内大使告诉其苏联同行，莫斯科要“抛弃所有政治分歧，尽其所能为老挝提供武器”。对克里姆林宫来说，幸运的是这场冲突涉及的人不多，使用的武器也有限，尽管苏联援助来得晚，但苏联的空运阻止了当地共产党和中立派军队的彻底崩溃。
1961年开始，赫鲁晓夫感觉需要总结1960年与第三世界国家交往的教训。1961年1月6日，就第三世界国家的革命问题，他发表了一个讲话，被广泛引用。一方面，他根本就没有收回其对和平共处所做的承诺；另一方面，他也承认，一定时期，可能需要采取军事行动以保证民族解放运动取得胜利。因为特别提到越南和阿尔及利亚的内战，赫鲁晓夫用“圣战”这个词来描述这些激烈的斗争。考虑到他以往的政治态度，这对他来说是一次退步。现在他希望这次让步将不会意味着未来苏联会卷入许多小型战争中。
刚果的失败不时在提醒赫鲁晓夫，苏联在第三世界国家还面临许多困难，他并没有沉湎于讲话所提及的胜利之中。12月2日被捕后，卢蒙巴一直遭受着蒙博托的拘押。1月中旬，听到卢蒙巴在拘押他的士兵中间挑起政变并脱逃的消息，克里姆林宫感到非常振奋。4天后，1月17日，乐观再次变成愤怒。卢蒙巴再次被蒙博托军队逮捕，并被送往冲伯位于加丹加省的司令部。在刚果，冲伯比蒙博托更为仇视卢蒙巴。从此，人们再未见到卢蒙巴。赫鲁晓夫得知卢蒙巴遇害后，为纪念他，下令将友谊大学更名为卢蒙巴人民友谊大学。苏联领导人仍然相信，在未来的世界，社会主义还有很大的希望，但是眼下，这些斗争还在困扰着他。
任期届满之时，艾森豪威尔一点也没有意识到，赫鲁晓夫对第三世界的感受是多么脆弱。相反，他还要把古巴和老挝的烂摊子遗留给继任者，对此，他颇感恼怒。尽管近来在刚果取得胜利，但艾森豪威尔仍对1960年8月中情局出笼系列谋杀计划而深感恐惧和担心。卢蒙巴死了，但艾森豪威尔决定把如何处置卡斯特罗的问题留给其继任者——约翰·F.肯尼迪总统。
1月19日，和当选总统告别时，艾森豪威尔专门强调了老挝问题。这位将要卸任的总统认为，东南亚整个地区的未来取决于这个小国的命运。“它是酒瓶的软木塞。”他说道。没有几个美国人知道，1960年12月，当苏联开始从河内向有“左”倾倾向的政府军空运武器时，老挝内战的重要性就已经升级。对艾森豪威尔政府来说，赫鲁晓夫的行动预示着一场新攻势的开始，这表明，在这些斗争中，苏联人已经决定要捡起棍棒了。
新总统也提出了自己对老挝问题的见解。1951年，年轻的肯尼迪还是国会议员时，就访问过东南亚。那次旅行中，他曾在印度支那、日本、印度和韩国停留，倾听过不少意见。从那里回来后他极受刺激，因为他看到民族主义非常活跃，它不但被普遍接受，而且如果加以适当的鼓励，还有可能成为第三世界的一股力量。他对自己所属的民主党都没有意识到这种严峻形势而深感忧虑。1950年代初期，肯尼迪也关注着国会围绕谁“丢失了”毛泽东统治下的中国而展开的激烈辩论。和其他国会议员一样，他坚定地支持这个观点，“我们本可以避免这样的结果”，而美国的议员们甚至回避对那些中立派运动的支持，因为它们可能会转向共产主义。肯尼迪先是众议员，后成为参议员。对于第三世界，他采取一种更加细腻的政策。最终，他在印度支那和阿尔及利亚公开支持非殖民化和反对共产主义的政策。
即将就任总统，成为赫鲁晓夫未来对手的肯尼迪还没有决定，他的政策将倾向于古巴还是老挝一边。他确实清楚，那些一成不变的观念或者笨拙的外交官多半不能为美国结交那些他们本应结交的朋友。和苏联领导人一样，肯尼迪明白，在以前的欧洲帝国，“民族主义的烈火蕴藏了很长时间……现在开始熊熊燃烧……殖民主义不再是人们专门要讨论的话题，而是人们经常要说的话题”。肯尼迪预计，对其政府来说，第三世界将会成为冷战关注的焦点。
然而，对于冷战，赫鲁晓夫却有自己的想法。他希望保护那些后殖民时代的盟友，他的这种坚定决心能阻止第三世界发生那些危机。他希望把肯尼迪的注意力吸引到克里姆林宫关注的那些核心问题上来。